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宋

作者:阿越



  他的目光一动不动的凝注在那奏章之上,狄咏当时写就奏章的时候,必然已经没有充裕的时间,所以这字迹略显得潦草,但狄咏的心中,却必然是没有丝毫的畏怯,因为在他的字迹中,看不出任何的虚弱、任何的飘移,而是一贯的坚定有力。

  赵顼想起狄咏出京之前在崇政殿的对答,又想起,在狄咏殉城的时候,他心里会想到什么?是什么力量与信念支撑着他,才能让他这样的无畏与坚定?

  狄咏为满城百姓平安而自杀之事,此时早已传遍汴京城。不仅《新义报》与《汴京新闻》两大报纸连篇累牍的赞颂,民间交口传颂。在朝堂之上,也是一片赞扬之声。短短一天之内,追思纪念狄咏的声浪,如同海浪一般袭卷了整个汴京,人们几乎已经将石越忘记。

  赵顼自然是乐见这样的情形出现的,只不过其中让他略觉不快的是,赵颢替清河说情的事情也被传了出去,“贤王”的形象,不免更加深入人心。

  “陛下。”邓润甫打断了皇帝的出神,欠身说道:“先狄将军之事,虽然可惜,但逝者已矣,陛下不可过于悲疼,尚须保重龙体。如今之势,是因狄将军之事,朝野都要求彻查定西侯高遵裕之案……”

  “朝廷自有律敕,卿为兰台令,只须依律敕治狱便可。”

  邓润甫暗暗苦笑,御史中丞的使命,可从来都不是按律治狱。劳动到御史中丞亲自过问的案件,需要考量的,从来都是皇帝的心意,朝廷各派力量的角力,以及朝野的舆论。做为法律条文的敕与律,在此时,主要不过是门面的装点而已。但是皇帝既然说得如此的冠冕堂皇,他却是无论如何不能反驳的。

  “遵旨。”

  “安卿求见,又是为了何事?”

  安惇从袖中取出一本奏折,躬腰双手捧着伸过头顶,道:“臣有本奏。”

  赵顼向李向安点点头,李向安连忙上前,接过安惇的奏折,递给赵顼。赵顼一面翻开细看,安惇一面欠身说道:“臣所奏之事,与白水潭学院及石越皆有关碍。自熙宁九年始,白水潭学院修撰目录之书,名曰《白水潭藏书总目》,其书之编撰,皆当世之大儒,历两年乃成,今岁正旦上供一套,藏之于秘阁。开封府官立图书馆亦有收录。臣虽不才,然好读书,自汉以来,目录之书为治学者所必读,此所谓学问之门径也。故臣亦曾翻阅此书,知此《总目》,其志不校”

  “哦?”不仅赵顼停下了对奏章的浏览,讶异地抬起了头;连邓润甫也显得十分吃惊。有宋一代,学术昌明,文教日盛,私修目录便是从宋朝兴起。因为目录学自汉朝出现以来,可以说是治学之门径,不懂目录学,几乎便无资格言“学术”二字。赵顼虽是皇帝,却向好学著称;邓润甫学问亦佳,二人自然是知道所谓《白水潭学院图书馆藏书总目》的修成,在学术上,毫无疑问是一件盛事,因此赵顼还曾经加以赏赐。

  但是二人却难以想象,一部目录学著作,竟会被堂堂侍御史加上“其志不小”的评语。

  “《白水潭藏书总目》收录古今书目计六千二百一十二部,倍于《崇文总目》,号称网罗天下之书。此书既已问世,则此前目录之书,皆成废纸。日后学者所宗,无非此书而已。”

  “此事是平常事。”赵顼笑道:“《崇文总目》虽是仁宗时官修目录书,然迟早有一日要过时。不过短短数十年间,新增书目竟已翻倍,实是出人意料。”

  “陛下圣明。此固是文教之盛事。”安惇的声音没有半点起伏,“然而臣以为,《白水潭藏书总目》之分类,却颇有可议之处。”

  “纵有可议之处,似亦不必论之于朝堂之上。”邓润甫十分的不以为然。

  “若是《白水潭藏书总目》将《尚书》与《乐经》不列于经部而归于子部,而将所谓‘石学七书’及《三代之治》独列一条,立于经部之下呢?”安惇冷冷地反问道。

  “什么?!”邓润甫呆住了,“啪”地一声,手中的象牙朝笏竟是脱手掉到了地上。他这才回过神来,连忙跪倒捡掉,向赵顼叩首道:“臣死罪!臣死罪!”

  但是皇帝却也没有心思去追究他的失仪,赵顼兀自喃喃重复道:“剔《尚书》与《乐经》入子部,以石越之书入经部?”

  安惇所说之事,对于宋朝人来说,委实太过震憾。自从汉武帝立五经博士以来,一千多年的时间,易、书、诗、礼、乐、春秋六经外加《论语》、《孝经》,一直牢不可破地成为华夏文化意义上的宪法。虽然不能说无人置疑,但是却当之无愧的是诸夏乃至周边国度顶礼膜拜的对象。而自目录学“经史子集”四分法出现之后,也从来没有人敢妄自在“经部”加入别的内容——这不是附庸在六经条目下的传疏之书,亦不是所谓的“小学”之书,而是与六经光明正大的并列于经部之下!

  《白水潭藏书总目》的确是私修之目录书,但是它收录之书既全,则迟早要完全取代《崇文总目》,成为天下学者最基本的工具书。换句话说,迟早有一天,天下学者都要接受一个事实——“石学七书”是与《易经》、《春秋经》、《礼》、《诗》居于同等地位的著作。

  “来人!”片刻之后,赵顼站起身来,高声喝道:“去秘阁取《白水潭藏书总目》来。”

  “遵旨。”内侍们慌忙答应着退了出去。

  赵顼目送内侍匆匆离去,双眉紧蹙,背着双手,思虑着这件完全出乎意料的事情。

  实际上,无论是赵顼,还是安惇,都不知道《白水潭藏书总目》的意义究竟有多大。安惇在政治上的嗅觉是敏锐的,而无论《书》、《乐》出经部入子部,还是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入经部,的确也是十分刺眼的事情。这毕竟是一千多年来第一次,有人向经学的地位发出了强有力的挑战。并且,这种挑战还得到了二程等一大帮学者的支持。但是《白水潭藏书总目》的意义绝不止于此,当然,这是一心一意关注着权力斗争的安惇所看不到的——《白水潭藏书总目》再次打破了“经史子集”的四分法,将天下书籍,分成了十余个大部,数百个条目。其中“石学七书”虽然冠冕堂皇列入经部之中,但是在中国的目录学著作中,同时也头一次出现了与“经史子集”并列而自成一部的“格物部”,在“格物部”之下,又细分了算术、物理、博物诸多条目——这在学术史上的意义,是再怎么强调也不过份的大事情。自石越创办白水潭学院分明理、格物两院以来,八年之后,“格物学”终于正式获得了学界的承认。

  但是赵顼与安惇自然都不会关心这些。

  甚至他们也并不关心《书》、《乐》被剔出“经部”。《尚书》已经饱受置疑,而《乐经》早已失传,《崇文总目》中归于《乐经》之下的,不过都是些音乐书籍而已。它们被划入“子部”,固然很震动,但严格来说,并非一件很重要的事情。

  真正重要的,是“石学七书”与《三代之治》入“经部”。若是石越的《论语正义》归于“经部”的“论语”条下,那是题中应有之义,还不足为怪。但是最初被讥为“杂学”的“石学七书”,竟然能堂而皇之列入“经部”之下而独成一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