马尾之役的惨败，震惊全国，朝野均为之悲沮，更为举国同愤不能宽恕的是驻在船厂的两位大员的行为。福建海疆事务会办张佩纶和船政大臣何如璋，竟然贪生怕死，临阵脱逃，致使继三号的江上全军覆没后，四号、五号在法舰的炮击下，船厂因无人主持秩序大乱而损失惨重。
慈禧太后甚是恼怒，立即将张佩纶、何如璋罢官削职；过两天，又将张佩纶荐举徐延旭、唐炯的事加上一个“滥保匪人”的罪名，新账老账一起算，发往边塞流放充军。接着又将闽浙总督何璟、福建巡抚张兆栋一并解职，勒令致仕回籍，诏命东阁大学士、军机大臣七十三岁的左宗棠赴福州督办军务，欲借他的声威镇抚东南，慑服法人。调杨昌濬为闽浙总督。同时下诏宣讨法国罪状，公开向法国开战。
圣旨下到福州的时候，张佩纶尚躲在马尾港三十里外的彭田乡。
张佩纶在彭田乡已经十一天了，这十一天里，他一直在极度的痛苦中度过。出事的那天下午，他被船厂协办和一群工役搀扶着来到鼓山脚下，想在一家农舍里安顿下来，谁知那农夫听说他们是船厂逃奔出来的，便不让他们进屋。工役特别说：“这位是福建海疆会办张大人。”那农夫冷冷地看了看张佩纶，不屑地说：“张大人我们也不接待！马尾港打了败仗，带兵的大人应坚守阵地，士兵们死在沙场，你做大人的却逃跑，有良心吗？”
说罢“砰”的一声把大门关了。
张佩纶受了这番指摘，满脸羞惭，只得继续向前走。又走了十多里，来到彭田乡。吸取鼓山的教训，他们不再找普通农舍而是去找乡长。彭田乡的乡长是一名老绅士，听了介绍后，对着衣衫不整的张佩纶十分鄙夷地说：“你就是那个号称清流健将的张幼樵吗？哼，你也有今天！想当年我的堂弟只因一个小小的过错，你就上章纠弹他，工部为他求情，你硬是不罢休，一连三疏，终于害得他连降两级。老夫还以为你是一个正派的人，原来你才是一个真正不负责任、不要人格的大奸佞。你滚吧，老夫家里不能容忍你这个口是心非的清流！”
这一顿奚落，真的把张佩纶的脸面扫尽，恨不得去掘地以藏。
本来想离开彭田乡，远远地走去，只是经这两番辱骂，张佩纶心更虚，体更弱，实在不能再走了，幸而附近有一所尼姑庵，庵里只有一老一小两个尼姑，都是胆小的女人，看来了一大群身着官服的男人，不敢阻挡，船厂的逃命者再也不敢打起张大人的牌子了，胡乱在尼姑庵里住了下来。
第二天、第三天，张佩纶接连打发人去船厂探听消息，晚上回来时都说，这两天法军天天向船厂打炮，车间多半被炸毁，何大人没有下落，其他管事的一个也找不到。
第四天晚上，派出的工役回来说：法国军舰开走了，炮不打了，但船厂的人恨死了两位大人，何大人借押送银两回福州离开了船厂。工役对张佩纶说，不要回船厂了，回去后会被人打死，不如干脆在这里呆着，过几天再回福州去。
张佩纶昕到这些话以后，心里有说不出的恐惧和悔恨。他知道自己的罪过太大了。法国的军舰在马尾二十多天，居然就轻信谎言没有看出它的真正意图，怎么糊涂至此！
炮火一响，自己就惊惶失措，拿不出一点办法，平日里那多主意都到哪里去了，难道说对军事的筹画只能由安静的书斋里产生，一到真刀实枪的战场，就一点谋略都出不来了？尤其千不该万不该的是，不该离开船厂，那天怎么就这样懵懂，这样混账！
张佩纶想到锥心的时候，捶胸打背，嚎啕痛哭！他想起仅仅只在三个月前，自己还是一位令人敬仰畏惧的堂堂都察院左副都御使，十多年里，劾大员，纠显宦，谈洋务，议兵事，直赢得海内盛誉，天下闻名。说起张佩纶，谁人不称赞是一个气贯长虹、节如劲竹的清流名士？他的那些掷地有声的奏疏，多年前便有琉璃厂的书商找上门，请求让他们选择其中一部分雕版付梓，刷印几千份，好使那些敬仰他的人天天诵读，张佩纶答应过两年再说。倘若不是做这个背时的福建军务会办，来到这个倒楣的马尾船厂，要不了多久，他就可以由副都御使而升都御使，由都御使而拜大学士，他的那些皇皇奏议，便会被千百万士人奉为经典，惠及今时，泽被后世。
可是现在，一切都改变了，一切都破灭了。张佩纶想，他一定会遭到严惩，因为结怨太广，仇家太多，那些人必定会罗织罪名，周纳深文，甚至有可能被判处杀头抄家。
至于那些金声玉振般的奏疏，更会成为一堆废纸，再也没有人去理睬了。“张佩纶”三个字，从此以后将会成为“只会为文，不会办事”，“口头上的英豪，骨子里的懦夫”等等的代名词，千秋万代成为士大夫的反面教材。
张佩纶这样想来想去后，万念俱灰，身如槁木，连起床的力气都没有了，一天到晚僵卧冷床，气如游丝，奄奄待毙。
圣旨到了福州后，会办衙门的官员们四处查访，终于在彭田乡的尼姑庵里找到张佩纶。听完圣旨，他暗自庆幸没有杀头，一丝生机又从体内恢复。他无理由也无脸面作任何申诉，叩头谢恩完毕，稍过几天便穿起囚服踏上戍途！一路上他时刻担心，生怕再有后命。
果然不出他所料，不少人上折痛斥他，更有许多清流党的怨敌，此时都要将他从戍途上召回，交刑部议决，处以立决。慈禧权衡了一下，没有召他回京，只是将戍边的年限由五年增至八年。
张佩纶刚披上囚衣，陈宝琛又中箭落下马来。本来，马尾之战爆发前，因擅许赔偿法人五十万军费一事，慈禧早已对陈宝琛不满，战火烧起来之后，陈宝琛又奉曾国荃之命巡视长江人海口及沿海防务要塞，督促加强战备，防御法国兵船从长江口打入。
陈宝琛在巡视过程中，亲眼看到海防要塞军纪涣散，防守松懈，将士们对从西洋进口的枪炮火药的使用，懵然不知。军中赌博之风盛行，有的通宵不眠，一夜之间的胜负达数百两之多。营官克扣军饷几成通例。更为严重的是，前线最高将官陈浞萎靡贪侈，险诈骄纵，不仅品性恶劣，而且才能平庸，当此非常之时，恐坏国家大事。陈宝琛回到江宁之后，把这些情况如实告诉曾国荃，岂料曾国荃不但不支持陈宝琛，反而指责他不该随便批评前线将士，扰乱军心。
原来，陈浞乃曾国荃的同乡姻亲，又是百战沙场过来的生死之交。曾做山西巡抚时，陈为山西按察使。曾做江督时，又奏调陈为水陆马步统领。陈的贪骄，曾不是不知，但陈是他的心腹，他有意维护。陈宝琛不知深浅，口无遮拦，曾如何不恼！
但陈宝琛依然秉他在京时的清流亢直之气，认为不向朝廷如实反映，则有负太后的重托。联系到曾国荃平日的倚老卖老荒废公事，陈宝琛忧心忡忡，于是给慈禧上了一道辞气激烈的奏疏，在禀报江南海防的实情后笔锋直指陈浞：“直视兵戎为儿戏，等纪律于弁髦。其才智足以济其奸，贪权适以成其骄。在曾国荃不过任用姻私，失知人之明，在国家则直豢养无赖，酿玩兵之祸。臣若谬托和衷，坐观成败，于曾国荃则为姑息，于皇太后、皇上则为不忠。”
既已点到曾国荃，陈宝琛干脆一吐痛快：“曾国荃自奉命督防以来，初尚踊跃，一人直境，日就颓废，老病日增，志气日挫。见宾客则卧榻而呻，谈戎机则涕流而道，观其愁苦龙钟之态。几若旦晚就木之人。若以为真耶，孱暮衰气岂可临戎；若以为伪耶，挟诈畏难岂非负国？”
陈宝琛这一道密折进京不久，便有平时用重金收买的宫廷耳目密报曾国荃。曾国荃、陈浞知道后，怒火万丈。这些白刀子进红刀子出的人对背后捣鬼的秀才恨之入骨，报复起来决不手软。
曾国荃一面指使人上奏朝廷，无端给陈宝琛加上一个收受法国人五万两银子的贿赂罪名，又无中生有地说陈宝琛在江南期间狎娼嫖妓，行为不轨，有伤风化。还有人上奏揭老底：保举徐延旭、唐炯是张佩纶与陈宝琛的合谋；张既是滥保匪人，陈不应逃脱责任。
江宁城里，曾国荃从此不理睬陈宝琛。所有会办南洋事务大臣应该参与的事情，曾国荃一律不让他参与，将陈宝琛晾在一旁，无事可做。陈浞更指使一些兵痞子在陈宝琛的住宅四周寻事生非，无理挑衅，弄得陈宝琛形影孤单，凄凄惶惶，日不能食，夜不安寝，处境尴尬，心绪烦乱，如坐针毡，如处火炉，狼狈至极！
这时，陈宝琛才悔不该来到江宁做曾老九的会办，才知道清流只能存于京师，离开京师那个圈子，则孤立无援，寸步难行；也终于明白，世事的复杂，实事的难办，远非书斋里可以想得到的，至于忠诚正直、廉洁律己，这些书生们所推崇的品德，也只是在文章里才有光彩，而在现实世界中，它们并没有多高的地位，更没有丝毫的力量可言！
陈宝琛的迂腐，终于为自己招来苦果。慈禧采取对张佩纶同样的手法，新账老账一起算，一道上谕，将陈宝琛连贬五级！
陈宝琛身心交瘁，心灰意懒，他也不想回京师去做一个低微的小京官，便借母老为由，回籍侍亲。朝廷很快批下来，成全了他的“孝心”。
陈宝琛离江宁那天，江宁各大衙门无一人相送，倒是一群丘八在码头上焚纸燃炮，意谓送瘟神，弄得陈宝琛又愤又羞，欲哭无泪，如漏网之鱼般匆忙开船。
谁知陈宝琛这次回籍，一住便是二十四年，直到光绪、慈禧相继过世、宣统登基之后才回到京师，那已是白发皤然，垂垂老者了。可怜一个正派清流名士，直到临死还不知道他这一生究竟栽倒在何人的手里！
而就在他黯然离宁的时候，恭王府里的鉴园主人在私心庆贺，醇王府的高参孙毓汶在暗自得意，李鸿章也有出了一口气似的舒坦。至于那些遭张佩纶、陈宝琛纠弹的人则更是弹冠相庆，喜形于色。更有许多对清流抱有仇恨、讨厌、嫉妒、轻视种种复杂心态的人，此时都把目光盯在这几年甚得圣眷、官运极好的清流中的幸运儿张之洞的身上，且看他究竟有几分能耐！
马尾之役的战况很快便传到广州，接着，严惩福建大员及对法宣战等圣谕都下达到各省，张之洞这些日子来心情甚是沉重。他既为战事失利而忧愤，更为老友的不幸而痛苦。他实在不明白，一向精明气壮的张佩纶，何以在战场上如此窝囊无用，再不济，也不能临阵脱逃，这不是有无指挥才能和临阵经验的事，这是关乎于责任操守的大是大非！
张佩纶多年来在张之洞脑中的高大形象开始低矮褪色，两广总督的心里不由得对老朋友生发出几分鄙薄来。
朝廷已向法国宣战，两广毫无疑问成了备战的重点，广东又是重中之重，广东军事上的要务首在增强武器装备。张之洞请张树声通过李鸿章的关系，为广东再购买二十尊德国克虏伯钢炮，又请彭玉麟派人去香港向英国军火商买一批枪支弹药。
就在这时，桑治平、王之春从越南回到了广州。
在衙门签押房里，桑、王将此次去越南实地考察一个多月的情况向张之洞作了详细报告。
目前中国在越南的兵力有四支，即驻扎在谅山的由广西巡抚潘鼎新统领的桂军约三千人，驻扎在镇南关的由提督衔总兵杨玉科统领的滇军约一千五百人，驻扎在文米的由原布政使王德榜统领的湘军约一千二百人，以及驻扎在宣光一带的由刘永福统领的黑旗军约四千人。四支人马合起来虽近万人，但各自独立，没有形成一股统一的力量。名义上潘鼎新负有总指挥权，但杨、王、刘均不服他。潘鼎新的桂军其实多为安徽子弟，是新淮军，军纪差，力量弱，潘本人遵循其老主子李鸿章的旨意，重在和而不在战。桑、王都认为潘不能担负越南战场上的主帅重担。
张之洞凝神听着这来自前方的实实在在的消息，心里琢磨着，潘鼎新任不了主帅，谁又来做头领呢？
桑治平、王之春兴奋地告诉张之洞，他们这次在宣光山林里遇到了一个奇人唐景崧。
唐景崧这个人，张之洞数月前已风闻其名。他原本是吏部的主事。越南出事后，他主动请缨入越，要为朝廷招抚黑旗军。唐景崧的这个行动，对于京师官场而言乃是一个惊人之举。随着太平军、捻军之乱的次第平息，十余年来，京师又恢复过去的文恬武嬉歌舞升平的时代。京中各部曹的官员习惯于按部就班，因循守旧，巴望的是公务少，拿钱多，迁升快。漕运早已恢复，海运也已畅通，南方的稻米瓜果丝绸茶叶源源不断地运进京城。人在北京，可以坐享各地的美昧。大部分京官不愿外放，倘若硬要外放，最好是两司巡抚，若放的是道府一级，则非江浙苏杭不可，若分到云南、陕甘，即便是连升两三级，也都视为畏途，千方百计找门子拉关系，以求改调或干脆免去。大家都如此习以为常的时候，突然冒出了一个唐景崧，居然要离开京师安乐窝，到万里绝域去招抚啸聚山林的刘永福。不要说越南乃蛮荒小国，眼下又正处在兵凶战危之时，单说招抚刘永福便风险极大，倘若事机不成，岂不贻笑天下？京师中那些老成稳重、聪明圆熟的大小官僚对唐景崧此举大不以为然。但也有人深为赞赏，认为这才是英雄豪杰的作为，正所谓“万里觅封侯”。不历艰险，不行万里，如何成得了大功业？李鸿章、曾国荃等人赞赏，张之洞也赞赏。他笑着对桑、王说：“唐景崧是今天的张骞、班超！”
桑治平告诉张之洞，唐景崧为刘永福筹画了上、中、下三策。上策是乘越南内忧外患之际，揭竿起义，取代陵福而做越南王。下策为据守宣光一带，坐待法人得势而被驱逐。中策是与潘、王、杨等人合作打败法人而保持在越南的地位。
张之洞说：“刘永福接受了哪一策？”
王之春说：“中策。”
张之洞点点头后又问：“你们见到了刘永福吗？”
“见到了，并与他相处了三四天。”王之春说。
关于刘永福，张之洞只知道他早年参加过天地会，与朝廷对抗过，失败后率部逃到越南，因为打赢过法国人，早两年被越南封为宣光副提督，其他方面所知甚少。
“刘永福这个人怎么样，可用不可用？”
桑治平说：“这个人虽识不了几个字，但头脑明白，一直没有忘记自己是中国人，他手下的黑旗军也还可以打仗。在他所接受的唐景崧的中策基础上，我们劝他打败法国人，借立功之机回国，结束异国他乡的流浪岁月。他同意了，但提出三个要求。”
张之洞忙问：“他有些什么要求？”
桑治平说：“第一，他希望回国后，能给一个相应的官职，他的部属能至少保留一半人。”
张之洞说：“立功受赏这是正理。保留一半旧部，也可商量。此事将来由我奏请朝廷。”
“刘永福认为潘、王、杨部均不可指望，故他希望能让唐景崧回广西招募一支二千人的子弟兵，由朝廷发饷。”
“这个也好办！”张之洞爽快地答应了。
“第三，刘永福希望能由冯子材来指挥在越南的中国军队，请总督敦劝冯子材出山入越。”
张之洞颇为吃惊地说：“刘永福信得过冯子材！”
王之春说：“刘永福讲，若由潘鼎新做主帅，必不能服众，若冯子材出山，打败法国人或有希望！”
听了桑治平、王之春的禀报，对越南的战事，张之洞的心里踏实多了。
为郑重其事，张之洞专门从虎门、黄埔前线请回彭玉麟、娄云庆、吴宏洛，又召集包括粤军提督、总兵在内的广东省的高级文武官员，一起商讨越南战场上的局势及应对策略，会议开了整整三天。会后，张之洞又和桑治平私下计议了两个晚上，最后对越南局势形成一个较为完备的认识。张之洞和桑治平都认为，军事实力上，中国跟法国比，若比水上之仗，是绝对不如，若比陆地之仗，除武器不如外，其他方面多有胜过之处：如兵力上可以超过法国，对地理的适应上要强过法国，供应给需上也比法国有优势。在越南北圻要打赢法国不是不可能的。扩充军队很有必要。张之洞决定召唐景崧回国，由他在广西招募四营一千五百子弟兵，并发给他二万银子的军饷。但目前在越南缺的是一个能得众望的军事统帅，故请冯子材出山是最重要的事情。考虑到各方面的原因，张之洞接受桑治平、王之春的建议，亲自到钦州去敦请冯老将军。
二十年前，张之洞做客胡林翼武昌署中时，便听胡说起过冯子材。那时他以总兵身分驻军镇江、丹阳一带。胡林翼和湘军将领们都看不起绿营，独对冯子材表示佩服。冯子材的过人之处，除冯本人武功超众用兵有方外，还表现在他的廉洁上。当时湘军为筹军饷而建厘金制，无论水陆，遇关设卡，凡经商做买办的，值百抽十。绿营本有固定军饷，不能抽厘，但许多绿营将领见此有大利可图，便擅自设卡抽税，与湘军争利，湘军对此也无可奈何。冯子材的军队所在地镇江、丹阳本是富庶之区，部属也有劝冯子材学别的绿营样，但冯子材却不为所动。所部驻扎镇江一带六年，军纪也较好，没有发生与地方争斗之事。曾国藩赏识冯子材，经他力荐，冯子材得以升广西提督，并获黄马褂之赏。同治九年，出驻镇南关，平定越南北圻匪盗。光绪元年任贵州提督。三年前，因年高而致仕，家居钦州原籍。
钦州属廉州府，向正西方向走二百余里是刘永福的老家上思，往西南方向走二百余里，则到了越南的边界。从广州去钦州，以走水路为宜。
张之洞请桑治平再麻烦一次陪他走一趟，桑治平对冯子材心仪已久，欣然同意。这种出访，通常都是大根陪护，但这些天，他正害着病，于是就由前向才从山西来投奔的张彪顶替。
张彪是山西榆次人，二十刚出头，因拳脚功夫好，当年在太原府时与大根要好，又因为都姓张，便结为拜把兄弟。大根没有亲兄弟，便将张彪视同手足。衙门里有大根忙不过来的事，大根便请张彪帮忙，几件事办得好，得到了张之洞的赞赏，便正式招进衙门做了马弁。张之洞来广州，本来张彪要跟着来，恰逢母亲病逝，便回榆次办丧事去了。在家里住满一百天后，他千里迢迢一人赶来了广州。
小海轮沿着近海区走了三天，这天傍晚由龙门海驶近淡水湾，然后再从钦江入海口溯流而上，不到十里便是古老的钦州城了。刚踏上码头，便见钦州县令刘勉勤带领一班人马迎上来，一个粗壮的汉子举着一把硕大的淡黄色万民伞走在最前面。张之洞见到这把万民伞，眉头马上皱了起来，命令立即收起。刘县令笑容可掬地对张之洞说：“打万民伞迎接贵客，是钦州县由来已久的风俗，请大人赏脸接受吧！”
张之洞板着面孔说：“什么样的贵客可以享受这种礼节？”
刘县令答：“知府以上的文官，参将以上的武官，发了大财的商贾，这些人都可以享用万民伞迎接的礼节。还有两种人，一是新科进士回籍，二是年过八旬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百姓，祝寿时也可以动用一次万民伞。”
听到这里，张之洞的脸色开始缓和下来，对着刘县令和其他前来迎接的人说：“在别的地方，万民伞是用来送那些为百姓做了好事的清官离任的，想不到贵县的风俗当作迎接客人用。我向贵县提个建议，今后官员，无论文官还是武官，以及发财的商贾来钦州，一概免去这个礼节。官府的开支乃民脂民膏，百姓一丝一粟都来之不易，能省则省，切不可铺张讲排场。至于商人，为富不仁者多，不能再以万民伞来助长其气焰。但贵县对新科进士回籍，和四代同堂家风清白的八十老者祝寿动用万民伞，却是很好的举措，可以起着激励士人发愤读书，敦劝百姓尊老齐家的好作用，今后应当保持。本督还希望两广各县都向贵县学习，凡对厚风俗、利教化的良行善举，县衙门都应当予以表彰推行。”
刘县令和所有前来迎接的人员，齐声称赞制台大人的这个好建议。张之洞高声说：“今天，就从我开始，收起万民伞，我们一路步行进驿馆。”
想不到张之洞如此体恤民情，大家不约而同地欢呼起来，簇拥着他一同进城，引得许多百姓围观，都在悄悄议论：两广还从未见过这样平易的大官！
吃晚饭时，刘县令对张之洞说：“宋知府昨夜派急足通知卑职，说大人到钦州的目的是看望冯老将军。冯老将军住在荔枝湾，我这就派人到荔枝湾去告诉他，叫他明天上午到城里来，如何？”
原来是昨天廉州府通知钦州县的，怪不得刘县令事先就在码头上等候，张之洞的本意是并不想这么麻烦县衙门的。他说：“不要麻烦冯老将军了，我们到荔枝湾去看他。”
刘县令说：“荔枝湾离城有二十多里，路不好走，还是叫他来吧。”
张之洞放下筷子，沉下脸说：“我是专程来看望冯老将军的，几百里的路都走了，还在乎这二十多里吗？冯老将军快七十岁了，叫他进城，我们舒舒服服地坐着，于心也不安呀！再说，我还要借这个机会查看查看贵县的风气和田里的农活哩！你明天和我一道去，我们都不穿官服，也不骑马坐轿，冯府不要事先通知，沿途百姓也不要惊动。你能走吗？”
刘县令虽不到四十，却因长期养尊处优，早已发福，肚子大得像怀胎七八个月的孕妇一样，平时连一两里路都不愿走，来钦州做了近三年的县令，足迹不出城外五六里。现在要他走二十多里的路，他如何吃得消？但在这个年近半百的总督面前，他敢露出半点为难吗？忙连声答：“能走能走，卑职也常常到四乡去视察民情的，天气热，明天我们早点吃饭，早点动身。”
“好，明天我们五点半钟吃饭，六点钟动身，沿途也不打尖了，中午之前赶到荔枝湾。”
张之洞也不同县令商量，就这样做了决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