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折将军的胜利传到延州后，立即使这个中国边城成为欢乐的海洋。太守大人下令三天内短暂取消酒类的销售配额，并将战争开始后就加强的宵禁时间推迟到午夜。而另一方面，因为折将军占领了一个重要的产盐区，战争开始后不断上涨的盐价也终于出现了些微的滑落。这件事情立即引起了聚集在延州的商人的注意——在此时依然停留在延州的商人，大多数都是非常出色的冒险家与投机者。因为石元帅担任杭州太守的期间，曾经大胆的改革过宋帝国的盐政，他以令人钦佩的勇气打破了宋帝国政府对食盐的全面垄断性政策，做出了意义深远的改革。
据说石元帅改革的最初用意不过是了缓解财政的困难。他将盐场以竞标的方式租给商人与官僚的家属们，朝廷中的高官贵族们因为分沾了利益，对他的改革就不再强行阻扰，而石元帅则得以度过短暂的财政危机。但是大量的事实证明，石元帅是一个天才般的人物，他经常将意义深远的改革隐藏起来，以一种不经意的方式开始。他几乎从不试图一下子拆除整座堤坝，但当他打开阻挡河水的闸门的一道口子后，日后整个堤防的崩塌就几乎是一种必然。而鼠目寸光的反对者，往往因为他的温和而掉以轻心。
在杭州的改革也应当如是观。当盐场被私人承包后，几乎所有的盐场所想尽办法尽可能的增加产量，而完全无视最初政府限制的配额。走私食盐的情形泛滥成灾，政府制定的严刑峻法，在贿赂与放纵面前几乎起不了太多的作用。代替石元帅接任杭州太守的两届官员，都被视为是石元帅领导的同一个党派的成员，前者相信好的政策只要不加改变的继承就可以，因此有意放纵这样的局势；后者却野心勃勃，这位太守喜爱金钱与美女、美食，并且希望得到石元帅或者皇帝的赏识，以达成他的政治野心。因此一方面他收受贿赂，放任违法的现象，根据传闻，这位太守大人甚至还指使盐商们去向在帝国中央有重要影响力的官员行贿，以保证他的行为不会受到御史的弹劾；另一方面，在得到盐商的大笔贿赂后，他又进一步的大胆改革了宋国的盐政制度。在他的任内，他彻底废除了整个杭州境内的食盐专卖政策。政府在食盐上的收入，从此只包括盐场的租金与盐税。他的这次改革是成功的。杭州政府在食盐上的收入不仅没有减少，而且增加了。而百姓也都交口称赞。而这位太守的能力也得到了皇帝陛下的认可与石元帅的赞赏。据说正是因为这次看起来非常大胆的改革，使得这位太守最终如愿以偿地进入帝国中央。这位太守的名字叫做蔡京。在后来也是这个东方帝国一个颇有影响力的人物，后文我们将会多次提到他。
帝国旧的盐政制度在蔡太守的改革之后，越发的显得难以为继。杭州的情形影响到周围的许多地区，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相继崩溃，只有少数地区继续顽固的坚持旧有的政策不变。但是他们对食盐的走私也无可奈何。这其中，宋帝国中央政府对盐政改革的态度也是颇为耐人寻味的，他们罕见的完全放任地方政府各行其是，似乎只要在食盐上的财政收入不减少，就可以对此漠不关心。但根据种种传闻，让人相信帝国中央的这种态度是大量的贿赂以及政治势力妥协的结果。保守党的精神领袖司马宰相，一向反对国家过度干预经济之运转，主张减少政府开支，顺其自然。对于盐铁专卖政策，保守党也向来持反对意见，只不过以司马宰相为代表的宋帝国的保守党们相信，凡是帝国尚能运转的东西，只要不是到了非要改变的地步，就尽量不要做大的改变，只须稍做修补就可以。秉持着这种理念，保守党们容忍了盐铁专卖的存在。而当这种政策发生改变时，当保守党们发现这种改变是自然的发生，不会造成政局的动荡之时，便默认了这种结果。毕竟无论国家、官僚与富人、平民，三者都奇迹般的不曾在这种改变中受到很大的损害。而由前帝国宰相王宰相创立的新党，虽然主张政府主动加大对经济的干预，但其着眼点似乎主要是保证政府财政的收入。只要财政收入不减少，新党就可以容忍大多数改变。如果这种改变能增加财政收入，那么他们就会表示欢迎。而对于没原则的官僚而言，保证其利益不受明显的损害，加上适当的贿赂，就可以轻易的削除这方面的阻力。于是帝国的极其重要的食盐专卖政策，便在三种势力的默许下，发生了巨大的改变。
宋帝国是一个超过任何罗马人想象的庞大的帝国，永远不能忘记这一点。因为不理解这一点，就无法理解宋帝国的食盐贸易代表着怎样的财富。无论宋帝国生产多少食盐，仅凭其国内市场，就都可以充分的消化。因此食盐专卖政策在某种意义上来说，实在是一种愚蠢而短视的政策。这一点宋帝国的商人们倒是都很清楚。所以，当折将军占领那个以食盐命令的著名产盐区之时，虽然当时帝国旧有的食盐专卖政策还没有完全崩溃到一个众所周知的程度，但是延州的冒险家们早就从杭州的变化中预见到了全国的变化。每个人都希望得到石元帅的认可，盐州的盐池，被认为是这次战争中最大的商机。
我的那位有着高贵血统的新朋友，日后最重要的合伙人柴公子显然也是这样认为的。并且，他相比其余的冒险者，似乎更有办法。他设法得到了一封据称是石元帅首席幕僚的亲笔信。拿着这封信件，他找到了延绥方面军的元帅种元帅，以一把价值三百贯的宝刀与两匹骏马为代价，得到了种元帅的推荐后，再去拜见暂时驻守盐州的折副元帅。
在全面占领了这片被称为“平夏”的地区后，传闻中对夏国百姓极其苛刻的折副元帅也变得相对温和起来，虽然强征民夫进行劳役以修筑城堡的事情从未停止，但是以夏州太守为代表的文官迅速的接管了大部分地区，这些被精心挑选派往占领区（宋帝国则认为是收复原有的失地）的官员们采取了比军方要温和许多的方式来进行统治。这些文官在平夏地区设法邀请为躲避战乱而逃跑的人们回到家乡，帮助他们恢复生产，甚至赠送过冬的衣服与粮食；而对比之下，军队则常常没收反对者或者与夏国政府有牵连的家庭的财产与田地，将他们强行迁移到帝国南方的湖广地区。军方经常制造冤案，而文官则设法为之争取公道。双方的差异形成鲜明的对比，并且不断发生小小争执，而大体上文官永远是站在百姓一边，扮演公正的维护者之角色。这一切有可能是帝国故意的安排——这样一来，文官们在当地居民心目中的威信便迅速建立起来，而仇恨则被巧妙的转嫁到了军队而非帝国本身身上，当这些军队，主要是折副元帅的河东军撤离后，当地居民的怨气就可以彻底平息，从而变成对帝国政府的感谢。总的来说，其实质则无非是帝国政府正在设法稳定当地的局势，巩固他们的占领。与夏国控制区接壤的盐州地区，虽然与其余地区不同，依然由折副元帅控制，但是身上还兼着太守职务，有过地方行政管理经验的折副元帅，也同样需要执行帝国的这一政策。而根据流传在商人中的传说，忙于战争的帝国此时无暇关心盐池的生产，一向开明的石元帅也许愿意将盐池以与杭州同样的方式处理，这样的指示应当下达到了折副元帅那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