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拖古烈舌辩滔滔，一口气说完这一大段话，方才停顿了一下，朝着韩维与范纯仁抱拳一礼，又诚恳的说道：“拖古烈此言，还望二公三思！”
然而，虽然他的话听起来入情入理，却也打动不了韩维与范纯仁。
二十万贯的确不是个值得一提的大数目，尽管自绍圣以来，宋朝军费开支日渐减少，但这也只是相对过往每年军费折算下来远远超过五千万贯缗钱这个天文数字而言的。从宋仁宗至熙宁年间，宋朝每养一个禁兵，平均每年开支少则五十贯，多则一百贯——而无论怎么样进行改革，这笔平均开销是很难摊薄的，绍圣年间，军费开支最低的一年，曾经只有三千四百余万贯，折合下来平均每个禁军的开支只有六十贯左右；大多数时候，每年日常军费开支，总不会少于四千万贯——而这已经令宋朝君臣欢欣鼓舞了。毕竟绍圣年间的缗钱，早已经没有仁宗朝那么值钱了，想要回到每五十贯养一禁军的时代，大概永远都不可能了。而宋朝的中央税赋收入，折算下来，已达到每岁七八千万缗之巨，日常军费开支，由当年占到每年中央税赋收入的五分之四以上，成功的降为如今的二分之一强，这也是宋朝能够迅速的走出交钞危机的重要原因。这对于宋朝来说，算是一个标志性的事件，新党们认为这是王安石新法的成功；石党认为石越变法的成功，而旧党则相信这是司马光战略收缩策略的成功。
但不管是谁的成功都好，最直接的结果就是，如今宋朝国库不缺钱，打得起仗。
战时的军费开支远高于平常是不用多说的，特别是熙宁西讨之后，赵顼颁布了《熙宁赏功格》，重新详细的规定了禁军杀敌、俘获、重伤、轻伤、战死等等各种情况下的丯奖赏抚恤。尤其是加大了对获胜部队、参加艰苦战斗部队的集体赏赐，加重对斩杀、斗杀敌人的赏额，对战斗中受重伤、轻伤者也给予重赏，比如凡在战斗中受轻伤者，即赐绢十匹，重伤者除赐绢十匹外，还可优转一资，连续在几次战斗中受重伤，赏赐更是惊人。这改变了宋军过往完全以首级、胜负定功过赏额的做法，的确提高了宋军的斗志，可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便是战时军费开支的激增。
韩拖古烈说得一点也没有错，当年王韶开熙河，半年多点花掉近千万贯，连王安石都不敢再公开他的军费开支。可是今时不同往日，自四月开战至今，不过短短四个月，包括救济逃难百姓在内，宋朝的各项开支早已经迅速的超过了两千万贯！
然而，即便在范纯仁心里，这个仗，仍然还打得起。只要军事上不造成无法挽回的巨大的失利就好。
“林牙所言差矣。”范纯仁望着韩拖古烈，不管遇到什么事，他说话的声音总是不疾不徐、从容淡定，哪怕他是在辩驳、批评别人，语气也总是十分的温和，“天下之事，抬不过一个‘理’字，若是无理索求，休说二十万贯，便是二十文亦不能给。林牙将北朝启衅，归咎于两国互市，然则当日萧卫王出使后，北朝已经提高许多货物之关税。便丝绸来说，丝绸入辽境，原本是十五抽一，其后贵国改为十分抽一，不久又改为十分抽二，而商旅遂绝。连大食胡商，亦宁可过西夏贸易，也不愿前来中京。此后贵国改回十分抽一，商旅复通。北朝三易其法，我大宋未置一辞。为何？因为我大宋并不贪图与北朝通商之利，两国互市，是为互通有无，而我大宋无大辽有者少，大辽无而大宋有者多，此非是我大宋贪图互市之利可知。北朝要果真以为互市上吃了亏，是何物上吃亏，便禁绝何物入境可矣，又何必背盟犯境，伤我百姓？恕我直言，与北朝互市之利，于我大宋，不过九牛一毛，不值一提。便是自此禁绝互市，又有何妨？只恐贵国不肯！”
“尧夫相公说得不错。”韩维也点头说道：“他事可以不计较，然道理不能不明。若北朝果真继续穷兵黩武，恐更非智者之所为。还望林牙归国之后，能向大辽皇帝晓明利害。我大宋确是诚心议和，然而却并非是乞和。诚然，我大宋禁军未必便能稳操胜券，然大辽的宫分军亦不能说有必胜之把握。如今之事，是辽国先背信弃义，犯我疆界，似不宜再贪得无厌，见利忘害。否则，若北朝定要选择干戈相见，大宋亦不敢不奉陪！休说是两千万贯，便是两万万贯，又何足惜？！”
韩维和范纯仁将话说到这个地步，韩拖古烈知道再说什么也已没有意义。他微微叹了口气，缓缓起身，欠身长辑，说道：“既是如此，拖古烈亦已无话可说，就此告辞别过。不过，拖古烈与二公，当仍有相见之期。但愿下次相会之时，二公莫要再如此固执。”
韩维与范纯仁也连忙起身，回了一礼，笑道：“彼此彼此，愿林牙毋忘今日之言。”
韩拖古烈抱着最后一线希望，在汴京又多留了这数日，但结果却让他大为失望。
到政事堂拜会韩维、范纯仁之前，他还想着虽未必能如他所愿见着小皇帝，但韩维、范纯仁都是重百姓之福祉而轻边功之人，一切所谓的“宏图霸业”，倘若要累得百姓流离失所，或者赋税加重、生活困苦，那在二人尤其是范纯仁心中，实是轻若鸿毛。而只要二人略有动摇，他便再去设法去拜会吕大防，这位新任的吏部尚书，如今几乎已经完全是司马光晚年政治理念的继承者，韩拖古烈曾将他的政见归结为六十字——“省事、汰兵、薄赋”。一切大的变动，能没有就最好没有，更不用说打仗，别人打上门不得不应战也就罢了，但是只要能有机会恢复和丯平，那就没有理由再继续打下去。倘若能用二十万贯恢复和丯平，特别是能换回被掳的百姓，韩拖古烈相信吕大防没有理由拒绝。省下来的军费开支，足以帮助那些遭受战祸的河北百姓重建家园，并且将沿边州郡都修得固若金汤，再造一条大名府防线。战争的目的是什么呢？还不是为了让百姓能重返家园、安居乐业，从此再不受侵略？倘若这一切不需继续打仗也能达成，那为什么还要打仗？
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南朝的旧党，是最不在乎“天丯朝上国”脸面的一群人。不去管他们实际上是怎样的一群士大夫，至少在政治理念上，他们的确是将思孟学派的“民本”之说，在这一个方面，发展到极致的人。这也是为什么，在南朝，倘若是一个“货真价实”的旧党去做地方官，当地的赋税收入可能不会急速增加，也可能不会马上就看到商旅往来、工商兴盛的繁华景象，可是，他们会远比新党与石党的官员更受当地士人、百姓的欢迎与爱戴。
韩拖古烈一直这坚信这才是旧党最大的政治根基所在。从整体实力来说，旧党的影响力，要远大于新党与石党，因为他们植根于南朝的每一个乡村，受到最广泛的士人与农民的爱戴与支持。对那些常年在乡村之中，且耕且读的中下层士人来说，接受旧党的理念显然更加容易。而新党与石党，倘若离开城市，他们就难再找到多少的士子能接受他们的理念。即便他们也读王安石、石越、吕惠卿的书，可是他们所处的环境，很容易就能决定他们内心的倾向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