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事堂。
“前有某僧犯禁，苏颂因蒋安之请，枉法循私，纵之不问——仅此一事，苏颂便难逃其罪！陈世儒人伦逆案，案情甚明，而苏颂又故意拖延，久不定罪，其心甚不可问，其辜负皇上、朝廷亦甚矣——下官自吕公著之子希绩、希纯家中，搜到二人写给苏颂之信稿数封，皆为陈世儒关说者，其词更连及吕公著，由此亦可证实，此前有台谏弹劾吕公著干涉陈世儒案，皆是事实！书信抄本在此，列位相公若道不信，可自读这几封书信便是……”
舒亶趾高气扬地看着他面前的几位宰执——吕惠卿、王珪兴灾乐祸，冯京、王安礼不置可否，范纯仁、孙固则脸色铁青地看着那几封书信草稿的抄本。他心里不由感觉到一阵得意，可惜的是，司马光不在这里——舒亶在心里遗憾地想道。从原则上来说，政事堂虽然不会参预案件的审理，却有权力过问一切重大案件，只是司马光因为自己的儿子也涉案，却不得不回避。不过，回不回避其实无关紧要，正如政事堂过不过问也无关紧要一般。御史台是可以与两府抗衡的机构，这桩案子，舒亶早已上奏皇帝，是皇帝震怒，下令“穷治”，他才敢大胆抓人的。他本来就不怎么在意政事堂的想法，现在更加是有恃无恐。想到这里，他不由看了一眼右边的石得一，这个阉寺——他轻蔑地想道，皇帝任命这个权势熏天的石得一与他一道审理此案，但阉寺到底是阉寺，他才进政事堂时，辞色不逊，可被范纯仁喝了一声“贱奴尔敢”之后，便几乎吓得战战兢兢，连说话都不敢大声了。舒亶当然明白其中的原因——国朝制度，两府掌握着宦官升迁、惩罚的权力。所有宦官的升迁，都要经由两府同意；而极端的情况下，两府的相公们，甚至可以不经皇帝同意，直接将宦官流放——而这几乎是致命的惩罚，因为依据祖宗之法，宦官有错受到惩罚之后，便不可以再复用了。所以，果真若给范纯仁抓到把柄，哪怕石得一再怎么样有权有势，只怕也抵不过政事堂一纸敕令。象范纯仁、孙固这些人，做出什么事来，都不奇怪。
不过，对于舒亶，他们却无可奈何。御史的职责，就是纠绳百官，就是制衡两府。
范纯仁轻轻地将那几封书信抄本放到案子上，抬眼看了舒亶一眼，缓缓道：“这几封信稿，其辞暖昧难辨。”轻飘飘地给过评语后，又问道：“那司马康又是缘何事得罪？”
舒亶抬头迎视范纯仁，见他黑黝黝的瞳子，闪着深不可测的光芒，不知为何，竟心中一凛，忙低下头避开他的目光，道：“是陈世儒的好友晏靖亲口招供，他素与司马康交游，曾经向司马康关说此案。”
“唔？”范纯仁声音突然提高，仿佛很惊讶地望着舒亶，问道：“仅此而已？”
“司马康是否许诺晏靖关说陈世儒案，晏靖虽未招认，但司马康也难脱嫌疑！”舒亶听出了范纯仁话里的陷阱，立刻又回道：“他若是清清白白，当晏靖关说之后，便当将此事禀报朝廷。然数月以来，他却隐瞒不语，焉得不令人生疑？司马康是否涉及此案，背后是否还有权贵涉案，御史台自当穷究到底，查明真相。”
他话音刚落，范纯仁尚未及说话，吕惠卿便接过话来，道：“宪台之设，正为纠察百官。若有官员犯法，上至宰相，下至青衣，御史皆得以法弹劾纠察，这是祖宗之良法。但司马康之事，听舒大人之言，却不过是片面之辞，难保便没有人攀污……”
“相公放心，下官自当查明真相。”舒亶向吕惠卿一欠身，却用眼角瞥了范纯仁一眼，一字一句地说道：“但在真相大白之前，非但司马康嫌疑无法洗脱，下官亦已上表章弹劾司马光，要请他避位待罪！”
“那是足下的事。”孙固寒着脸，冷冰冰地说道：“皇上是圣明之主，自不会为奸小所欺。孙某也不瞒舒大人——仅凭着这两封信稿中子虚乌有之辞，便道吕公著涉案，孙某以为难以令人信服！若有人想借此兴大狱以谋宠信，朝中君子尚未死尽，只怕不能轻易如愿！”
“参政说得极是，今日主圣臣贤，若有人想欺上瞒下，弄权舞弊，下官亦以为绝难如愿。”舒亶微翘着嘴巴，反唇相讥道：“下官备位台谏，管你是相公参政，亲王戚里，只须得他沾惹罪嫌，便必定弹劾纠察，绝不容私。霜台大门，正为此辈而开！”
说罢，对着众人长揖到地，傲然道：“今日下官便就此告退。相公们若于案情还有疑问，行文至御史台，下官自当回文解释。告辞了！”说完，又是团团一揖，竟扬长而去。石得一怔了一会，也慌忙告退，追随而去。
“小人得志！”孙固望着舒亶的背影，气得“啪”地一掌击在案上，抖着胡子道：“列位，我要即刻求见皇上，诸公有谁愿意同去？”
“孙公且稍安勿躁。”王珪听说舒亶要弹劾司马光，他素来痛恨司马光，心里不由极是痛快，这时却不得不故作姿态，假意劝解，一把拉住孙固的袖子，慢条斯理地劝道：“此事还须从长计议……”
吕惠卿也在旁劝道：“参政便是性急，舒亶虽然沽名钓誉，但他如今所为，到底是挑不出甚不是来，所谓‘清者自清’，司马君实原也无甚要紧的。况且皇上正要倚重于他，岂会许他便此避位？如今皇上圣体违和，为人臣者岂好便为这还是捕风捉影之事，到皇上面前吵将起来？依我之见，便让舒亶去查，清者自清，难道便真能让他冤枉了去？查清楚了，司马君实心里才能自安……”
他张口“清者自清”，闭口“清者自清”，冯京、王安礼亦点头称是，孙固转头去看范纯仁，却连范纯仁也默然不语。他心里更不耐烦，冷笑道：“受教了。然我岂不知‘清者自清’？但我亦知这世上，还有‘锻炼成狱’！诸公既不愿去，我亦不敢勉强！”说罢，一抱拳，亦扬长而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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范纯仁目送孙固怒气冲冲地离开尚书省后，因这日并非他当值，亦起身告辞。他也无心去刑部，便径直回府。
范纯仁对舒亶颇为了解，熙宁十七年的台谏中，舒亶是惟一有“省元”身份的人，宋朝最重进士，虽然近年来亦颇为提倡“文武并重”，但长久形成下来的习惯，非一朝可以改，进士及第依然在人们心目中被看重，舒亶为礼部试第一名，那种无形中的优越感，亦使他与旁人不同些，他在御史台，也素以敢于任事、不避权贵而闻名。而且，除了胆大包天、无所畏惧之外，舒亶极擅长罗织罪名、拷掠讯问，凡经他过手的案件，定是穷究到底，凡涉案之人，无论轻重，一个也不会放过——若依着史迁以来形成的观点，这就有点类似于“酷吏”了。因此，舒亶也素为旧党士大夫所不喜，而舒亶同样也不喜欢旧党士大夫，倒与吕惠卿走得极近，常被人视为“亲附”吕惠卿的。但在范纯仁看来，舒亶与吕惠卿的确一居台谏，一在“政府”，互通声气，互相支援，但舒亶倒未必便可视为吕惠卿的党羽那么简单。
不过，不管怎么样，陈世儒案既然落到他手中，那后果就真的不堪设想。陈世儒夫妇固然罪大恶极、死不足惜，但是偏偏他夫妇都是宰相之后，陈、吕两家亲属姻戚多为朝士，吕家更是当世少有的名门望族之一，旧党重臣，罕有不曾与吕家有瓜葛的——舒亶碰上了这么一个大案，正是扬名立威之时，又岂会轻易收手？但是，最让范纯仁忧心忡忡地是，按理来说，这种可能倾动朝野的大案，以当今皇帝之英明，又怎么会随随便便发到舒亶这样的“酷吏”手中？就算舒亶与吕惠卿是沆瀣一气的，这事后面有吕惠卿的操纵，但是，即使是皇帝病重，范纯仁亦不相信吕惠卿当真便能操纵皇帝。舒亶也罢、吕惠卿也罢，皆不足虑，当今皇帝是极能控制自己情绪，不以一己之喜恶而行事的明主，但如若不是皇帝错估形势，那范纯仁只要想一想，都会心惊肉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