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臣倒有个办法。”石越谨慎地措辞着，秦观与薛奕，都曾经拜会过他，高丽的局势，他已经反复地考虑过许久。“大宋要保持对高丽的影响，不但不能停止贸易，还应当加深贸易。适当地让高丽人更深地参预到海外贸易中，是一个长期的办法。但短期内，只恐难见成效。但若白送钱财给高丽人，这却是个恶例，臣亦反对这样做。”
石越小心地回视了皇帝一眼，又继续说道：“臣以为，不如借一笔钱给高丽。”
“借？”赵顼不由反问了一句。
石越微微点头，道：“高丽国缺钱，借钱给高丽，可以起立竿见影之效。但这笔钱也不能白借。朝廷如今国库拮据，一文钱也不能乱花，骤然间要掏出一大笔钱借给高丽，对朝廷财计，无疑是雪上加霜。”
赵顼听得频频点头，却听石越又说道：“臣估算了一下，以国朝与高丽之间的贸易总额，朝廷每年借给高丽国一百万缗钱左右，便足以巩固王运之王位。”
“一百万缗？！”赵顼几乎吓了一跳。
石越毫不迟疑地点点头，又道：“一百万缗。以后借多少，可以再商议。第一笔借款，要起到作用，不妨就多一些。这笔钱虽然借给高丽，但是，该怎么花，却不能由高丽人作主。”
赵顼不知不觉间，便被石越的主意吸引住了。
“朝廷借给高丽的一百万缗，高丽国必须全部用来购买指定的大宋商品。所以，这一百万缗，只是一个账面上的数字。朝廷也不必真的运一百万缗铜钱到高丽。”石越怕赵顼不明白，又解释道：“比如高丽国想买大宋某家商号十万斤盐，那么高丽人可以只要出二成或者三成的铜钱，其余七八成的货款，便可以从这笔借款中抵销。那家卖盐给高丽国的商号，拿着相应的凭证，再到朝廷这里来领取剩余的货款。朝廷扣除商税后，再交付货款便可。如此一来，高丽国的危机，便可迎刃而解。而朝廷借出去的钱，归根结底，还是宋人赚到了。而且，高丽人也不可能一次便将这一百万贯的借款花光，他们交易时毕竟有一个时限，国库也可以得到缓解。”
赵顼听到这里，精神不由一振。但凭他对石越的了解，知道石越肯定还没有说完，便只是赞许的点了点头，继续听石越陈叙着。
“除此以外，借钱便要有抵押，或有担保，还要定下还钱的期限。何时还钱，利息几何，这些可以由有司与高丽使者去谈判。总之不妨放宽点，但不能让他们觉得太轻易。”石越娓娓而谈，赵顼恍然之间，竟感觉到似一个巨大陷阱，送到高丽人的面前，“臣不指望着高丽人如期还款，借钱容易还钱难，自古皆然。臣以为，不妨便让高丽人以物抵债。今年高丽人借了朝廷一百万贯，明年朝廷让他们用谷物还债，高丽国这一年间，便得拼命种谷物；若让他们用人参还债，他们这一年间，便得拼命挖人参；有朝一日，陛下若要用契丹战士的头颅来抵债，高丽人亦不敢不从……这笔借款，便如同一根绳索，勒在高丽人的脖子上，可以起到意想不到的作用。既不能让他们欠太多的债，免得逼急了他们翻脸不认账，跑到辽人那边。也不能太少，太少作用便不大。要恰到好处，便要靠利息与抵押。在他们的偿还能力之内，他们借得越多，利息越低，买货物时价格越低，要付的现钱越少；借得越少，则反之……”
说到这里，赵顼已接过话来，笑道：“朕看用不着这么麻烦，朝廷肯借钱给他们，其焉有拒绝之理。”他说的却是实情，自春秋战国之后，国与国之家互相借贷的事情，便几乎从未出现过。宋朝开出如此条件，对于王运来说，简直便如同天上掉肉饼一般。他没有任何拒绝的理由。
“最要紧的，是朝廷有讨债的能力。”石越也笑道，“与朝廷交好，最不济，可以挖东墙补西墙，可以年复一年的借钱度日；若胆敢交恶，钱借不到了，还要引来兵戈之灾。只要他们借了第一笔钱，高丽国便从此被牢牢地绑在了陛下的战车之上。只要朝廷不逼人太甚，高丽国从此便是大宋最可靠的盟友。”
“最可靠的盟友？”皇帝不由得哑然失笑，他笑着摇了摇头，却不是否定石越的建议，而是在感叹着。司马光对于财政的看法，并非全然没有道理。尽量减少不必要的开支，对于国家财政来说，的确是重要的。但是，司马光依然过于谨慎了，除了裁并州县，汰减一部分官员，是由他主持的。此外诸如军制改革裁汰老弱兵士、整编禁军；发行交钞等等较为积极的财政措施，都与司马光没多大关系。凡是涉及到财计上的问题，司马光都没有太多的办法。在皇帝看来，他的户部尚书，只知道一味的保守与谨慎。这与赵顼的性格，无疑不太合拍。但是皇帝也需要司马光，一方面司马光的存在，有极重要的政治上的意义；另一方面，司马光也可以在必要的时候，狠拉缰绳，将狂驰中的奔马勒住，以免跑得太快，而掉下悬崖。所以，皇帝让司马光掌握户部，却将太府寺始终交到理财较有手段的石党和新党手中，不让旧党染指。
在皇帝看来，石越是一个永远不会让自己失望的人。他总能找到巧妙的办法，来解决别人无法解决的难题。这一点很重要。赵顼胸中的雄心壮志，在即位十八年后，不仅没有熄灭，反而越燃越旺。他需要有才干的大臣，特别是在有事之时。
但赵顼的身体并没有配合他的心情，因为精神突然的亢奋，他忽然急促地喘息起来。
“陛下！”石越心头浮过一片阴云，声音竟有点颤抖。
“朕没事。”赵顼勉强挤出一丝笑容，说出三个字，又停了好一会，仿佛在积蓄力量，方又说道：“今日便先议到这里。卿回去好好想想，朕想给六哥、七哥找个老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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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越没有想到的是，自十七日琼林苑接见，直到七月二十日，皇帝竟然都一直卧病不起。虽然这对宋朝政府的运转来说构不成太大的影响——宋朝的政治传统与新官制的精神，都不太需要皇帝处理具体的庶政，皇帝真正需要的，只是掌控高级官员的任命，以及充当最高的裁决者；但是，皇帝的健康与否，依然关系到政局是否稳定。两府宰执大臣经过商议后，决定不顾各国使臣在京这一事实，公布皇帝的病情。这一看似极为自信的举措，其实已经表露了宰执们的担心——他们害怕皇帝突然崩驾，如果不事先公布病情，就可能引来许多的猜疑，对于以后的朝局十分不利。尽管邸报与《新义报》上发布的病情，经过了许多的修饰，但是稍有政治头脑的人，都知道皇帝病得已经极严重了。
而紧接着，又有两种流言，开始在汴京流传。第一个流言，是据说皇太后与皇帝正在给太子寻找合适的儒士当老师，太子赵佣，很快便要出外到资善堂读书。这个流言流传很广，很快引起了许多官员的注意，每个人都希望成为太子的老师，这明显便是飞黄腾达的捷径。而另一个流言，却只有极少数与禁中的内侍关系密切的官员才知道（这些官员多半与旧党、白水潭关系密切）——据说，皇太后瞩意的资善堂直讲，是白水潭学院院长、《汴京新闻》总编桑充国，以及白水潭学院明理院院长、著名的理学家程颐。没有人知道这个流言是何处传出来的，但人们都相信它与禁中的内侍有关。这个消息是如此的宝贵——如果皇帝崩驾，不到十岁的太子继位，高太后显然会垂帘听政。迎合皇太后的意思，是博得皇太后好感的重要方式。而且，这是不要担任何风险的——桑充国与程颐可以说是当今天下没有做官的儒士中，声望最高的两个人。他们道德高尚，掌握着清议的力量，学生遍布天下朝野，拥有巨大的影响力。这两个人当资善堂直讲，品德、才华、资历，都不会有任何质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