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这个层面来说，旧党的根基甚至是超越简单的南北地域之分的。大约只是在陕西、益州、两浙路的乡村，倾向石党的士人会略多一些；在江南东、西与福建路的乡村，倾向新党的士人会多一些，除此以外，便都是旧党的天下！
因此之故，亦或是因为旁观者清，韩拖古烈看到了一个宋朝许多人都没有意识到的政治现实——在宋朝，倘若没有旧党的支持与合作，任何变法、任何政策，都不会有好结果。韩拖古烈相信石越是明白这一点的。在韩拖古烈的观察中，石越一直都在礼让旧党，或许旧党会在中枢失利，以旧党内部的派系矛盾重重来说，这是极有可能的，可是在这个庞大帝国的最底层最根本的地方，却依旧是由旧党的支持者与同情者把持的。倘若中枢的胜利者够聪明的话，那么，不管他取得了多大的胜利，他仍然需要竭力避免不要将旧党变成自己的敌人。
而旧党如今的领袖，不出于范纯仁、吕大防、刘挚、程颐四人。和战大事上，程颐直接影响力有限，刘挚很难接近与游说，韩拖古烈能寄予希望的，就只有范纯仁与吕大防。倘若这两人倾向议和，那么刘挚也很可能同意，如此一来，不管石越心里面究竟打的什么主意，他多半也要妥协。小皇帝更加只能屈服。
然而，范纯仁的态度却出乎韩拖古烈意料的强硬。
这也是可以理解之事。韩拖古烈再如何了解宋朝，他到底不可能知道宋朝确切的军费开支与国库积蓄。旧党并非是不想让大宋朝如汉唐一样，有着辽阔的版图与强大的军力，事实上，熙宁、绍圣年间的旧党，年纪大一点的，正是当年支撑着仁宗朝与西夏的战争的那些官员。这些人只不过是比一般新进的官员更加了解战争的困难，而在某些选择之上更加现实而已。
但倘若现实并不需要他们做抉择的话，那么战争也同样可以成为他们的选项。
更何况，范纯仁本身就是旧党诸领袖中，立场最温和者。这个“温和”，当然不是对辽国，而是对新党与石党。他与石越原本就是有极好的私交，对石越也十分信任，在这个时候，只要石越不同意议和，范纯仁断不至于做出釜底抽薪的事来。
韩拖古烈失望而归，回到都亭驿，又有下人来报，称吕大防也婉拒了他求见的请求。
这时候他终于不再怀报幻想，着人将早已写好的辞行表送至礼部，讨了国书，即吩咐韩敌猎与萧继忠并一众随行，收拾行装。宋廷果然也并不慰留，当日皇帝赵煦便颁了敕令，赏赐韩拖古烈一行，又有两府各部寺官员来辞别，并安排了护送的文武官员与军队。
韩拖古烈暗中计算时日，知道耶律信早晚间就要停止和议，重启战端，眼下宋廷虽然待之以礼，但一旦战事重开，那就祸福难料，保不定便会被宋人扣留，当下也不敢再多停，次日便在数百名天武军的护送下，离了汴京。
韩拖古烈虽然一心想要兼程北归，奈何出了汴京，还是宋人的地盘。护送他们一行的宋将，是天武二军的一个指挥使，唤作郑夷中，官阶不高，不过是个正八品的宣节校尉[1]，可是为人却不太好相处，绍圣中宋军马匹渐多，天武二军虽是步军，却也配有不少战马，这郑夷中部下五百余众，便个个有马，但他却仍接着步军的速度，每日算着时间，最多走六十里。超过六十里，无论韩拖古烈如何好说歹说，他都多一步也不肯再走。有时候更是托言种种变故，一天下来，连二十里都走不到。韩拖古烈心里着急，想要悄悄贿赂郑夷中，但他却不知道，这郑夷中早就受了陈元凤的嘱托，哪敢违命？离京之前，陈元凤便警告过他，限期到达大名府，只许晚，不许早，早一个时辰到，便要郑夷中项上人头。金银再好，终不如自己的脑袋好。
郑夷中那里既说不通，韩拖古烈也无可奈何，只得外示从容，随着宋军缓缓而行。如此非止一日，转眼之间，便到了九月，而韩拖古烈竟然还没到大名府。一路之上，各是坏消息不断传来，先是传闻辽主知道宋廷终无和意，大怒之下，已经中止和议，深冀一带，已经重燃战火。据说韩宝率军屡次进犯冀州与永静军，向宋军挑战，但王厚始终坚守不出，绝不应战。
此后不久，又传来消息，称宋帝下诏征发京师禁军，除调集了包括宣武二军、骁骑军在内的步骑两万五千余人的禁军，又在京师、河北诸镇及逃难百姓之中，征募精擅武艺的勇壮男子两万余人组成一军，并尽数征调朱仙镇讲武学堂之学员充入军中担任武官，赐名“横塞军”[2]，拜天武一军副都指挥使王襄为主将——如此一共征发了步骑近五万人马，组成“南面行营”，又拜熙宁朝宿将、王襄之父王光祖为南面行营都总管，以李舜举为宣抚使司提举一行事务，随军北上，大举增援石越！
这个消息传到韩拖古烈耳中，让他又是惊讶，又是担心。这王光祖本是仁宗朝名将“王铁鞭”王珪之子，将门出身，能征善战，颇有勇略，熙宁初年也曾在河北做过边臣，其时为了一点小纠纷，萧禧率数万大军压境，而王光祖看穿了萧禧只是虚张声势，竟遣他的儿子王襄，当年不过二十来岁，单骑赴会，说退萧禧。此事令萧禧印象十分深刻，曾多次与韩拖古烈言及。但王光祖与王襄都有些时运不济，王光祖做过多任边臣，虽然治军有方，却也没能立下多少了不起的战功，每逢大战，他总是阴差阳错的错过，如熙宁西讨之时，他在广西路；西南夷之乱时，他又调任河东路……最后还因为在黔州路当知州时，对治下夷人过于残暴，受到弹劾罢官，绍圣之后，便调任三衙，并在朱仙镇兼个教官，清闲度日，据说如今已是六十好几。而王襄自当年与萧禧一会之后，二十多年间，皆默默无名，只是在禁中安分守己的做侍卫，偶尔出外，担任过几次“走马承受”的差遣——说白了，就是皇帝派出去的耳目之臣，中规中矩，积功积劳，用了二十多年时间，才做到天武一军的副将，究竟有多少统兵之能，便是韩拖古烈这个“大宋通”，亦不得而知，只怕这其中，主要还是因为他是两朝皇帝的亲信武臣。倒是王襄的幼弟王禀，韩拖古烈数年前还见过一面，弓马出众，颇有当年萧忽古之风，只是当时年纪甚小，掐指算来，如今最多不过二十来岁，官爵未显，世人也未知其名，却不知此番是否也随父兄出征。
故此这赵煦以王光祖为帅、王襄为将，韩拖古烈实是有些讶异的。如今南朝有名的将领不少，如王光祖父子，虽说二十年前还算颇具声名，可若非韩拖古烈曾格外留意，大概如今也已经要算是籍籍无名之辈了。但他也并不会因此而感到放心，在他看来，越是这样的籍籍无名之辈，石越与王厚便越好统制，南朝在河北又多出近五万兵马，于大辽可算不得一个好消息。
韩拖古烈却哪里知道，这其实不过是赵煦在一心简拔亲信而已。此番随这近五万人马北上的，除了李舜举，还有陈元凤！李舜举的“提举一行事务”，是位在诸总管之上要职；而陈元凤本就身兼宣抚判官之职，二人既在军中，这王光祖，其实也就是拱手而已。赵煦有心要将这只大军交给李舜举统率，然如今宋军既废监军之名，又不便公然以内侍掌兵，做为权宜之计，赵煦只好费点周折，以塞两府门下之口。这只大军，石越虽指挥得动，可是却绝对轮不到王厚来插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