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康、田烈武案审结，皇帝下两府台谏学士院杂议，渭南兵变案也随之正式公告天下，坊间流传的谣言得到官方的证实，顿时天下震动。报纸在传播信息方面，发挥了难以想象的作用——随着新义报、汴京新闻、西京评论、海事商报、秦报的发行，渭南兵变的整个过程被详细地报道给大宋各大城市的市民们，结果引发了赵顼完全预想不到的波澜——尽管赵顼已经与政事堂商议下诏免除渭南五年的赋税，命令陕西路妥善安葬死难军民，又召集了三百多名高僧前往渭南念经超度冤魂，但宋廷君臣依然低估了此事对普通士大夫与市民的冲击。禁军与武人的形象，原本经由石越苦心经营，再加上伐夏的巨大胜利，已经大为改观，可以说自唐末以来从未有这么好过。然经此一事，却不免再次受到严重的损害。朝野清议对雄武二军的鞭挞，不可避免地殃及池鱼，对武人固有的成见与疑忌重新抬头，铺天盖地的严厉批评，在短短几天之内，就将枢府、兵部、卫尉寺给淹没了。枢密使文彦博尽管身为三朝元老，但亦免不了饱受质疑；连新上任的兵部尚书孙固，都难逃指责；而为了应付朝野巨大的压力，两府更是不得不逼迫卫尉寺卿“主动”请辞，从而开始了一个噩梦般的历史——自此以后，大宋竟无一人能自“卫尉寺卿”这一职位上全身而退。但更直接的压力则是让三衙与禁军的官兵们承受着，他们在很长一段时间，出门时都不敢穿军袍……
毫无疑问，雄武二军的兵变，不仅是大宋军队之耻，此事的公开，更是给了军制改革以来一意整肃军队纪律，重朔武人形象的改革派当头一棒。最糟糕的是，宋军内部的派系之争，更由此事而公开化——无论是殿前司诸军，还是西军、河东军、东南军，没有人愿意替河朔禁军背黑锅，陕西的《秦报》首先公开替西军分辩，将矛头鲜明地指向河朔禁军，从五代时期的老账开始翻起，措辞严厉的批评河朔禁军纪律不整，战斗力低下，称其“卫国无能，祸民有术”，公开呼吁朝廷应当重用西军将领，整肃河朔禁军纪律。然而这样的指责并不能让人服气，河朔禁军中并非人人都是大老粗，马上就有将领上书朝廷，要求朝廷主持公道。但不妙的是，河朔禁军的将领们对西军的得意本来便不服气，即使在河朔地区，许多禁军中，都是西军将领把持着要职，这更滋生其不满。此番渭南兵变，他们认为正是朝廷轻河北重西军使然，是朝廷错误的政策将西军将领放到了错误的位置上，由西军将领的鲁莽少谋，而酿成了这一悲剧。在他们看来，雄武二军兵变，西军将领是要负大半责任的。
呈上这封奏折与在奏折上面署名的将领，很快便受到了枢府的严厉训斥，全数都被降职，调离禁军。宋廷是不愿意看到军队中发生派系之争的，文彦博雷厉风行地抑制了事态的进一步恶化，然而这样的处置却改变不了什么事情——奏折的内容很快传到了西军将领的耳中，事实上西军这些年势力遍布枢府与兵部、三衙，也根本瞒不住他们，虽然朝廷的处置让他们无法多说什么，但其心中对河朔禁军固有的偏见，却日甚一日；而在河朔禁军看来，朝廷这样的处置，却显然是偏向于西军的，他们不敢对皇帝与文彦博有什么不满——文彦博本人在河朔禁军中威信极高，但却将内心的愤懑，转到了一直压在他们头上的西军身上。
其实，在当时一段时间内，承受压力的并不只是河朔禁军，也不只是西军，而是全部的大宋禁军。只不过，人们习惯站在自己的立场来思考问题，于是河朔禁军与西军都感觉到自己受了极大的委屈。
对军方的指责是异口同声的，其巨大的负面影响，惟有时间方能消除。而对于唐康、田烈武案，清议却呈现出两极分化的意见。同样是对渭南兵变深恶痛绝、痛心疾首，人们对唐康、田烈武等人的看法却完全不同：大部分人将唐、田等人视为英雄与忠臣义士；但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却惩于军队不守纪律而酿成大祸，将唐、田等人视之为与兵变之雄武二军只有一步之遥的“跋扈将军”。
即使在朝堂上，两府台谏学士院的大臣们，也同样是意见分歧。皇帝虽然想以“公论”的名义来赦免唐、田等人，但是他却没有想到，渭南兵变的事实，让一部分血气方刚的台谏官员大受刺激，这些人想到的，这时候全是“纪律”二字，他们迭章上书，支持孙默的判决，并且引经据典，支持自己的观点，从太祖皇帝贬王审琦，到石越诛种杼、姚凤……这些官员人数虽然不多，但其言论无所顾忌，反倒显得声势惊人。石越虽然有心想要替唐康、田烈武开脱几句，但他的奏折还只是拐弯抹角地提到几句，弹劾的奏章便排山倒海地扑来，石越自知身份尴尬，不得不老老实实地上表谢罪，回避此案。不仅是石越，连文彦博也因为唐康的关系，被迫自请回避。
然而让许多人大吃一惊的是，在如此局势下，吕惠卿竟然公开上表，为唐康、田烈武等人辩护。当石越与文彦博都被迫回避时，吕惠卿的高调辩护，使得政事堂内部对于此事的意见竟出人意料的一致。在清议舆论极为不利的情势下，新党、旧党、石党，朝中三大势力的重要人物在唐康、田烈武案上的妥协，总算是帮助石越稳住了阵脚，没有在清议的压力下，使唐康等人变成牺牲品。
但这件案子，却再一次拖延了下去。时间转瞬便到了七月十五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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身为大辽贺生辰使的萧佑丹，再次来到汴京，已是相隔十余年。州桥投西大街街北的都亭驿，十余年来，似乎并无丝毫变化，拥有数百间华美房舍的都亭驿，在住进上百人的庞大使团后，依然没有半点拥挤嘈杂的感觉。都亭驿对面，还是那间梁家珠子铺，也不知道它是何时开设，竟似个百年老字号一般，长盛不衰。
只是物虽没有变，但人却变了。都亭西驿的驿吏们都换了面孔，连对面梁家珠子铺好象也换了个少东家。负责接待、陪同萧佑丹的大宋官员也变了。辽国贺生辰使团的规格，将宋朝君臣着实吓了一跳——萧佑丹十年余前来汴京，还只是一个普通的中层官员，而如今却已经是大辽的卫王、北院枢密使兼侍卫司徒，深受辽主器重，不仅是辽国极有权势的人物，在大宋朝廷上，也是鼎鼎有名。为了接待这位以智谋而闻名的大辽卫王，宋朝派出了翰林学士李清臣亲赴陈桥驿相迎，专责接待。而兵部职方司也出动了在汴京的所有精兵强将，全力保护、监视这位辽国卫王——职方司早已知道这位卫王殿下同时还掌管着辽国最精干的间谍机构“通事局”。
萧佑丹的厉害，职方司从不敢小视，职方司内谁不知道，直到如今，只要提起“通事局”三个字，便恍如在司马梦求与职方馆脸上扇了一记清亮的耳光——宋朝第一次知道“通事局”这个辽国间谍机构，还是因为熙宁十六年职方司在大名府破获了一起间谍案，而此时，这个通事局至少已经成立了三年，而大宋职方馆在辽国的间谍们，竟然一直以为隶属于北枢密院的这个通事局，只是一个翻译文书的机构——而最让人难堪的是，当宋朝处死那几个大名府的辽国细作之后，辽国便迅速逮捕了十余名宋朝间谍，全数处死。职方馆河北房知事亦因为此事而被左迁到广州房。职方司与职方馆这两个机构，因为只有一字之差，许多人很容易弄混淆，但是这二者之间，却绝不是如同它们的名字一样亲密，几乎自成立之日起，双方便互相看不起，互相不服气。但不管怎样，职方司的官员们，心里是明白司马梦求手下并没有酒囊饭袋的，而且自西夏事了，职方馆的重中之重便转到了河北房，对于这个能将司马梦求的部下玩弄于手掌之中的人物，职方司上上下下，无论如何，都不愿意步职方馆的后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