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并无外人，我们姑嫂说说闲话，又不是干政，有甚不敢说的？”向皇后轻描淡写地说道。
但这怎么会不是干政？！只是清河这会实已无退路，只能硬着头皮继续说道：“圣人知道云萝这番心意便好，否则云萝这般胡言，真要死无葬身之所。第三样好处，是桑充国既是前头王相公的女婿，又是石学士的大舅子，听说他与程颐又是司马相公诸君子所看重，朝廷台谏，半数皆是二人之门生，故此这才许多官员为之延誉。这二人为六哥之师傅，虽则六哥名份早定，亦无人敢生觊觎之心，但这总也是个好处——朝廷公卿自然不会惟此二人马首是瞻，但至少总不至于因为师傅之故，而横生枝节……”
清河这番话，朱妃听得似懂非懂，向皇后却是在心里频频点头赞许。二人与朝中新、旧、石三种势力都颇有渊源，但若以为二人为资善堂直讲，这三党便会齐聚六哥旗下，六哥地位从此巩固，那是自然是极天真的想法。但是，正如清河所说，至少这二人为太子师，三党都不会觉得过于难以接受。倘使一个这于明显偏向旧党的人做太子师，那么新党对六哥继位，自然会有点想法；反之亦然。这二人便可以避免这等坏处。
有这三条理由，在向皇后看来，其实已经足够。
却听清河又说道：“而且，桑、程二人皆为布衣，以布衣一跃而为太子师，其敢不感奋？”
这又是直指人心的话。向皇后与朱妃对视一眼，二人皆微微点头。向皇后与朱妃在政治感情上，到底还是偏向旧党的，这时候听清河说二人皆为司马光诸君子所看重，心里更无顾虑。她们与高太后不同，她们最主要的寄托，便是在六哥赵佣身上。既然已经认可对赵佣有利，二人便下定决心，要竭力促成此事。
而便在当天晚上发生的事情，更加让向皇后与朱妃意识到尽快给赵佣选定老师的急迫性。当晚亥初时分，皇帝突然高热发烧不止，昏迷了长达一个时辰。而且，更糟糕的是，除了这个令太医们束手无策的病外，医官们更确诊皇帝的胃溃疡病，越发的严重了，在当天竟然出现了呕血与黑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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田烈武被释放回家后，每日便安心地在家里享受着天伦之乐，一面设法筹集三百贯缗线给李浑当盘缠与安家。三百贯哪怕对田烈武来说，也是一个很大的数目，汴京到现在还在流传着一则笑谈——现在《海事商报》报的主编唐坰，当年做御史准备弹劾王安石之前，便是先找人借了三百贯当做路费，才敢上章弹劾的。事实上当然很有区别，众所周知，唐坰后来是筹钱创办了《谏闻报》。但这则谈资其实离“真实的情况”相差不远，宋朝官员，无论文武，薪俸都还算优厚，但官员们不仅要养家糊口，还要承担更多的交际应酬，应付许多的往来借贷，加上当时家族观念浓厚，很多官员出身时靠着整个家族的扶持，发达之后也不免要回馈家族，比如掏出钱来在家族建立义仓，兴办学校……即使是中高级官员，如果为官清廉，也会有财政状况极不健康的情况出现。象田烈武这种，刚刚晋升为中级武官未久的，虽然较之当年已是不可同日而语，但其实也就是堪堪能在汴京换一座大点的宅院而已。行伍多年，官做得越大，开销也是越大，既不敢克扣军饷，又不敢私自回易，吞没俘获，部属有什么困难，他还要自掏腰包加以周济，虽然因此甚至得军心，但是钱袋子却是注定不可能太鼓的。但李浑却比他更穷——到此时，田烈武才知道李浑祖上，居然是沙陀人。李家虽历代皆为班直，但因为他为人任侠豪爽，父兄又先后都在宋夏战场牺牲，因此家里除了一座四壁光光的宅院，两个儿子三个女儿外加两个侄子、一个侄女共八个小孩要养活外，也是穷得叮当响。他转任军法官，亦是有不得已的原因——家里既然穷，升官的机会就少，而军法官俸禄较曾通军官要优厚些，于他家的窘境，总是不无小补。这番被贬，于李浑家实是一次重大的打击。李浑平素在京师的那般朋友，这会都躲得远远的，再也不肯露面。田烈武是捕头出身，自然知道这些没有盘缠的被贬斥的官员，在路上会是什么样的境况。兼之李家这种境况，他更不能放任不理，没奈何下，亦只得东拼西凑，替李浑来筹集路费与安家费。他也不敢去找石越、唐康、秦观这些人，好在田家在开封府的衙役中间，还是有点名望的，田烈武虽然倒了霉，在家闲置，但毕竟大大小小还是个武官，那些衙役捕快也还不至于象李浑的朋友那么势利，一人几百文几贯的凑，竟硬生生是凑齐了这笔钱。
送走李浑之后，田烈武更加无所事事，每天除了去侍卫步军司点卯外，便是天天在汴京城里闲逛，每日里在茶馆喝茶听报。直到有一天，他在城西金梁桥街附近，发现一座规模宏大的“刘楼藏书阁”。
在此之前，田烈武并不知道，刘楼藏书阁早在熙宁十五年的时候，便已经超过白水潭图书馆，成为汴京乃至整个大宋最大的公共图书馆。
其时在桑充国的一力鼓吹之下，即使在战争不断的情况下，宋朝朝廷在公共教育上的开支，也是逐年上升的——虽然比起庞大的军费开支，那是根本不足一提；但毕竟也是在进步。早在熙宁十三年，英年早逝的欧阳发便率先提出“识字率”的概念，倡导官府应当要全力提高识字人口的比率。在欧阳发去逝之后，桑充国与程颐便接过了这个火矩，桑充国在《天命有司》中，更将之视为政府当然之责任与义务，不容推卸。程颐则将这些概念，纳入他哲学体系中“道”的范畴，加以鼓吹。这些鼓吹，其实暗合了熙宁十五年后，宋廷中那股反对继续战争，主张休养生息的政治势力，亦迎合了平定西夏之后，民间普遍的厌战情绪。在种种压力之下，政事堂第一次下令调查全国范围内（不含刚收复的灵夏地区与海外领土）的识字率与男童就学率。
调查的结果显然不可能乐观。要知道，在另一个时空中，１９世纪中期，勉强可以识字的伦敦庶民阶层的小孩，不到百分之十，会写字的更低；而法国于１８８１年实施义务教育法后，实际就学率竟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点四！
托儒家一千多年来实际是以教育为立足之本的福，大宋的情况倒还不至于这么惨淡，但也够糟糕的。
识字率方面，汴京是最高的，却也仅仅刚过三成，其实是杭州、扬州与成都。在某些地区，更是只有可怜的百分之一。全国平均识字率约百分之二十。（阿越注：有人认为，中国古代识字率最高者为宋朝之三成，至清末滑落为二成。小说暂取较保守之数据。至于怀疑论者若谓不信，请一笑可矣。小说家言，不必当真。惟古代东方识字率远高于西方，自不待言。江户时代之曰本，１９世纪中幕末时期，庶民阶层男子达五成四，女子达二成，武士阶层百分之百。同样在１９２０年，曰本儿童就学率达九成以上，莫斯科却仅达二成。）
至于男童就学率，自《兴学校诏》颁布以后，倒是大有好转。在汴京，有桑充国持续的努力，兼之又是天子脚下，就学率竟高达六成五。但让人吃惊的是，男童就学率最高的城市却是杭州——除了商业的发达，江南的学风浓郁外，也因为有种种技术学校、以及伏波学堂的存在，使得其就学率竟然达到惊人的七成。不过这只是极少数的繁华的特例，在全国范围内，平均就学率亦不足四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