自古以来，中国的交通运输，陆路靠的车马，水路靠的舟船，虽然史书上有诸葛亮造木牛流马运粮食的记载，颇有点自动化的味道，可惜千余年间，无数绝顶聪明的人按照书上所说的尺寸规则，无论怎样摆弄来摆弄去，也不能让拼出来的牛马开步行走；改变尺寸另辟蹊径，也一样的没有成功。于是，仍然只能沿用人力畜力水力和风力来减轻人的劳累，至于以转换其他能量来作为代替的设想，却很少有人想过，更没有在现实中实验过。
十九世纪，蒸汽机的诞生，使人类获得一个能量转换的有效途径。它的广泛应用，更改变人类在许多领域内的生存方式。轮船和火车的出现，使得人类在水陆交通上找到比舟船、车马强过许多倍的运输工具。
对于以五千年悠久文明自夸于世的中国来说，用蒸汽船取代人工船的过程，似乎没有遇到多大的麻烦。同治元年正月，正是江南战事最激烈的时候，经朝廷批准，由曾国藩出面购买的第一艘洋人制造的蒸汽机船，开进了安庆港码头。半年后，华衡芳、徐寿所设计制造的第一艘中国人自造的蒸汽机船在安庆江面试航成功。曾国藩为此在日记中写下一句颇为自得的话：“窃喜洋人之智巧，我中国人亦能为之，彼不能傲我以其所不知矣。”
然而，火车的引进中国，则远不是这样的一帆风顺，这段历程的曲折复杂，实在令人可悲可叹！
几乎在购进洋船的同时，以怡和、旗昌为首的英美等二十七家洋行，便向时任苏抚的李鸿章建议，兴建一条由苏州至上海的铁路。因主权问题，遭李鸿章拒绝。次年，英国工程师斯蒂文生来华，又向清廷提出兴建六大干线，即汉口至上海，汉口至广东，汉口至四川，上海至福州，镇江至北京，广东至云南的建议。也因主权问题被拒绝。同治四年，美国商人在北京宣武门外修建了一条一里多长的铁路，欲作为样品来引起朝廷的重视，结果因为中国人从来没有见到这种怪物，被其吼叫声和运行时的强烈震动所吓倒，没有几天便让步军统领衙门给拆掉了。到了光绪元年，怡和洋行修筑了一条由上海至吴淞的铁路。火车在铁路上行驶仍然引起官府民间的一致反对，终于借火车轧死一个士兵的理由，勒令停止运行，不久又用二十八万两银子买下拆毁投入海中。第二年直隶开平矿务局成立，为方便运煤，李鸿章向朝廷奏请兴建一条运煤的铁路，但遭到朝廷许多大臣的反对，事未果。直到光绪六年，李鸿章再次奏请，并特别声明不用洋机车头，而用驴马拖拉，才得到朝廷勉强同意。一年后，由中国人自办的第一条铁路在中国建成了。这条铁路起自唐山，终止胥各庄，全长只有二十二里，由驴子和马拖着车厢在铁轨上走。这在世界铁路史上，可谓独一无二的创举。再过一年，英国工程师金达利用旧锅炉进行改造，终于造出中国的第一台蒸汽机车。这台蒸汽机车的牵引力只有一百余吨，全长一八点八英尺，每小时只能行走五公里，尽管各项指标都小得可怜，然而它却是第一个中国制造的有着完整概念的火车。
与唐胥铁路诞生的同时，一场关于铁路兴建与否的论争也在展开。
光绪六年，前淮军大将刘铭传上了一道名日《筹造铁路以图自强折》，向慈禧太后详细说明修造铁路的重要性和必要性。刘铭传指出其重要性首先体现在军事上，可以迅速调兵运饷，保卫边疆，同时也有利漕务、赈务、商务、矿务、行旅者，并提出兴建南北四条干线，即北京至奉天，北京至甘肃，汉中至河南，清江至山东。考虑到四条干线同时并举，资金短缺，可先修北京到清江一条。若银钱不够，可举借洋债。这份奏折，道理充足，规划详尽，言辞恳切，引起慈禧太后及军机、内阁大臣的重视，下发交朝臣疆吏们讨论。
内阁学士张家骧首先发表反对意见，批评刘铭传是无事生非，莠言乱政，指出兴造铁路有三大弊病：一招致洋人觊觎，二坏沿途坟墓田园房屋，百姓不满，三与轮船争利。
时任直隶总督的李鸿章态度鲜明地支持刘铭传的意见，详细分析兴建铁路有保卫京师、筹办海防等九个方面的利益，并逐条驳斥张家骧的诘难。
李鸿章的折子刚递上，即遭到另一批人的猛烈攻击，这批人中最有代表性的是通政司参议刘锡鸿。此人曾经做过中国酋任驻英公使郭嵩焘的副使。他虽然和郭嵩焘共事，却对郭氏的一套全持反对态度，后来又向朝廷密劾郭氏在外的种种不是，终于使得郭嵩焘被撤职查办。刘锡鸿因此赢得朝野守旧派的称赞。刘锡鸿坚决反对修铁路，说火车虽在西洋通行，但中国断不能仿效。刘锡鸿以一个见过世面的副使身分出面反对修造铁路，很有说服力。于是，刘铭传的建议以“着庸毋议”搁置一旁。
但是，事实胜于雄辩，不少顽固守旧的人逐渐在事实面前清醒过来。这几年间朝廷中有一位举足轻重的人物也终于清醒过来了，此人便是醇王奕谡。通过中法战争，尤其是做了海军衙门督办大臣亲自检阅海军、主持南北海军大会操的盛典之后，奕譞对洋人和洋务的看法有了根本性的改变。
在一片反对声中，奕譞支持李鸿章将唐胥铁路延伸至芦台，并同时组建开平铁路公司。光绪十三年，延伸段完工，整个铁路更名为唐芦铁路，又继续再延伸到天津。由于奕譞的原因，朝廷同意了这一计划。趁此机会，李鸿章将开平铁路公司改名为中国铁路公司，俨然以中国铁路的总督办自居。光绪十四年，全长二百六十里的唐津铁路建成。这时，一个广东商人表示愿意接造天津至通州的铁路。经奕误奏请后，上海报纸很快便刊出中国铁路公司为津通铁路招集股金的广告。消息传出，又招致一班人的激烈反对。
这一班人以新任户部尚书翁同龢为代表。原来，阎敬铭已在一年前就离开了户部。自从颐和园开工后，阎敬铭便因拨款事数次与慈禧相抵忤，惹得慈禧老大不快。于是借故将阎敬铭革职留任。户部尚书崇绮知趣，干脆绕过留任的阎敬铭，源源不断地将款子拨给园工，弄得阎敬铭十分恼火。年过古稀的倔老头终于对官场彻底厌倦，第三次奏请开缺回籍。慈禧是个既专断自用的皇太后，也是一个恩怨分明的女人。她既对阎敬铭于园工持不合作态度甚是不满，但也对咸丰年间帮她渡过难关的老臣始终怀一分眷顾之情，特别是阎敬铭，是她将他再次起用，而他这几年也的确为整饬户部丰富国库做出极大的贡献。故而当慈禧接到阎敬铭的开缺折后，心中不免有一丝伤感。她一面接受他的恳请准予开缺，将闲置三四年的翁同龢补授户部尚书，一面又劝他暂勿回籍，在京师里宽住一段时日，由太医院风疾圣手萧长治给他诊治，待病好再回解州不迟。阎敬铭为风疾苦了二十余年，这几年在京师，早就听说太医院的萧长治极擅长治风疾。阎敬铭是个拘谨的人，尽管京师也有达官显宦私下里用重金请御医治病，但他不愿意这样做。没料到太后逾格示恩，阎敬铭感激之余，遵命在京城赁屋住下。至于户部的大小事情，他决不过问。翁同龢联合内阁学士文治、国子监祭酒盛昱以及礼部尚书奎涧等人上书，说铁路为开辟所未有，祖宗所未创，又将太和门近日失火联系起来，认为这是天象示儆，应将李鸿章的误国误民之举立即停止，以弭国患。
以两江总督刘坤一为代表的一批督抚则全力主张在中国大办铁路，将铁路视为千万人之公利，万世之大利，是安内攘外刻不容缓的急务。
一向以经营八表自命的两广总督张之洞，自然十分关注着这场激烈的争论。今日的张之洞，已经是一位底气甚足眼界更宽的政坛后起之秀。天下督抚，在他的心目中，已没有几个可与之比肩了。靠几十年的积资逐级而上的，多平庸老迈，已成渐薄西山之夕阳，自然不必理论。就是那几位以战功起家的中兴功臣如刘坤一、曾国荃、刘铭传、刘锦棠、岑毓英等，早些年张之洞对他们尚有三分敬畏，现在，这种敬畏已不复存在了。他们的战功，只不过是对神神鬼鬼的长毛和乌合之众的捻子而言，能跟打败拥有世上最强大的舰炮武器的法国人相比吗？张之洞有时想，倘若自己早生二十年，说不定还不会让长毛捻子猖獗那么久；那批所谓大帅名将中，究竟有几个真正会用兵的人，真是天晓得，也不过是时运际会罢了！世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抹去这些人的武的光环后，他们的文的一面就简直提不得了。走私盐枭刘铭传、丘八刘锦棠不说，就是号称读书人的刘坤一、曾国荃、岑毓英等人，也没有一个得举人功名的，要他们不假人手，自己作一篇赋吟一首长诗都不行。探花出身的张之洞一想到这一层，便自觉比他们高出一头地。
中兴名臣这批人中，张之洞真正崇敬的还是他的恩师胡林翼和曾国藩、左宗棠，他们上马击贼下马吟诗，可谓文武双全。可惜，胡林翼英年早逝，曾国藩也仅寿止花甲，就连到老不改英雄本色的左宗棠也在前年去世了。
对于那个被世人公认为中兴名臣之一、领天下督抚之首达二十余年、以群臣领袖自命的李鸿章，张之洞的看法则要复杂得多。
说句实在话，张之洞对李鸿章还是佩服的。当年，李鸿章以一个清华翰林的身分，能看清天下大势，毅然离开舒适宁静的翰苑回原籍办团练，主动投入兵凶战危之地，这一举动就要高过千万个读书破万卷的儒士文人了。后来亲自组建淮军，指挥一支能征惯战的军队，直到在他的手里彻底扑灭流窜四方的捻子，也算得上有统兵之才。这些年，李鸿章能清醒地看到必须学习洋人的长处，并在直隶办机器局枪炮厂，办水师学堂，为北洋大购艇炮，继而又办电报局修铁路，在中国开一代风气之先。这办洋务一途，尤使得从清流变为督抚的张之洞更加钦佩，他不得不承认：这个曾文正公的高足确有过人之处。
但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有时甚至是厌恶。这种心态最初萌生于彼此间的政见不同。
作为清流党中重要人物，在对外关系上，张之洞一贯持强硬态度。但李鸿章多采取妥协的做法，主张退让、息事宁人。对此，张之洞十分看不惯，激情勃发时，他也会和清流党的朋友张佩纶、陈宝琛等人一起骂李鸿章贻误国家，与汉奸差不多。这几年来，尽管他已从清流党的狭隘圈子中走了出来，对李鸿章的某些做法有些体谅，但他还是认为徐图自强和对外强硬并不矛盾。
张之洞不喜欢李鸿章，还因为他对李鸿章的人品有反感。他认为李鸿章的为人，一喜拉帮结派，二喜聚敛财货。李鸿章用人，最看重两个背景，一是不是出身淮军或与淮军有渊源，二是不是安徽人。若有这两个背景，又有本事，他则重用；即便没有本事，他也会优予看顾。安徽人尤其是庐州府的人去找他，他都吩咐手下人好好接待，能安置的尽量安置。他有一句名言：“咱两淮人历来生计艰难，好不容易如今混出一支军旅、出息了这么多人物，父老乡亲来依附你，找碗饭吃，你能让他失望而归吗？”这句话，让千万安徽人听了心暖，却也因此而坏事。李鸿章和他的袍泽们所管辖的地方，无论官署还是军营，都是良莠不分，鱼龙混杂，常常使得英雄气短，志士灰心，最后终因甲午海战大败而坏了他的一世英名。李鸿章在钱财上不检点。他本人是来者不拒，他的兄弟子侄则更是放肆聚敛。他们人在外面做官，家中则良田无数，美宅无算，合肥李氏家族是安徽最大的财主。当时有句民谣：“宰相合肥天下瘦。”对他讽刺挖苦是既辛辣又绝妙。
这两点素为中国传统操守所抨击，也是清流党人敢于与李鸿章作对的所恃之处。李鸿章以乡情和银钱来网罗收买世俗间鸡鸣狗盗之辈，成就了一番英雄豪杰的事业，也因此得罪天下清高之士，招致生前身后洗刷不去的骂名。这原是自古以来，凡做世俗大事的人都不可避免的无奈。“求仁得仁”，就李鸿章本人来说，以他豁达大度之胸襟来看倒也没有什么，但要堵住世人悠悠之口，让人对他有发自内心的敬重，却也是做不到的。
张之洞就是这群人中的一个突出者，即使当年身为洗马一类的小京官，辈份上足足低了一辈，他也敢对李鸿章不恭，甚至指名道姓地骂。
如果说这两个方面，在先前尚未构成直接利害冲突的话，那么在中法之役中，张之洞则实实在在感受到了李鸿章对他的祸害。按照张之洞的想法，是要趁着谅山大捷的大好时机来一个“直捣黄龙府”，将法国在越南北部的势力一扫而光。此事一旦成功，对国家来说，将可长保滇桂一带的安宁，大大提高在世界上的声誉。对他个人来说，则可以建立更大的功勋，留在史册上的这页记载也将更光彩。可惜，李鸿章却害怕因此而打乱他的和局战略，见好就收，最后反而出现战胜国向战败国求和的咄咄怪事。张之洞深怨李鸿章这样做，使国家蒙受了耻辱。李鸿章则多次指责张之洞是矜能自诩，好大喜功。
张之洞从此与李鸿章结下个人仇隙：李鸿章不但误国，也误他张某人！他决心要与这个四朝元老较量较量，让此人感受一下后来居上者的压力。
张之洞和他的幕友们无疑是铁路兴建的热烈支持者。至于如何办，他安排洋务科拿出具体的方案来。
主管蔡锡勇集合陈念礽等人搜集欧美等国建造铁路的历史资料，根据本国的具体情况，提出三个阶段的设想：第一阶段全力支持李鸿章建立中国铁路公司，并成立招商股份公司，先把津通铁路建好。第二阶段兴建上海至南京的沪宁铁路和上海至杭州、宁波的沪杭甬铁路。第三阶段，则为兴建北京到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直贯中国的腹心地带，好比人身上的一根主动脉，对于国家各方面关系重大。但因为线路长，施工难度大，耗资浩大，技术和财力一时都跟不上，故宜摆在第三阶段，待津通、沪宁、沪杭甬三条铁路相继完成后再考虑。
蔡锡勇向张之洞禀报这个三步走的设想后，特别提出：“这是洋务科全体幕友将中外情况反复研究比较后，提出的一个慎重而又可行的计划，希望香帅能采纳并据此上奏。”自赵茂昌首开“香帅”的称呼后，没有多久，除桑治平和杨锐等极少数几个仍沿用旧称呼外，其他人都一律尊称张之洞为香帅。张之洞也乐于听人家这样叫他。
张之洞没有表示态度，只让蔡锡勇把所有的有关资料存放在他的签押房里。
过两天，翻译科主管辜鸿铭对张之洞说了该科几位幕僚的看法。他们认为不必分三个阶段，铁路于中国太重要了，要迅速地大规模地把铁路建起来，因此他建议先建北京至汉口的京汉铁路。这条铁路一建好，立即就建武昌至广州的铁路，可称之为粤汉铁路。两条铁路建好后，从北到南，从燕赵到湘粤，贯穿一气，中国的大脉络就顺畅了，中国的元气便会很快复苏。辜鸿铭的话，张之洞听了颇为心动，只是这的确是一个旷古未有的大工程，其艰难程度不亚于秦始皇修万里长城、隋炀帝开大运河，眼下能动这样的大手笔吗？
桑治平这些日子来，也一直和陈念礽在讨论铁路事。陈念礽来两广总督衙门洋务科已经两年多了。这两年多里，他不仅为事业有成而兴奋，更为表舅父亲般的疼爱而深感温暖。念扔从小就失去父亲。在过去二十年的岁月里，尤其在艰辛困顿、委屈痛苦面前感觉到自己脆弱乏力的时候，幼小的念初是多么渴望一个坚强有力的父亲的呵护和支撑，然而他没有！一切都靠自己挺起肩膀扛着，硬起头皮顶着，咬紧牙关忍着。人前从未低过头，母亲面前他也从未哭诉过，弟弟面前他更要敢于担当。可是，在那些个不眠之夜里，小念礽独自流过多少心酸的泪水！他万万没有想到，二十四岁之后来到广州，却遇到这样一个表舅。表舅对他的关怀和照顾，足以填补这二十年来父爱的缺失。
念礽哪里知道，填补这个缺失正是桑治平这段时期来从心灵深处所爆发出来的强烈愿望。桑治平为亏欠念礽母子太多而内疚，也为半百之后突获亲子而欣喜，他把自己满腔的父爱全部倾注在念礽的身上。他给念礽买来七八套新衣服，又为念礽购置全套新家具。每天夜晚他都会去念初的房间里说话，对念礽所说的一切都有着极大的兴趣。尤其喜欢听念礽谈美国，无论是美国的实业还是美国的政体，也无论是美国百姓的生活习俗，还是上层社会的名流交往，这些从念礽口里说出来的话，都给桑治平带来很大的乐趣。有时念初睡着了，他也会盯着那张越看越像自己的脸庞，很久之后才悄悄离开。休沐之时，他或是陪着念初游五羊城，登越秀山，或是带着念礽到自己家里，置办丰盛的酒食招待他。这段日子里，他给仁梃讲《资治通鉴》。为让念礽也能听课，他对张之洞说，辜鸿铭、陈念礽都是西学好而中学欠缺，必须让他们补上这一课。经史子集有的可不看，中国历史却不能不知，应让他们二人与仁梃一起读通鉴。张之洞很赞同。于是辜、陈天天下午与十八岁的仁梃听桑先生的课。在桑治平与陈念礽每天晚上的对话中，桑多说的是中国学问，陈多说的是西方见闻，二人互补不足，都有很大的提高。
从陈念礽的谈话中，桑治平知道在欧美各国，铁路纵横交错，与机器、船炮一道是国强民富的重要条件。中国幅员辽阔，更需要铁路作长途运输，未来中国最大规模的洋务工程，应该是铁路，谁执铁路牛耳，谁便执洋务牛耳。
笃信管桑之学的桑治平，从陈念礽的无意言谈中悟出一个深刻的大道理：如果说二千多年的管仲、桑弘羊以农商来求富国强兵的话，处当今之世，欲求中国富强，舍洋务之外，别无他途，而眼下最大的洋务在铁路。一个构想电光石火般地在他的脑子里闪现。倘若这个构想付诸实施的话，对张之洞而言，可成就一番绝顶大事业，对自己而言也可酬谢知遇之恩。
几天来，他为这个构想的完善而日夜思索着，也因而心情亢奋着。
这天吃完晚饭后，他约张之洞在衙门签押房里密谈他的构想。
“香涛兄，你想做天下第一督抚吗？”桑治平这句横空出世般的话，给张之洞罩上满头雾水。
“你这话怎么讲？本朝有明文规定，直隶总督才是疆吏之首，我即便想做天下第一督抚，若不取李少荃而代之，一个两广总督，人家也不承认你是老大呀！”
桑治平笑了笑，说：“直督为疆吏之首，是不错，但这只是表面的具文，真正的天下第一督抚不在表面，而在内里的分量。比如说，曾国藩做两江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刘长佑呢，还是曾国藩呢？答案是很明白的，当然是曾国藩。这是因为曾国藩当时正在做削平长毛的天下第一大事业。又如林则徐做两广总督的时候，天下第一督抚是那时做直督的琦善吗，当然不是，而是林则徐，因为林则徐当时也在做天下第一大事即禁烟。所以，依我之见，天下第一督抚不是属于直督的专利，而是属于做当时天下第一大事业的督抚。”
张之洞恍然大悟：“你指的是这种第一督抚，那我张某人当然想。若不是李少荃胆小怕事，鼓动朝廷匆匆谈和，我让冯子材、刘永福他们军队长驱顺化，将法国人彻底赶出越南，按你的说法，那我早就是天下第一督抚了。”
桑治平晃了晃头：“即便如此，也只是立功异域，在中国国内，你还是取代不了李少荃的地位。”
张之洞说：“这都不行的话，那依你看，凭什么可以取代李少荃而做天下第一督抚？”
“眼下就有一桩天下第一大事，谁把这事办好了，谁就将有可能成为天下第一督抚。”
张之洞思索片刻后说：“要说眼下国家的第一桩大事，就是修铁路了。李少荃要修津通铁路，醇王和一批疆吏支持，翁同龢等人反对，还不知道太后倾向哪一边。不过，即便太后同意修津通铁路，那也是李少荃的功劳，轮不到我张之洞的头上。话又说回来，修好一条津通铁路，也算不上建了天下第一功呀！”
“香涛兄呀，香涛兄！”桑治平哈哈大笑起来，“人人都说你目光远大，你也常常以经营八表为志，可惜，你是百尺竿头，尚欠一步。”
张之洞被桑治平笑得不好意思起来：“你说说，欠了哪一步？”
桑治平的上半身向着张之洞移了半步说：“津通铁路不过二百多里，自然算不了很大的工程，但蔡锡勇、辜鸿铭他们提出的芦汉铁路全长三千二百里，粤汉铁路二千四百里，这两条铁路加起来五千六百里，按修二里一万两银子计划，共需银子二千八百万两。五千六百里线路二千八百万两银子，这样的工程算不算天下第一大事？”
张之洞说：“芦汉、粤汉这两条铁路是蔡锡勇他们提出的，等津通、沪杭甬等路建好之后再考虑，辜鸿铭认为可以先建芦汉铁路。我想，这好比历史上的长城、运河一样的大工程，朝廷会有如此魄力接受吗？”
桑治平点点头说：“你的顾虑极有道理，但铁路不是一年就可建好的，假定一年建四百里，八年建好芦汉，所耗的一千六百万两银子，每年只需二百万。二百万只要愿意，户部是提得出的。依这个速度六年再建好粤汉铁路，十四年后两条铁路就可建好。谁若主持办好这事，谁不就为天下立了第一大功？身为督抚者，岂不成了天下第一督抚？”
这话说得张之洞笑起来：“仲子兄，听你的口气，是要我张之洞来做这天下第一事。姑且还不知太后同意不同意芦汉铁路这个规划，即便同意了，我在广州，也与这条铁路搭不上界。这天下第一督抚，我是可望不可即呀！”
桑治平郑重地说：“先看你想不想做这事，若是有意为之的话，再来办第二步第三步。”
张之洞笑了笑说：“有意为之又怎么样？”
“那我们就先上一个折子给朝廷，把李少荃修津通铁路的设想给打掉，让朝廷接受粤督所提出来的芦汉铁路的构想，这是第一步。”
张之洞认真听着，没有做声。
“第二步，请朝廷将你由粤督改调湖督，主持芦汉铁路的兴建，同时作粤汉的规划。湖北居这两条铁路的中枢，你今后坐镇江夏，稳建这不世之功。上可接林文忠公的徽光，下可承胡文忠公的遗绪。”
张之洞拊掌喜道：“这当然好极了。只是这同意建芦汉铁路和平移湖督，都得由太后圣躬独断。自古说天意从来高难问，如何能让太后的心思随着我们的意愿转呢？”
桑治平说：“事在人为。有些事看起来像是极难做到，其实若深入其间，也并非想像中的难；在于去做。”
“如何去做呢？”
“这事在广州不能做，要到北京去。你给我两个月的时间，一个月的旅途，一个月在京师的活动，到了京师后再相机而行。”
张之洞说：“到京师后，当然你可以去找子青老先生，还有阎丹老。可惜丹老现在只是京师一寓公了，不妨也去和他商量商量，听听他的意见。”
“张中堂、阎丹老我都会去拜访的，另外也还可以找仁权，看看他有些什么朋友可以帮得上忙。”
“仁权这孩子老实过头了，没有多大的用。”张之洞摸了摸脑门说，“倒是杨深秀你可以去见见他。他去年中的进士，分发在都察院。杨深秀能干会办事。”
“是的。”桑治平点点头。“有三四年没有见到漪村了，到了京师，自然应该去看看他。”
“还有一个人，你和他也有过一面之交，进京后你也去看看他。”
“哪一个？”
“王懿荣，准儿的亲舅。他在翰林院做侍读。”
“哦，王廉生！”桑治平高兴地说，“他过去是你们清流党的尾巴。据说这几年用心研究古文字，在京师很有点名气，我也很想去拜访他。”
因为王懿荣和清流党，桑治平的脑中突然又冒出一条路来。
“仲子兄，你去看望子青老哥，顺便帮我带件礼物给他。”
很少见张之洞给人送礼，桑治平觉得新鲜。
“梁节庵前些天对我说，赵王街有家端州人开的砚铺，铺子里收藏了一方明永乐年间五蝠献珠砚。你和节庵一起去，把这架砚台买过来。子青老哥平生好砚，把这台砚送给他，他一定喜欢。”
端砚产在广东肇庆府端州，与宣纸、湖笔、徽墨号称文房四宝中的佳品。粤督送明永乐端砚，自然是件既合身分又名贵的礼物。
“阎丹老有风痹，你的老朋友李提摩太与广州洋药行熟，请他代买一些治风痹的洋药。你忙，叫辜汤生去找李提摩太。辜汤生常埋怨无人跟他讲洋话，怕把洋话给丢了，叫他与李提摩太说一天的洋话，让他过足瘾。”
张之洞这样细心地给两位大老安排礼物，足见他对这次进京的重视，同时也给桑治平以启示。他想起此次要见的另一拨人，他们或许比张、阎更需要外官的敬奉。
“香涛兄，你给张万两银票给我。我去相机行事，有的人是很需要这东西的。”
张之洞立即明白了桑洽平的用意，带着歉意地说：“是我考虑不周，带上银票是很重要的。你再细细检索下，一万两够不够，要不干脆带一万五吧！”
桑治平说：“一万两够了，这也是民脂民膏。”
“一万也好，一万五也好，都是我本人的私蓄。这些开支不会动用公款的，你放心好了。”
张之洞如此公私分明，令桑治平感动：“这笔银子，说到底不是为私，而是为公。你作为私款开支，自然更好。既是私人积蓄，我更要精打细算了。具体开支，眼下也说不清，从京师回来后，我再给你一个明细表。”
“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一切由你作主。”张之洞抚着桑治平的双肩说，“祝你成功！”
待桑治平刚转身出门时，张之洞又把他叫住：“带嫂夫人一道去京师，让她回古北口去住些日子，与亲友叙叙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