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彭简本人倒并没有过份地惊慌失措，他一方面写折谢罪自辩，一方面还在等待着朝廷对石越的处分——他还在想着，只要那份弹章能够扳倒石越，那自己必然是能够笑到最后的。
就在晁端彦断然软禁彭简数日之后，唐康与朝廷的使者，竟在同一天抵达杭州。差不多就在朝廷的使者进入杭州北门，前往提点刑狱衙门宣旨的同时，唐康在石府门前，翻身下马，和出门送侍剑返京的陈良、蔡京等人，撞个正着。
注一：本篇所涉及富弼事，皆是史实。详见《宋史·富弼传》，《宋人秩事丛编》富弼条。又，后文提及的所谓”濮议”，其原由大致如此：赵顼之父英宗并非仁宗亲生，而是濮王之后。仁宗无子，迎立英宗为皇子。其后欧阳修要求追尊濮王，认为不能够儿子为皇帝，父亲反而为臣子；而反对者，则持大宗小宗之议，认为天子至公无私，虽然是亲生的父亲，也不能例外。其中种种纠纷，表面上是对传统礼制不同的理解，实际上也牵涉到曹太后与英宗的政治矛盾，一方面借维护仁宗的地位，来讨好曹太后；一方面借追尊濮王，来迎合新皇帝。当然，在濮议当中，也不完全是政治斗争，的确也有相当一部分人，不过是因为自己对礼制的理解不同，而持着不同的意见。若纯粹从政治斗争的角度来解释，很多人的立场未免就解释不通。宋代自太宗以后，既便是宫廷的斗争，也相对温和，与各朝各代，皆有所不同。韩琦为相，可以请曹后垂帘，也可以不事先通知，就迫使曹太后撤帘归政，曹太后亦不过发几句牢骚便了事。这是宋代政治的可爱处。濮议在今天看来，十分没意义，加上神宗朝已经没有那么敏感，因此小说中没有重笔提及，但在当时政治生活中，实在是一件大事。小说正文中不能详叙，特在注中说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