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吴为总以为，仅凭她和胡秉宸先后到过零孤村这一点，便和胡秉宸是几世情缘。虽然胡秉宸到达零菰村时她不过两岁多；并且还要等六七年之后才能到这里赴约，但她把这看成是胡秉宸先行订下的一个约会。根据这一点，她更想人非非地认定，在她和胡秉宸相识之前，他们肯定还在很多地方有过交叉。
胡秉宸此行的目的，是寻找一个在零孤村附近的火车站上做着一份管理工作的同学。利用这个关系，在零菰村落脚，在此根据红白两区不同的社会环境重新包装，争取同学的资助转道重庆。
并且从此再也没有回过延安。
和他同时派往重庆，分头而去的还有他在大学的同学，一同奔赴革命的胥德章。
不知胥德章一路是否顺利?他们能不能在指定的地点会合?
想到胥德章，他不知不觉皱了一下眉。他那顾盼生情、距革命党人的目色尚有一定距离的眼睛里，还显出了一丝精怪。
胡秉宸到延安不过六个月就人了党，当他从零孤村转赴重庆时，已是连级干部。胥德章不大服气地说：“我在大学的时候比你进步，还是地下学联的代表，你那时候什么也不参加，算是落后青年，怎么反倒比我先入党?”
对胥德章的疑惑，胡秉宸未置一词。
在学校时胥德章确实比胡秉宸进步，可是和地下党并无直接关系。而且胡秉宸估计这与胥德章初到延安、填写那许多不得不填写的表格时，下笔千言、离题万里有关。他不仅填写自己担任地下学联代表之前参加过复兴社，也将父亲的履历无一遗漏地列举，先是国民党的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的一个什么部长。幸亏表格上的栏目太小，不然连父亲几岁断奶、几岁遗精都得一一填写上。
那时候，他们谁也不懂得不必要的话少说或不说在日后的意义，以为事情一旦说清楚，也就完结。
正像吴为与胡秉宸热恋时，也曾把“犯有男女关系错误”的历史对他说个明白一样，以为一旦说清楚，胡秉宸在“可忍”或“孰不可忍”之间有个选择后，事情也就完结。
胡秉宸选择的是“可忍”。
她不是没有这方面的教训。在鬼都不知、完全可以蒙混过关的情况下，为了良心的安宁，她把私生子的隐秘向前夫韩木林做了交代。韩木林选择的也是“可忍”，结果却是“孰不可忍”。但韩木林怎能和英国绅土尽度的胡秉宸相提并论?
根本不明白，当男人不再宠爱一个女人的时候，她们已往的风流账，便永远是他们的杀手锏。婚后不久的一次口角里，胡秉宸就出其不意地说：“你知道人家说你什么?说你是个烂女人，都说我和你这种拆烂污的女人结婚是上了你的当。可我怎么就鬼迷心窍地和你结了婚?”不费吹灰之力，一枪就把欢蹦乱跳的吴为毙呆了。
这一枪与韩木林二十多年前对她的制裁相比，韩木林可就算得光明磊落。
即使六十年代的美国，舆论对私生子也是不能宽宥的，何况中国?
进入迷茫之前，她并没有忘记将婚前婚后的胡秉宸放在戥子上称一称，也没有忘记把她和胡秉宸在这场恋爱中的表现放在戥子上称一称，“我过去的事从没隐瞒过你……既然如此，为什么还以自杀做要挟，逼我和你结婚呢?”。
吴为对形势的认识太不足了，到了这一步还不明白，胡秉宸能出这样的恶声，就是已经把她“下了岗”，虽说她上岗没几天。不要说上岗没几天，就是上岗一天让人炒鱿鱼的事也屡见不鲜。
一个女人一旦被男人下了岗，就不要再提当初那气壮山河、不计前嫌的许诺，那是万千宠爱在一身的待遇。如今还揪芦那种待遇不棘，就不仅是对形势的认识不足，还是对自己现时身价的错误估算。而且她这一戥子，称得是太狠，太分毫不让了。
既然她把“言必信，行必果”视为做人的一个原则，难道就不懂得像胡秉宸这样一个优秀的男人，更会执著于这个起码的做人原则?
万万不能以此断定，胡秉宸这样说就是露出什么“嘴脸”，实在是事出有因。
自胡秉宸和吴为迈出婚姻登记所那扇门的第一秒钟起，他的良心就开始不安，虽然比吴为稍稍晚了一点。吴为则是从叶莲子手里接过那个登记结婚不得不用的户口本就开始了。这样的婚姻，前景如何看好?
这是他迈进婚姻登记所那个门槛之前万万没有料到的。变化就在一瞬间，真是太奇妙了。
尽管胡秉宸对吴为多次控诉白帆对他的残酷折磨，一旦和吴为结了婚，白帆就成了一个战败者，国人历来有“哀兵必胜”之说。何况胡秉宸若不在暴怒状态下，基本善良或说是很善良。。
轮到胡秉宸和吴为离婚的时候，根据他提出的那些离婚理由，吴为不免猜想，当初他对白帆的指控到底有多少含金量?难怪他会良心不安。
其实离婚何需理由?一个合则留不合则去，就是对所有不解或好事者的回答。如果当事人或旁观者都能接受这个规则，人们可能就不会为了达到离婚目的或不离婚的目的那样糟蹋自己。
而且与白帆办理离婚手续时，他们曾“约法三章”，不得与吴为结婚，正是白帆同意离婚的前提。尽管“约法三章”的目的是违约，一旦违约成为现实，不得不对白帆和老战友们承担骗取离婚的责任时，胡秉宸却不敢直面脱去外衣的自己了。良心上的不安，深深地折磨着他。胡秉宸又是个喜欢迁怒于人的人，在迁怒他人的时刻，自然把吴为当做始作俑者来仇恨，并且用这个仇恨不断熬煎她。
他们自己也没料到，这个历尽艰险来之不易的婚姻，到如今却变成了商场里优惠顾客的一张折扣券一买又没有什么值得买的，放弃又不想放弃。这样的婚姻，前景如何看好?
吴为又怎能理解胡秉宸出言不逊的苦衷?
自他和吴为结婚后，老战友们十有八九不再和他来往，最忠实于他的一个秘书，也再没有登过他的门，他们耻于和吴为这样的女人为伍。作为一个被人前呼后拥多年的人，胡秉宸为这个婚姻，失去了多少他最看重的、他人的恭敬?只是在和吴为离婚、和白帆复婚后，他才从这种被老战友、老下级们画地为牢的孤立中解放出来。那位秘书和老战友们，才重新恢复和他的关系。
那次口角很可能不是平地风雷。
芙蓉走后，胡秉宸突然兴师问罪：“昨天晚上芙蓉来，你为什么跑到隔壁去看电视，不好好陪陪她?你利用完了人家，就不理人家了是不是?”
“她哪次来我没有热情招待?以致朋友们说我‘极尽奉承’。而且我不是已经陪她坐了半小时?我后来走开也是好意，也许她希望和你单独谈谈，我老坐在那里不走，是不是很不礼貌?说到她的帮助，我当然感激不尽。你可能都不知道，胥德章让她诬陷我的时候，她非常不满，回说‘这不是诬陷嘛!’他继续诱导说，‘是诬陷，可在中国我们不是第一个，也不是最后一个。’她还是不肯、……当初你常常让她替你送花给我；替你传递消息给我，她都一一为你尽心做到。甚至劝说自己母亲同意你离婚的要求，她是太爱、太爱你了，看不得你为离婚受白帆的折磨，这样的事有几个人能够傲到?特别你病重期间，常常向我通报你的病情，让我安心，还有很多、很多……所有这些，我都一一记在心里。但你不能不看到，我终究抢替了她母亲的位置，不论怎样，我也不可能得到她的宽恕和善待。”吴为也完全没有估计到，婚姻登记所的那个门槛，不仅仅是她和胡秉宸无法跨越的门槛。
一股抵触的暗流，突然在芙蓉那里泛起，然后一环环漾开，又在胡秉宸那里荡起涟漪，汇成更大的波澜……绝非预谋，可彼此间又那样心有灵犀。
吴为不甘地自问：她和芙蓉间的友好善待哪里去了?
可吴为又怎能如此过分地要求芙蓉，居然希冀芙蓉从容对待一个从她母亲手里夺走她父亲的女人?她以为她是谁?
自然也不知道，那一天早晨芙蓉来访，他们却还没有起床，仓皇中抓了件晨袍穿起招待芙蓉。当吴为弯腰为芙蓉倒咖啡时，芙蓉从她略略敞开的晨袍领于里，看到了她胸部滑腻的肌肤，弧度、线条依然优美的乳沟，却没有注意到她脸上的泪痕。芙蓉自然也就不会想一想，新婚燕尔的吴为，为什么一脸泪痕?
想到父亲昨夜就陷身在这一处沟渠时，芙蓉好像变成了白帆，恨意平地而起。
如果芙蓉注意到吴为脸上的泪痕，并且能够想一想的话，聪慧的她就会料到吴为日后的下场，她和吴为彼此可能还会像从前那样友好善待。
胡秉宸马上感应到芙蓉的敌意，他一生多次背叛白帆，但从未像现在这样忐忑异常。也许那些背叛不过都是逢场作戏，而这一次却伤筋动骨，于是他觉得他抛弃的似乎不是白帆，而是芙蓉了。
为了对胡秉宸的爱，吴为刚刚在水里洗三次，在火里烧三次，在血里煮三次，不曾稍事喘息，紧接着又进入另一种未有穷期的考验。
吴为常常感到太难、太难，连这种不知陪芙蓉坐多久为好的小事，也得察言观色，赔尽小心。
她巴结、奉承芙蓉，并不是因为她怕芙蓉，或是怕胡秉宸。
芙蓉对她思重如山。哪怕仅就拒绝与胥德章携手诬陷她那一小节而言，更不要说到其他。
她只是用她的隐忍、巴结、奉承，来回报芙蓉的恩情，感激她曾经给予她父亲，当然也就是给予她的帮助。
她还担心，哪一句话或是哪一点事让芙蓉不高兴，胡秉宸立刻就会大闹一场。
就连芙蓉的朋友，她也一一奉承。
芙蓉有几个美国朋友，看到过吴为在美国翻译出版的几本书，很想与她一见。
胡秉宸让吴为到京城上等点心店去选购了茶点。回来的路上，她问胡秉宸可不可以在一位朋友家门口停车几分钟，因为第二天早上有家出版社要来取一篇文章，她手里已经没有，朋友家里倒是存着一份。
胡秉宸说：“不行，耽误了芙蓉的茶会怎么办？”她看了看表说：“现在才两点多，茶会是下午四点，我在里面绝不停留，拿了文章就出来。”
“不行。”胡秉宸斩钉截铁地拒绝了她的请求。她只好回家等着接待芙蓉的朋友。
然后是招呼他们父女二人的晚餐。他们一面聊天，一面就着烤鸡喝酒。一旦就着烤鸡喝起酒来，吃喝的过程就变得非常缓慢。
眼看已经九点，她还得到朋友那里去取那篇本可下午顺便取来的文章。她是又急又不敢催促，算计着等他们喝完酒再刷碗，时间就更晚了。
所以每见他们父女在餐桌上丢下一块鸡骨头，就禁不住分秒必争地收拾一块。
胡秉宸起先还耐着性子，可是当芙蓉对着胡秉宸而不是对吴为沉沉地看了一眼之后，他就立刻说道：“你这样搞法，还让不让我们吃顿安生饭?”“我……我还等着刷碗，然后到朋友家去取文章呢。”
胡秉宸挥挥手说：“算了，算了，你走吧，碗我们刷。”
她看了看芙蓉，不知这样一走，会不会得罪她。不过芙蓉一直置若罔闻地低头吃鸡，吴为赶快骑着车子走了。
那时的北京夜晚，既没有卡拉OK也没有酒吧，即便有几盏霓虹灯，也像饥荒的六十年代点缀在烧饼上的那几粒芝麻。
她却恨不得把自行车一扔，躺倒在大街上，对着只有几粒“芝麻”的大街，放开喉咙大喊大叫：大街啊，大街咽，我谢谢你，谢谢你给我的这份人情啦!
可是她投有，她还没到发疯的地步，她只能在那几粒“芝麻”的包裹中，放心又松心地尽情哭泣。
可是这样的大闹，还是一而再、再而三地发生。
也尝试过和胡秉宸沟通，可是已经有了“想法”的胡秉宸，拒绝沟通。
一个把写作视为生命而不是游戏的人，最怕心里不得安宁。一想到她不得不因此失去写作所必须的身心投入，就恐惧得无法自持。她就这么憋着、忍着，憋着、忍着，忍到极限，就开始歇斯底里，而且发作得越来越频繁，很快发展到了不能控制的地步。
如果单独面对胡秉宸还好说，一旦同时面对他们父女二人，她更是恐惧得无所措手足。
至她“逃离”前夕，一想到要与他们父女同时相对，就浑身颤抖，禁不住呕吐。
如果没有叶莲子那一处排遣的渠道，她大概早就疯了。她对叶莲子的依赖，那时已近病态。
行前，她还是不死心地和胡秉宸作了一次长谈，让胡秉宸不无伤感地回忆起他们恋爱的时光。
可是芙蓉那无声的逼视，如千钧之力压在他心上，还有他对白帆的许诺……胡秉宸只好回答说：“晚了，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这真是千古之恨。”
他火急火燎地建议到卧佛寺去一趟。在他们的恋爱处于非常危险的“地下”时期，人迹稀少的卧佛寺，是他们可能温存一会儿的去处。他说：“明天就去，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
她不懂“晚了，没有时间弥补了”或“放过一天就失去一天的时间”是什么意思，以为不过又是他常常念叨的“年龄不饶人”。
在那些比从前长大许多的松树下，他说：“记得我在这里吻你，因为低头低得太猛，被树枝剐破了额头，回到家里白帆说那是因为我对你图谋不轨，被你抓破的……我们那时见一次面真不容易，而在那些见不到你的日子里，我什么也干不下去，不论开会、办公，都在想像中用各种方法亲吻你。”
那时，他生命的一部分好像就存在吴为那里，他的生活好像变成一个又一个点，那些点就是和她的会见，而点和点之间的日子，不过是一些虚线。有多少次他对她说：“世界那么浩瀚，可对我只是一个小点，那个点就是爱你的感觉，你就是我整个的世界。”
胡秉宸实在没想到在生命快要结束的时候，又遇见了吴为，才开始尝到一个女人给予一个男人的苦、辣、酸、甜……
从少年时代就期待着一场轰轰烈烈的爱的梦想，终于实现了。如果没有吴为，没有这场恋爱，他的一生就缺了一大块。
记得一个秋天的深夜，下着不大不小的雨，雨滴在阶前的弹跃声声入耳，单调而又丰满，周遭反倒更显静寂。吴为轻轻地说着，她的声音融人了雨声。说她的幼年，她的欢乐和带有稚气的悲哀，胡秉宸静静地听着，时而问上一句，像在挖掘一个与他生命攸关的宝藏，顽强地想要挖掘出每个细节。他们就那样说着，说着，好像日子快要完了、非得赶快把一切说完，直说得眼睛都睁不开了，还挣扎地说着，听着。好像他就在她当初的生活中，一起欢欣、着急、叹气和伤心。也许他们真是那样生活过来的，也许记忆把一切都弄错了……他们是在编织，把各自过去的生活编织在一起，那些单调的、不同的色彩经过编织，掩盖了灰暗的部分，互相映衬得更加丰富，更加明亮。最后吴为又说起未来，胡秉宸在黑暗中微笑着，更加爱怜地把她抱紧，说：“对不起，未来的日子不多了，请原谅这个蒲宁式的结尾。”
她说：“你是不是不喜欢蒲宁?”
“我不知道你为什么喜欢蒲宁。我觉得他充满毫无前途的流亡情绪，哈代才是真正的大师，我在一九五八年才注意到哈代，当时的评语是惊心动魄，当然是在肚子里评的。真可怕，一个作家使你惊心动魄。还有德莱赛，什么阶层的人他都了解。”
“不过我喜欢蒲宁的那种流亡情绪，真美，凋逝的美。”她叹了一口气，那叹息却落进了雨里。
“还有你说的那个《暴风雨》，我还是不喜欢。因为我不喜欢爱伦堡，他哪一国人也不是。我倒喜欢《两姐妹》，虽然电影不行，把苏维埃政权美化了。”
“为什么?你是不是觉得爱伦堡对法国的感情太深?再好好看看嘛，尤其他对巴黎的叙述和对巴黎的爱恋。你虽到过巴黎，可惜没有机会在拉丁区的小巷子里游荡游荡。哦，电影《两姐妹》里的那些演员可真漂亮……漂亮也是一种文化，取决于人的内涵，好比你。哎，哎，别胳肢我，其实你心里挺受用是不是?说到苏维埃政权，不管怎么专政集权，到底保护了俄罗斯的文化，不像我们的‘文革’，彻底消灭，有人好像特别仇恨知识分子和文化，瞎，不知要经过多少代人的努力才能重建。”
“据说老毛在北大当图书管理员的时候，每月只有七块半的薪水。有一次他给几位大学教授写信，谈他对国家大事、国家前途的看法，教授们没有回复……”
“这么说还是有点儿渊源，不过可信吗?”
“姑妄听之吧。”
结果怎么样?谁也别想把吴为从叶莲子那里夺走。她只属于那个叶莲子。
既然如此，她就不该嫁人!
和吴为结婚以后，胡秉宸从没有过“家”的感觉，特别在他被老战友、老下级们画地为牢地孤立之后，常常做各式各样回不了家的梦。
就在前几天，他还梦见天色将晚，乘一列火车到一个叫做“十六铺”的地方去，因为吴为在那里。虽然有人同行，但那人在前一站下了车，火车在一个很高的路基上继续行驶，所以能看清沿途一个小而老的县城的全貌。车上有个人间：“市区为什么不设在这里?”他回答说：“因为这里平地太少，只这样一点儿大，所以新市区设在前面有空地的地方。”
不一会儿到站了，他下了车。车站很小，没什么人。好容易看见一个人蹲在地上，他问那人：“到‘十六铺’怎么走?”那人回答说：“顺着这条路往前走，还有几里。”
这时天已漆黑，他向前走去，什么路也看不见，一回头，车站也不见了。“十六铺”在哪儿呢?他能走到吴为那里去吗?就在茫然不知所措的心情下，他醒了。胡秉宸一生都很清楚自己应该做什么，不论他的决心是对还是错，但在梦中第一次茫然不知所措，不知道能否到达将要去的地方，也不知道能否找到吴为。
还有一次梦见回家，他们的家在一个正方形的六层楼上，中间有个方形的天井，天井周围是走廊，每层都住了几户人家。但是他找不到他们的房间了，正在五层徘徊，有个人问他：“你是哪里的?”随着那人的高声提问，各个楼层都有许多人出来观看。
他回答说：“我住在六层。”
那些人不信，他又说不出到底住在六层哪一个门，非常为难，那时他真希望吴为能从房间里出来，在六层沿天井的走廊上招呼他一声。但没有，六层楼的各个门都寂然无声，他只好继续停留在窘迫中。
再不就梦见各式各样的家，或在海边，或是老式的楼房，可是推门一看，总是空空如也，里面什么都没有。
或是半夜翻转身来，搂着吴为叫白帆的事情也时有发生。
他为什么老做这样的梦?后来终于明白，他需要有个家，但是他没有。“鸟倦飞而知还”，但只有空巢没有家。和吴为结婚以后，他们从来没有真正建立起一个家。
他总是游移在或是吴为或是白帆为女主人的两个家中间，哪个家都是他的家，哪个家又都不是他全部的家。看着吴为兴致勃勃的样子，胡秉宸想，一晃十几年过去，虽是人物俱在，他们到底不是当初的那个人了。
2
胡秉宸在学校的时候就觉得胥德章不顺眼。胥德章常常穿一件黑大氅，登一双黑色短筒靴，让胡秉宸觉得十分张扬。还有胥德章那到处可见、不断举起的胳膊，大张的、总是在喊着什么口号的嘴，更让他想起胥德章的那位父亲，先是国民党一个什么部长，后来又当了汪精卫一个什么部长的投机分子。
他认为胥德章政治上左右极端的行为与他父亲一脉相承，而不认为那是一个狂热并热衷于追赶潮流的青年，在一个动荡、各种主义百出的时期，对众多羊头幌子下那一块块看上去没有什么明显区别的肉，缺乏分辨和打假的能力。
到延安后，胡秉宸似乎更找到了坚实的依据，越想越觉得胥德章的言行与参加过复兴社有关。
样样都要独占鳌头的胡秉宸，对过于风头(招摇?)的胥德章，不知道是不是另有一种戒备?抗日战争胜利后，胥德章的父亲穷困潦倒，蒋介石从陪都回到南京后把他抓了起来，直到一九四九年也没释放，最终可能老死监狱。胥德章接受了当年初到延安的经验，再也不提他还有个父亲因汉奸罪关押在监的旧事。
这是后话。
胡秉宸对胥德章的这个“不顺眼”，从他们青春年少，一直延续到他们的耄耋之年。而他和胥德章，或是说胥德章和他，比之一些与他们有着血缘关系的人，甚至更天长地久地厮守在一起。
反过来说，胥德章对胡秉宸也可以说是了如指掌。这一点让胡秉宸什么时候想起来，什么时候心里就不那么痛快。
如果两个知根知底的人，毕生都得纠缠在一起，不知幸还是不幸?但他们又是隔心隔肚的莫逆之交，不然胡秉宸在几乎走上“亡命桥”头那一年，何以把胥德章作为“托孤”的人选?
可正是因为胥德章的这样一个父亲，以及胡秉宸的那个家族，他们才被派往重庆，任务就是利用家族的社会关系，开展情报工作。这个工作如何开展?上面没有具体指示，他们心里也都没底。
当胡秉宸经历很多以后，一旦看到后人将从前的事情解释得那样一笔一画，就免不了冷笑。
3
饥肠辘辘的胡秉宸下了火车以后，没有马上去找那个同学，而是在肯定没人跟踪的情况下，走进了零孤村火车站附近的一个小食店。
这正是吴为到零G8村后，常常经过并在她的札记里提到的小食店，兼卖卤肉、茶叶蛋、掺绿豆面黄豆芽的素丸子，还有烧饼。
那个小火车站以及站外的小街，居然让胡秉宸顿生豁然、繁华之感。他是不是已经很延安了?又觉得车站附近堆了许多铁路器材的储料场也很大，猜想着同学可能有着一份不错的职业，筹措一笔路费的计划也许不会落空。
他买了一碗大酸大辣、大红大绿的臊子面。
一九三九年那个夏天，他还不甚习惯如此激烈，并因它的激烈精髓与革命也与许多革命者似乎有了某种天然联系的食物。他在后来才渐渐习惯这种食物，特别在到达四川以后。
可是他久已不见腥荤又加饥肠辘辘，只好硬着头皮把那碗臊子面吃下去。
他一面用眼睛的余光警惕地扫视着周围的环境，一面吸食着臊子面条，被碗里那陕西有名的辣子，辣得涕泪交流。
他在淋漓尽致、声色俱厉、忘乎所以的吸食中，突然停住，他听见了自己吸食面条的动静，并被这动静吓了一跳。
在延安的时候，他必定也是这样吸食面条的，他惊讶于自己久已没有意识。任何人，不论来自哪里，不论脾性，不论男女，不论出身……只要到了延安，肯定就会这样吸食面条。
于是他的耳边，生动地再现出大食堂里众人一浪浪“横扫千军如卷席”的吸食面条的动静。
他对自己感到了陌生。
4
在这一瞬间的茫然中，胡秉宸想起了老四合院里那碗信远斋的酸梅汤。
他不觉地暗恋着北平那韵味十足的老日子，也许因为他在那个院子里出生。
胡同深处那个好几进的四合院，从前清时候起就是胡家的房产。依稀记得，幼年时家里还养着马匹。不知谁把一匹黄骠马拉进了院子，马在院子里扬起前蹄，嘶鸣起来，吓得他紧紧搂住妈妈的脖子。
马倌却解释说，这是因为马见了贵人，小少爷至少是二品顶戴花翎的前程呢。
胡秉宸出生时早已民国，哪里还有顶戴花翎一说?可是妈妈听了马倌的胡诌，还是禁不住笑逐颜开。
吴为对这一情节毫无所知，却好几次梦见胡秉宸和马在一起，特别是这一景象。除了地点不是那条胡同里的四合院，别无不同。
后来多次到欧洲旅行，看到那些几乎无处不在、半神半马的雕塑时，她猜想，那些梦是否与胡秉宸的某些信息有关?
胡同里各色人等，谁不知道他是胡家的少爷?
一出学校门，丁字路口水果摊上的掌柜总是讨好地招呼着：“少爷放学啦！”
台阶式的货架上罩着蓝布，蓝是洋染料染不出的蓝。鲜货衬着蓝布一层层码上去，或码出一个水粉的桃心，或码出一个灿灿的金字，要看季节而定。掌柜的也穿着同样的蓝布褂，一边抄着掸子，不着边际地掸着架上的鲜货，一边朝他努着满脸的笑。
他就似睬非睬地想，没话找话!
他不愿意人叫他少爷，可也不愿意人不知道他是大户人家的少爷。
除了家里看大门的老萧，他不和这些人以及其他佣人搭话。“惟女子与小人为难养也。近之则不逊，远之则怨”，是自小的庭训。
自行车接着一拐进了家。看大门的老萧同样没话找话：“少爷回来啦！”
就是对用得着的老萧，他也不过点点头。
刚放下书包，小丫头就端来了酸梅汤。酸梅汤是佣人从离家不远琉璃厂西口路南的信远斋买来的。
他端起祖上传下来的青瓷小碗，随即就从青瓷小碗上嗅到消散已久的、胡家的那股旧味儿。
碗里那点不多的、琥珀色的、一直在冰块上镇着的酸梅汤，与冒着胡家旧味儿的青瓷小碗，似乎同化为一团爽软的玉，流溢在他的手中，就像拥着一个玉样温润、精致的女人。
端着那个青瓷小碗的胡秉宸，怎么也不会想到，有一天自己会在零孤村抱着一碗臊子面，狼吞虎咽。直到很久以后，这种感觉才会重现，在拥吻吴为的时候，还有白帆为他生下一个小女儿的时候。
他在那个小人儿身边整整坐了一夜，那一夜他其实刊么也没想，想的只是盛在祖上传下的青瓷小碗里的酸梅汤以及当时那满手的爽软。于是给女儿起了“芙蓉”那个名字，明白了什么叫做“捧在手里怕掉了，含在嘴里怕化了”那种爱到极至的困顿。
也许有必要把顾秋水和叶莲子对吴为的描绘做个对比。
顾秋水对叶莲子说：“你看她的眼睛，又黑又亮，活像两颗小黑豆。”
叶莲子说：“像黑宝石。”这个通俗的比喻，肯定来自流行的白话小说，还不如木匠儿子那个“黑豆”的比喻，像迎面砸来一大块肥沃的黑土地上的泥巴。这样一比，就看出胡秉宸的阳春白雪，顾秋水和叶莲子的下里巴人。
胡秉宸的心因这温润如玉的女儿的到来变得善良而宽容。他不再纠缠白帆生的那个儿子是不是他的种，想起白帆那可怜的、底气不足的辩白，他甚至有些怜悯。当然，他也万万没想到可怜的白帆，在他日后提出离婚时，稳操他急迫求离的心理，与当年判若两人地说：“经过回忆和扳着指头细算，你还得承认他是你的儿子吧。再说我才睡过几个男人，吴为睡过的男人又有多少?”
在男人眼里，女人大致分作三类：母亲是神圣的，几乎与他们心中的“女”字无关；妻子和情人总是有缺陷的(不是缺点)，即便占尽天下女人，也不能弥补男人对女人全方位的需求；惟有女儿才是男人心目中比妻子、情人都完美的，无可挑剔、绝无缺陷的女人，是世界上最让他们引以自豪的女人。而血缘的承袭又无时不在提醒他们，这个再优秀不过的女人，只能是他们的女儿。
但女儿到底还是女人。在远古时期，在人类还没有接受文明的教化之前，女儿和女人的界限是没有的，界限只是在人类不断进化后才渐渐形成并被人们所遵循。
虽然时间和空间的跨度那样宏阔，但谁能说清，从远古时期传递下来的某种信息已全然泯灭?
女儿是男人潜意识里的第一情人。
到了后来，一旦女朋友们就婚姻大事征询吴为的意见，她最关心的就是男方结没结过婚，有没有孩子，男孩还是女孩。如果是女孩，不由分说，她马上跳起来反对：“不行，不行，赶快打住，将来的日子一定好过不了。”至于儿子，不过是男人的历史情结，肩负着延续家族历史的使命，对待儿子就像对待历史教科书。历史教科书是绝对不可或缺的，然而，可曾有人为一本历史教科书神魂颠倒?胡秉宸一生爱过不少女人，就是把吴为算上，也从来没有超越过他对芙蓉的爱。就像吴为一生爱过不少男人，可是从来来不能超越她对叶莲子的爱一样。尽管这是两种不能类比的爱。
如果他和吴为热恋时由芙蓉出来阻止，白帆根本用不着那样大动干戈。
他们结婚后，芙蓉似乎接过了白帆的接力棒，在胡秉宸那些战友中走家串户：把当初反对胡秉宸离婚而后已然瓦解、罢休的队伍，重又黏合起来。
吴为知道这个结子结在了哪儿。
那一年远在国外访问，一位陪她购物的华裔作家对她说：“……真是可怜天下女人心，你如此费心为你先生的千金购买礼物图的是什么?又能得到什么回报?我有幸会见过你先生的千金，对我们这些毫不相干、初次会面的人，她都不遗余力地编派你，在她眼里你实在连……连娼妓都不如……”她看看吴为手里的大包小包，接着说，“这日子该是相当艰难的吧?”
她连忙打断那位女士的话，打肿脸充胖子地说：“她其实对我不错，我们还是朋友呢。”心里却凉凉地想，和胡秉宸共同生活的艰难，果然是无望改变了。
她当然知道，和文学毫无关系的芙蓉，是通过什么渠道与这些人会见的，不由得心里对芙蓉那位情人讨饶：“这真是天大的冤枉，那天保姆回去撞见你们在床上，真是和我一点儿关系也没有啊！”
那时胡秉宸和吴为结婚不久，借住的是朋友两间房子，所以还没有条件为芙蓉准备一个房间。吴为陪胡秉宸住院的时候，胡秉宸把钥匙交给了芙蓉和她的情人，也没有向她打个招呼。如果告诉她房子由芙蓉和她情人暂住几日，她无论如何也不会让保姆回去给胡秉宸熬鸡汤，而是让保姆到叶莲子那里去熬。从那以后，芙蓉对她就势不两立了。她不得不但起这个天大的仇恨，可她也不能向芙蓉解释，越解释就越糟。
难怪胡秉宸出院后他们回到家里，只见她的照片被芙蓉一张张倒扣着。
葡萄酒瓶也摔碎在地板上。暗红色的葡萄酒液，像陈旧干结的血迹满地铺开。散撒在地板中央的酒瓶碎片，像一只只冷眼，分毫不会放过地窥视着她。那一摊酒瓶碎片，还有那陈旧干结、暗血似的葡萄酒，像预示着她将在一所老宅子中如那瓶酒一样躺倒、断碎，她的血也将这样在地面上暗结，吴为禁不住惊骇地战栗起来。
芙蓉和情人用过的避孕套，也一个个散放在厕所的台子上。床单上、躺椅的罩单上，都印着一摊摊爱的印溃……让吴为想起契诃夫的一则创作手记：一位军官太太洗澡，让军官的勤务兵给她搓背，绝对谈不上诱惑，而是根本没把那个勤务兵当人，更没有当男人。那轻蔑该是何等深刻。
同样，这些用过的、公然摆放在台子上的避孕套，也绝对不能说是芙蓉的不检点，那是芙蓉有意掴在她脸上的耳光。芙蓉当然是有资格在她脸上这样掴耳光的。二十多年来，芙蓉只对那个有妇之夫从一而终，可能还要这样过一辈子。而吴为呢?不但离婚、结婚地折腾来、折腾去，还有一个私生子。按照白帆和她那个集团军八十年代初在某次省级干部会议上散发的、揭发吴为丑行的材料所指，吴为先后和八个男人上过床。
保姆还撂了耙子，对吴为说：“阿姨，我可不伺候这个。”
她不得不一一捡起芙蓉和情人用过的避孕套，并卷起那床单和罩单扔掉。
与胡秉宸有情人终成眷属的第一个早晨，吴为还没有从第一件措手不及的事情中回过神来，胡秉宸又没头没脑地对吴为说：“你得好好报答芙蓉。”
好像他们的婚姻是他赏给她的，不但是他赏给她的，还是他和芙蓉一起赏给她的。
他是不是把芙蓉当年的帮助变成了一笔高利贷?这笔高利贷，早就让他一分不饶地索回。不但索回，还做了一笔她永远不能还清的假账。尔后，她一生都得背着这笔无法还清的高利贷，并且被它逼进欠债的死角，这笔假账对她，可不就是一个不着痕迹的冷面杀手?
吴为结结巴巴地说：“我从没忘记过一个帮助我的人。”她感到了自己的卑微，既不能像胡秉宸这样理直气壮地说“你得好好报答禅月厂又不能无私高尚到不这样思想。
对禅月那种信奉“永远不向任何人屈服，永远昂着高贵的头颅”的人来说，自己母亲却为一个出卖过她的男人，这样自轻自贱、忍辱苟求，实在太让她丢脸了。她虽怒其不醒、哀其不幸，但还是忠心耿耿为这个她所轻蔑的爱情奔波。在长达几年的时间里，为防备白帆和胡秉宸那些对手的暗算，禅月一直为逃避在外的胡秉宸传递着他给吴为的几百封信件。风里雨里，只要收到，从没过日地骑车从学校赶回家。有一次甚至出了车祸，因雪地上刹车不灵让另一辆自行车挂上，拖出十几米远，好在后面没有汽车。
按照胡秉宸索取回报的原则，比之芙蓉的帮助，根本反对这场爱情的禅月，是不是更应该得到他的报答?
吴为一直留着禅月十六岁上写给她的那封信。妈妈：
……世界上就没有什么真正伟大的爱，那是“天方夜谭”，是幻想，人活着多半是互相利用。“有人要享乐就需要别人痛苦，什么道德、良心、诚实、谦虚都是假的，是互相争夺的手段。”这是存在主义，可是不无道理。
没有什么是永恒的，一切事情都会终止，妈妈，我恳求您这件事不要继续下去了，事情结束得越早越好，这样也许还会给双方留下一些美好的回忆，如果事情到了非结束不可的时候再结束，那么大家的痛苦还不知会增加多少倍。妈妈，您是大善良了，不愿伤害一个人，即使是伤害过您的人。正是因为这样，妈妈呀，您才受了这样多的苦难……
记得吗，蒲宁引用过的一句《圣经》上的话?你必须忘记你的痛楚，就是想起，也如流过去的水一样……
“即使是伤害过您的人”，当然是指胡秉宸为了保全自己，和白帆联手写给吴为那封信。
禅月老说：“妈，那封信怎么写的您都忘了吧，我倒替您背下来了。吴为同志：我们(我和老胡)认真并关切地研究了你的信，作为年长的共产党人，我们愿以坦率的态度指出，这种感情不仅是不正常的，而且是没有结果的，热切希望你正视现实。白帆。
“信纸上方还有这位胡某人的眉批：‘正面教育，又有节制，给她自己下台阶，不要出意外，女同志容易出意外。’他是关心您吗?他是怕您出事儿，追根儿追到他的头上。听着，下面还有他的附笔，吴为同志：你自己塑造了一个虚无缥缈的意境，又自己在里面扮演了一个多愁善感的角色，沉溺在里面出不来了。这是资产阶级的感情游戏，不是无产阶级思想，你甚至投有想到这是多么危险。我要给你泼出一大盆冷水，就近来谈一次，不要再写信了。胡秉宸附笔。’他这个始乱终弃者，比受害者白帆还来劲。”
吴为替胡秉宸辩解道：“这也可以理解，我犯过那么严重的男女关系错误，他怎么敢轻易爱上我?”“您从没想过，当您还是他手下小职员的时候和您当了作家之后，他对您的态度有什么不同吗?”
“我还没当作家以前，他还不了解我，不知道我的价值，不知道我值不值得爱。”
“难道一个人的价值，只有在得到社会承认以后才存在吗?!妈，您怎么像个奴才一样?他和您的关系不平等，您没觉出来吗?”
茹风对此更是激愤：“胡秉宸的感情和你的感情有本质的不同，爱情对你是一种奉献，是至上的一件事，如此你的良心才会安宁。于他则是享乐的源泉，所以他总是留一手……能想到对女人责任的男人不多，地位越高的男人越是这样。老百姓的男人还好一些，至少能想到养老婆、养家。”
吴为道：“他后来还是动了真情。”
茹风“哧——”了一声，说：“那是一定条件下的真情，带有‘逼上梁山’的性质。你别自欺欺人了，这二十多年他是怎么折腾的，我也算是亲历亲见。不在这个时代，他绝走不出这一步。你在那种时候说到‘爱’，可以说是呐喊出了一个时代的声音，得到了强烈的呼应，是当时文化、思想解放的一个潮流，价值很高。他作为一个政治人物，对这‘点是非常敏感的，他想做风口浪尖上的那个浪尖，做‘天下第一风流才子’，可他没有这个素质，也不想有，这个潮流他不应该赶，他根本不是这种人。他要求的只是婚外的满足；多元满足，多对象，才是他生理上的正常要求。他不过跟你玩儿玩儿而已，开始并不认真，你一成名，他那个‘还配’的感觉就出来了，浪漫一番何乐而不为?可没想到碰到你这样的对手一不肯随便玩儿玩儿。当然他对你还是有感情的，不然也不会有离婚的动力。他说和白帆没有爱，不但没有爱，白帆还有那些问题，所以破坏那个家庭就没有罪恶感，人们在另想别弹的时候都这么说。白帆干的那些事当然不都是假的，但可能没那么严重。所以一旦离了婚，他的良心就不平衡了，不得不用很多行动来弥补，而且这种弥补是以伤害你为代价的，好像对你的伤害越厉害，越能赎回他良心上的歉疚。你爱他都爱疯了，你母亲和禅月为你操尽了心，她们太惯着你了。当初你不和胡秉宸结婚，他就用自杀威胁你，要是她们那时候也来个自杀，你就不得不考虑她们的意见了。你最对不起的两个人，就是你母亲和禅月。可能你小的时候太缺乏关爱，所以不论谁给你们一点帮助，你们就特别领情，特别知足。你倒说给我听听，他给你的爱在什么地方?如果他爱你，就应该对你母亲好一点儿……朋友们为什么对你好?因为人人都知道，你们家成就出来不容易，欺负你们太没良心了……”
问题也没有这么简单。
胡秉宸倒不一定像茹风说的那样情薄如水。吴为“乱搞男女关系”的记录，哪个男人听了不心生戒备?对这样的女人，怎么能相逢就抛一片心?
也许胡秉宸把和她的关系看得过于深沉，不是简单的“搞”女人，如果“搞”女人很容易，用不着等这么多年，几个月、几天就可以上床。
当他们确立爱情关系之后，胡秉宸对吴为说：“我们相识十几年，中间的过程是很复杂的……我不认为有一见钟情的事，如果有，彳艮可能是一种欲望，一种浮在表面上的诱惑。爱情应该是对人格、思想深度、人的尊严、才能的了解崇敬，人生态度的一致，为共同理想的奋斗，当然也包括正常情欲在内种种因素的综合结果。它是逐步产生的，产生之后就成为强大的力量，比如说，为此可能要作出巨大的牺牲或克服很多挫折。我说的爱，是建立在高度人类文化和精神文明基础上的爱，不能要求每个人都这样做，但应该让人们懂得有这样一种爱。我有我做人的基本原则，请相信我，你碰到的是一个好人，这个人一旦明确了爱你，他就放弃一切去取得法律上的合法地位，丝毫没有动摇，虽然用尽各种策略，但态度一直鲜明，一直向前，负责到死，永不相负，难道你从我的法律行为中还看不出吗?”理论是何等美好啊!
这应该算是坠人爱河的胡秉宸，对以往种种难以理解行为的诚挚说明，也可以说是反省。人们也不难看出热恋中的胡秉宸何等坚贞。与这样的男人恋爱，难道不值得在水里洗三次，在火里烧三次，在血里煮三次吗?
而那“新纪元”的第一个早晨，让吴为措手不及的第一件事又是什么?白帆的电话。
当时吴为还没有从昨夜的“情迷”中清醒过来。
胡秉宸就像一个农村的好把势，非常熟悉土地上的耕作，一寸寸开垦着手下的那块荒地；又一寸寸地精耕细作，深思熟虑地支配着每一份精力。那每一份经过深思熟虑才付出的精力，被成倍放大，极大地弥补了体力的不足。
吴为不是没有和男人上床的经验，可是只有在这样一个好把势的耕作下，才知道她这块土地的潜质并没有得到充分的开发。在这之前，她枉做了女人，而且还是个声名狼藉的女人。
她突然解开了对男欢女爱的羞涩，好像天地间只剩下了他们两个人，他们并不是躺在黑暗的屋子里，而是悬浮在杳无人迹的太空。胡秉宸正领着她向那极远极远、灿烂而不晃人的太阳漂浮。她不慌不忙地跟随着他，这个识途老马样的男人，一定会领着她准时准点地到达。
她像那些幸福而知足的人，在入睡前常常舒心地发出一声叹息那样，舒心地叹了一口气。
而胡秉宸也重温了瞬间融化的神迷……
但是，当这农人的犁头正要进人土地的深层，她也几乎就要进入说明白却又不甚明晰的地域时，情况惨变，那耕作的农人猝然倒地，额上沁出力不胜任的汗水，灰白的头发里也沾上了田里的泥土和草棵……
吴为不忍与胡秉宸对视，只管埋着头，一味拂着他的胸膛，似乎这就可以拂去他的尴尬，并且心疼地想：上帝这样对待一个上了年纪的男人，实在太残忍了。
然而胡秉宸却没有丝毫的歉疚，就像一个老练的杂耍艺人突然失了手，很知道如何对观众交代一个自圆其说的理由，并且会毫不气馁地继续可能还会失手的下一轮演出。
他喘吁吁地说：“你看到了吗?就在眼前，伸手就可以摸到了。”
“是，我看到了。”仓促中来不及细想，但吴为对自己说，她一定要这样回答胡秉宸。
此时此刻，一个老男人的余生，就靠她这些话来判决：如果她应对得好，他也许还能支撑下去；如果她应对得不好，可能就会“噗”的一下截断一个男人的命根。
“你伸手摸摸，摸到了吗?”
“是，我摸到了。”
“真的?”“真的。”她必须努力为他制造一个他所期待并赖以支撑的神话：“亲爱的，很好，我的感觉很好。真的很好。”
吴为的谎言终于使胡秉宸重整旗鼓，他的眼睛里不但渐渐有了生气，还有了类似年富力强男人的阳刚之气。
难道他看不出来，那不过都是她说来安慰他的谎话?难道男人就是由女人的这些谎言造就的?跟着，有人兴致勃勃打来一个早电话。吴为懒懒接过电话，问道：“请问哪一位?”
“我是白帆，叫老胡听电话。”“请等一等。”她就把电话听筒递给了胡秉宸。
白帆的声音很响，与胡秉宸同床共枕的吴为想不听；也不可能。她问道：“昨天晚上怎么样?身体还行吗?”
听起来好像在问：你新纳的那个小妾见没见红?
胡秉宸好像早知道会有这样一个电话，早就准备下他的汇报，“天寒地冻，善自珍摄……”至于说到“昨天晚上”，则请她放心云云。
别的话怎么说都合情合理，毕竟他们是多年的夫妻，只是他们关于“昨天晚上”的交流，让吴为好生难堪，好歹她是他的妻子了，他怎么能和另一个女人谈论他们的“昨天晚上”，而且在那样的“险情”之后?
5
等到院子里有了嘭、嘭的声响，就是兄弟们打排球的时间到了，小姑姑肯定也会出来打排球的。
他赶快放下青瓷小碗，脸上也难得地有了笑意。小姑姑有一张典型的鹅蛋脸，端庄又清秀，虽说已经许了人家，可是还没过门。他猜小姑姑对他也颇有好感，但是他们既然生长在这样的家庭，就很识大体，知道什么可为、什么不可为。
球打在石榴树上或是藤萝架上，石榴花和藤萝花就纷纷落下，把他们的眼睛染得一片火红又一片紫蓝；一会儿又掉到金鱼缸里，飞起的水花溅了他们一身一脸，他这才有一绽笑颜的机会，也有了顺便、不显突兀地向小姑姑望一望的机会。他觉得小姑姑也看了他一眼，心里就有了得到交流后的模糊而不明确的快感。有时他们也在一起玩玩“升官图”，从大家坚持按清朝官制玩耍，不难看出他们难以抑制的、对胡家鼎盛时期的留恋。对已往的荣耀，胡秉宸虽也留恋，但他的留恋是在心底，何况时代已经大变，他更愿意适应社会新潮，总是坚持按民国官制玩耍。胡秉宸自少年时代，就显出对风口浪尖的兴趣。
不论在学校还是在兄弟中间，大家都不由得听从他的意见，好像天生如此，没有什么道理。
小姑姑不玩“升官图”，只在一旁观战。他对“升官图”的兴趣也不大，可这也是一个接触小姑姑的机会。胡秉宸是性情中人，对于他的行为是否冒天下之大不韪，不很在意。
虽然是游戏，但在捻捻转儿转着的时候，心底也盼着那个捻捻转儿停在可以连进三步的“德”
上。到了他“荣归”大总统的时候，还是有一份得意在心。于是大家纷纷抢食糖果、干果之类的零食，他这个赢家倒什么也不吃，只是笑眯眯地看着兄弟们大啖他的胜利果实。
他的笑很迷人，薄薄的、线条清晰的嘴唇抿着，似笑非笑的；一双比常人大出许多也黑出许多的瞳仁，忽白忽黑地闪烁在眼睑后面，因了明了又不明了的含意，让人颇费猜测。
晚上温习功课晚了，他宁愿到街头的馄饨挑子上吃碗馄饨，也不愿意让底下人给他做碗消夜。
他喜欢那点京华风情。馄饨挑子上挂一盏马灯，马灯里燃一豆灯火，那一豆灯影在他生动的脸上轻巧地跳跃着，很人间的。
火门一开，锅里的汤就翻滚起来，卖馄饨的抄起小抽屉里的皮儿、馅儿，当场裹好馄饨下到锅里，再点上各种作料，一碗热呼呼的馄饨就煮好了。
这一碗馄饨，看着比吃着还有趣。
吃完馄饨，有时会拐到门房老萧那里，翻起他的褥子，搜出褥子底下藏着的春宫画，细细揣摩。
画片上的女人，各个都是迷迷的脸、朦朦的眼，一副其乐无穷的样子，从彼开始，他对女人有了一种大爱。
到了大学，男生里更是私下传递着女性器官的照片，且都是科学性的特写。比之扑克牌大的春宫画，有大块吃肉、大口喝酒的豪致。连同勇于开拓者的实践，丰厚遗产似的由毕业班一班一班往下传。进入革命队伍后，由于革命的女人与革命的男人数量上的差距，肆无忌惮、以虚代实、画饼充饥畅谈男女欢爱，便成了那些出身红色，因而享有诸多豁免权者的“永恒主题”。
胡秉宸静静地坐在一隅，倾听着那来自地母，原始、赤裸、具体、形象、恣意、放浪形骸的故事，似乎比身临其境更有一番滋味，说故事的人也从来没有注意过坐在角落里，以不苟言笑、清心寡欲著称的胡秉宸。
这样丰富多彩的生理训练，是后来的几十年无法比拟的。
一九四九年以后，为培养具有共产主义道德的接班人，连正当的生理卫生课也一律免了，以致吴为上初中的时候，班上有个男同学，竟以为不论男女，人人都长了一个鸡巴。
这种时候，他绝不会想到小姑姑。
也不会想到五岁时，在老宅花园里遇到的那个婶子。
心里清清楚楚地知道，那是对小姑姑，也是对美丽得让他心跳加快的婶婶的亵渎。
记得那天还下着雨，小小的他，独自一人来到院子里。院子里有许多芭蕉，其中一棵只有他那么高。他站在笆蕉叶下，灰蒙蒙的天立刻就绿了。雨点一滴滴打在芭蕉叶子上，声音空寂而清丽。芭蕉叶子让雨水洗得绿茵茵的，圆圆的雨珠子，顺着芭蕉叶子不断滚下，如天上滴下一颗颗晶莹的玉粒。
婶子就在那时把他抱了起来，他不知道婶子从哪儿来的，好像是从绿盈盈的雨雾中幻化出来的。五岁的他不能说出婶子有多么美丽，只感到她的美丽震动了他，以至他的心跳都加快起来。
以后他就认定，芭蕉在下雨时最美；也明白了为什么很多中国画常常画个美人站在芭蕉旁边。但苞蕉不能太高，应该比人矮些，也不能太密，不然就会喧宾夺主，本末倒置。但是每当觉得和小姑姑有了一种模糊的交流之后，他就更想去老萧那里看春宫画。
也会抛下兄弟们(他们常常一起骑着自行车，车匪一样呼啸着从胡同里蹿出，到东安市场东北角的杂耍场去看杂耍)，像独行侠那样形只影单，飞骑到那大俗之地的前门。
在前门那个地界，他最喜欢看拉洋片。“往里面瞧嘞往里面看，粉色儿的幔帐挂两边，俏丫头扶来了娇小姐，掀开了幔帐就往里，钻。一钻钻进了洗澡盆，这大姑娘洗澡呀，您瞧啦……”
他把眼睛紧紧贴在那个小洞上，透过小洞上的玻璃往里瞧。大姑娘是有的，却很粗俗，硕而肥的奶子垂着，因为下半身全淹在澡盆里，盆里又都是肥皂泡，关键部位根本看不见。
可那兽般的粗俗、不能欲穷千里目的遗憾，让他晚上回家就做梦。在梦里，他和一个不明性状的东西，似交欢又不似交欢地遗下他那宝贵的少年精华。
有时那交欢的对象又似是而非，好像三岁时在老宅子看到过的那个女人。
老宅子前后各有两个大院子，院子到底大到什么程度?记得从后院蹦出来的蛤蟆，都有一只海碗那么大。
光后院就有两栋楼，上下八间房，两栋楼之间有天井，天井上有顶棚。楼后有个偏厦，偏厦很长。他站在楼上的后窗那儿，远远看见偏厦里闪烁着暗红的烛影，烛影跳着、跳着，就闪烁出一个洗澡的女人，可能是佣人，不然怎么会在偏厦里洗澡?
不过她看上去非常遥远，像在天上，也许因为他还是个孩子，小孩子看什么都是远的。可是他叫了一声，有一种窒息的感觉压在胸上。奶奶过来说：“这孩子该睡觉了。”
有很长一段时间，他的睡眠都和这个暗红的烛光剥离不清。
雅一点的唱词也有，不多。就是唱《红娘》，也是唱红娘怎么给张生和崔莺莺拉合的一场：“有情人他把门儿一关，奴家我在外面好难堪，踮着脚儿往里面瞧畦……唉，他颠凤倒鸾来销魂……”
这样的唱词他到老了还记得，在和吴为做爱的时候，还能对她重述得二字不差。
或是去合意轩、如意轩听坤书。他喜欢京韵大鼓，也许因为那些花枝招展、描眉画眼、油头粉面、搔首弄姿，半边头发盖着一只眼睛的女艺人，让他又是轻蔑又是渴望。旗袍紧裹在身上，开衩大得几乎看见底裤，让男人看了不得不直奔主题。那些女艺人的嗓音多半沙哑、苍凉、风尘而性感，更加撩拨一个情窦初开的少年人。和他们家的女人真是天地悬殊，可也别有一番风味，就像老萧常说的：“家花哪有野花香?”
不过他从没在那些“提活的”彩扇上点过一个曲目或是艺人。他不能想像，要是那些“提活的”也这么一喊“有题目，胡秉宸先生点……”他非得钻到桌子底下去不可。家里人，特别是小姑姑，虽然绝不会到这种地方来，可他觉得她们一定都能听见“提活的”这一声吆喝。
由于来自女人的信息是这样芜杂，也就难怪不论什么品位的女人，都能应付裕如。
多年以后，他能写出那支让吴为自愧不如又脸红的小曲儿，功夫可能来自这些底层文化的熏陶。那支小曲儿吴为只看了第一句，就像潇湘馆中的林妹妹那样转过身去，并把那信纸掩在了胸前。
回到家里，等到夜深入静才敢拿出来细读。
俏冤家，你直把我疼煞。见到你时疼得我煞，见不到你时更疼得我煞，日日夜夜梦魂里也擞不下。
你生气时谁能够耐着性儿、涎着脸儿任着你性儿骂?你高兴时谁能够凑个趣儿、逗个乐儿、哄着你笑哈哈?有点儿委屈时节又是谁跟你并着肩儿、拉着手儿说说温存的知心话?
闷时节谁陪着你闲拉呱y忙时节到那更深入静谁给你送热茶?天寒地冻有没有人想着给我那知情识趣、玲珑剔透的人儿把衣加?伏天六月又怕那蚊儿咬着、蝇儿扰着我的小冤家。
似这般牵肠挂肚、挂肚牵肠，有一天直把我疼煞。那时节到了奈河桥上也，我也要回头强挣扎，为的是魂儿、灵儿、心儿、肝儿一齐都往你那边儿挂，那疼你的情儿也，更是千倍万倍地大。
怎么分析，这支小曲儿也没有黄色的成分，但却极具挑逗性。只可惜它离吴为向往的《天鹅湖》里的王子，或骑土的决斗、击剑、披风、使腿儿修长的紧身裤等等差得太远了。
如果胡秉宸对吴为的追求，不是从这种情话开始：“你的美只有音乐才能解释，而且还得是大手笔”，而是从这样的小曲儿开始，吴为很可能不会爱他。
可是到了胡秉宸给她写这种小曲儿的时候，她对他的爱已经病人膏盲，不论什么，只能照单全收了。写出这样高水平小曲儿的胡秉宸，结婚以后却翻脸不认账。当吴为要求他不只是在床上，能不能在“床下”也给她一些温情的时候，他却说：“我不懂得怎么对待女人。”
这么说来，她只能在床上得到任何一个女人都能从任何一个发情的男人那里得到的所谓爱怜。也就是说，胡秉宸对于她和任何一个男人对任何一个女人的心态、模式，别无二致。
偏偏没有什么是特别为着她的。
她原以为他们的爱情有什么不同!
吴为问道：“那么你从哪里抄来的那些玩意儿?”
他怪吴为有眼不识泰山，“完全是我的创作。”
吴为说：“你既然能写出这样的文字，还说不懂得如何对待女人?我也不是贪心要求十分地实现，哪怕一分也就心满意足。”
新婚之夜胡秉宸的那个问题，也显露出这段姻缘“没有什么不同”的蛛丝马迹。“记不记得你在干校开车床的时候，我站在你车床前说的那句话?”
“哪句话?”“我说‘你是个拿水枪的女车工’。”
“不记得。”
“你知道那是什么意思吗?”
“不知道。”
“那就是说，为了冷却加工件，你不断从油壶喷嘴往套管里挤射进去的冷却油，好有一比……”
“你真坏。”她翻过身去。偏偏倒不过来那个“时差”。就在胡秉宸站在她车床前对男人某种创造性的活动进行如此具象描述后的两年，就接到了胡秉宸和白帆于一九七三年联手写给她的那封信。“男人要是不坏，女人就不爱了。”
“可我当时并没有听懂你说的是什么意思。”
按理说，一个偷过人、养过私生子的女人，应该很解风月。在他没有正儿八经与她谈情说爱之前，这正是让他鄙夷之处，可又忍不住猜想，吴为的床上功夫该是何等了得，和她做爱又该是何等酣畅。
也理解了父亲为什么会讨个妓女做二房。
直到和吴为上了床，胡秉宸才知道她根本不解风月，甚至还得他来调教。这真让他不能理解，甚至让他有些失望。一个偷人、养私生子的女人，算得上是沧海桑田，怎么能不解凤月!
爱恋是个技术活儿。胡秉宸的风月之说，指的就是技术上的等级。而吴为认定技术都是细枝末节，她崇尚的爱，是把命都能豁上的爱，是可以为之下地狱的爱，何谈献身!
她对技术的疏忽，导致了一个致命的弱点，不会调情。岂不知最能拴住男人心的，是调情的技术，而不是那种搭上命的爱。
她有过多次恋爱的记录，频频换场的原因倒不是见异思迁，相反，她对爱情非常专一，专一到置身某场恋爱时，绝对不会注视场外任何一个男人。
这种恋爱观导致的严重缺陷是对待她的所爱，也像对待那把就餐的叉子。
正像本书第一章第二节中写到的那样。
她刷得很仔细，连叉齿中间的缝，也用洗洁布拉锯般地擦了很久。
到了二十世纪末，除了英国的皇家御厨，或是已然寥若晨星却仍固守旧日晶位的高档饭店，或是某个冥顽不化的贵族之家，还有多少人在擦洗餐具的时候，擦洗叉齿中间的缝隙呢?
哪个男人经受得起这样的擦洗?又有哪个男人愿意置身这样一把叉子的地位?
她就只好一次次换场了。
叉子也好，技术活儿也好，两者之间到底有什么不同?最后还不都是以上床作为讨论的终结?
说起来真像她非常讨厌的、绕来绕去的哲学。
他有时也到东安市场旧书摊上逛逛，翻翻旧书，一个上午就过去了，随便扔一个子儿，也许就能买到一本很好的书。好比那本《浮生六记》，就是在丹桂商场的旧书摊子上买的。
也就是在那里，他看到了小说《呼啸山庄》，并被那爱情的强烈所惊吓。在他和吴为正儿八经恋爱之前，怎么也不能相信，世界上竟会有那样强烈的爱。
那时他就怀上了一个梦想，这辈子一定要轰轰烈烈地爱一场，在上海始于百乐门的那场情爱，也因时间、条件、地点的参错，未能如愿以偿，日后回忆起那一场因白帆的举报、领导的干预．而告终的情爱时，不过那么一笑，奇怪自己竟甘为那场恋爱受到上级警告。
他一生都在不甘地等待着一场恋爱，直到吴为出现，才算圆了那个梦。可是等到晚年，回想起和吴为的情爱，也不过那么一笑，奇怪自己曾为此梦魂牵绕。
书看累了，就到东来顺饭摊上吃份肉饼和一碗红豆小米粥。那时候的东来顺，除了雅座，楼下大棚里还经营物美价廉的饭摊，除非家长带他们到江苏风味的森隆饭店回味一下南方口味，他喜欢大棚里那不拘形式的随意。
像胡秉宸这样一个俊朗又不失英雄气概，懂得品位而又不失纨挎，大雅大俗、有形有款、永远的新潮又永远的怀旧，要什么情调有什么情调，一点、一味、一丝、一毫地品味生活，的全方位男人，实在世上少有，恐怕也是“五百年才能出一个”。
这样的男人恐怕也再不会有了。他是那种家庭和社会环境缺一不可地造就出来的“全才”。比之他的生长环境，后来的男人总像因为偏食患有某种营养缺乏症。就像吴为说的：“现在猿为什么不能进化成人了?因为没有了那种生存环境。”
更有他的革命经历。虽然没有为革命而献身，但也曾时刻准备着，只是没有得到实践的机会；如果遇到那样的机会，胡秉宸绝对不会犹豫；方方面面都很匮乏、贫瘠，并且崇尚革命，特别崇尚浪漫的革命献身精神的吴为，怎能不为这样一个既出生人死地革命，又精通中西古今爱情典籍的男人所迷醉?
这就是吴为为什么对他说：“只有我才了解你的价值。好比一件出土文物，上面沉积着万年的泥土，一般人觉得不过是个土疙瘩，也许顺手就扔了，碰巧有人知道它是文物，也能鉴别它的颜色、造型、年代……但只有我才能鉴别出他人鉴别不出的、使它得以精美绝伦的奥秘。”
可她忽略宁胡秉宸臼后几十年布尔乔亚的锤炼，在那种锤炼下，不但英国是脆弱的，精美更是脆弱的。
胡秉宸觉得遇到了千载难逢的知音。
过了很久、很久，即便吴为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之后，也还认为：“不论怎么说，你在你那个阶层当中，还是最优。秀的一个。”胡秉宸倨傲地“哧”了一声，说：“何止我这个阶层！”
6
在一瞬的迷茫中，胡秉宸几乎带着爱意想起他的父亲，那个日本早稻田大学的留学生，爱女人，也被女人所爱的俊美潇洒的男人。这反倒是和父亲朝夕相处时不曾想到的。
胡秉宸没有见过父亲的女人，只见过他的如夫人，据说是妓女从良，可是并不漂亮。那时他对男女之间的事理解还很肤浅，所以并不漂亮的如夫人，让他一时颇为费解。
父亲的一生过得舒舒服服，在家族的银行里做着一份经理的工作，如他们这种出身的男人那样，没有什么创造性的工作，也用不着。人生于他们不过是一场惬意的消遣。
父亲既会下围棋也会，桥牌，何况麻将，且样样玩得精通。每周定期去英国人开办的网球俱乐部打两次网球，就像女人定期到美容店去做美容一样。还喜欢算命，兼收并蓄地享受着东西方文化的行乐精粹。与儿子们并不多话，几个兄弟中最偏爱的可能是胡秉宸，觉得他最像自己，最有前途，最可托付。所以他临死前给如夫人留下的最后一句话是：“有困难去找秉宸吧。”
在大学读书的长子胡秉寰，虽然才学过人，可是沉迷佛经。三儿子身体不好，不像是长命的样子。
在一般人眼里，长子胡秉寰是个怪人，家境虽然富裕却总是剃个光头，着一袭布质长衫。他的温文尔雅、安详沉稳，与胡秉宸的虚浮冷傲以及那刻意做出来的英国派头，迥然不同。
胡秉寰读书多而随意，精通历史、诗词歌赋，连父亲有时还得听他三分。每个星期回到家里，胡秉宸总是绕其左右，问东问西，他的历史知识、旧学底子，大都是从胡秉寰那里来的。
可是胡秉寰总是神思邈远的样子。
也从来没有听说他和女人有什么瓜葛。实在不像胡家的男人。
临到毕业考试之前，胡秉寰突然决定回老家。可是老家的佣人没有在码头上接到他，上船去寻，只在舱中寻到他的行李，他从此就神秘地失踪了。
大学里还派人找过胡秉宸；向他打探胡秉寰可能的去向。
家里也找了很多年，最后猜想他可能在轮船上跳海自杀了。除此，他还能到哪里去?
一个不期而至的想法，间或也会掠过胡秉宸的脑际，也许他断绝尘缘，潜入深山老林修炼去了?
不了解胡秉寰的人，猜测他可能死于精神忧郁。但胡秉宸觉得，即便大哥自杀，也是由于他的不肯苟且，他是太孤独了。
有时他觉得，如果大哥不自杀，可能是他们这一代人里最有建树的人。
胡秉宸和父亲毕竟不同，也许更多实际，更多雄心，更多务实精神。在他看来，一味消遣人生的父亲或是叔伯们，难道不是在衰退他们那个曾经显赫的家族?
还在念中学的时候，他就常常站在那所四合院的中式客厅里，对着刘墉那副对子，还有不知哪位先人所录那幅中堂“太上立德，次为立功，再次立言”出神。
他依稀记得小时练字的情景，可惜因为没有耐心，没能练出一手好字。
除了他，兄弟中以及堂兄弟姐妹中，还有谁会相看两不厌、闲来不闲地翻翻那本装在紫檀盒里，用素绢裱糊得精致讲究，彪炳胡家千古的家谱?
几十年后，这些彪炳胡家千古的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中被行事相当实际的白帆泡在洗衣盆里，用搓衣板一点点地搓碎了。每每想起已经化为纸浆的家族“荣耀”，胡秉宸就痛心不已。他不能责怪白帆，在那个非常时期一真不好意思，比之家族“荣耀”，还是保命第一。
胡家的昌盛，始自端溪砚的开采，后来又从雕砚琢砚，发展为收藏而发财致富。祖父就是从这样的玩家，最后成为一名古砚鉴赏专家。最后家中还藏有一方端砚“绿豆眼”，据父亲说是非常名贵的品种。砚身一脉暗紫，潜向幽深，又点点诡绿闪避其上，迎光更见一抹萤绿流溢其中。还有一方“龙尾”歙砚，据说也很名贵，与那方“绿豆眼”可以齐名。
那方“绿豆眼”也怪，不过随形略凿，并无纹饰，看得出是天生写意而非工匠之才。砚背序跋铭文诗赋全无，只一个“茫”字了事，但却透出一份通灵，有一份待人善解的神秘期待。若说制者、藏家、姓名、年份全无倒也无妨，反正是胡家的东西。对于石质、刻工上下，到了胡秉宸这里早说不出所以，可这一个“茫”字……头绪多端，该作如何解释?
这方砚究竟来自他那采砚的先祖，还是后人所藏?
采自南唐，还是宋、元、明、清?
究竟是第几代先祖雕凿?此人行状如何?
砚背的这个“茫”字，成了他心里一个悬案。
看来胡家也不都是条理清晰的人，比如大哥，大学国文系的高才生，无缘无故就突然自杀了。他的自杀与刻下这个“茫”字的先祖有没有关系了一九四二年后，胡秉宸回到故里，父亲已经过世，如夫人没有遵照父亲的遗愿而是改嫁他人，家里多少代人保存的名贵家具，也随之做了他人家的财产。在破败的院子里，尚有几只花盆置于角落。明知那院子收拾也无可收拾，却不禁伸手去搬动那几只边缘缺损的花盆，突然看到一只花盆下压着那方“绿豆眼”。
谁压在这里的?当然不会是如夫人。难道是父亲?
他百感交集地捡起那方砚，不由得迎光摇去，曾经流光溢彩的“绿豆眼”瞎了，回身为前世一方顽石。不过那的确是“绿豆眼”呀。
7
胡家没有-个人知道，胡秉寰在离去的前夜，对着那方“绿豆眼”，对着那一个“茫”字想过什么。
是不是这一个“茫”字决定了他的去向?还是“绿豆眼”在胡秉寰离去后走了魂?
8
到了老年，胡秉宸迷恋起家谱，为这一方砚的来历费了很多心思，却终究不得其解。由这方砚，他想到，应该，也值得把吴为列入胡家那不凡的家谱。但吴为说：“你最好还是把白帆列入胡家的家谱吧，毕竟你的子息都是她生养的，我不能再抢夺她这份荣誉。”
此话言之有理。但他又实在舍不下吴为这样一个“人物”，说：“那就把你们两个都写进去。”
“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胡秉宸说：“这有什么不合适的?”
“可我觉得很不合适。”
和吴为的离婚，终于使他为这个难以裁决的进球，吹出了决定性的一哨。
许多让胡秉宸悬而不决的问题，在和吴为离婚后终于得到了妥善的解决。胡家的昌盛早已不是原来意义上的昌盛，难道再不会出个青史留名、重振家声而不一定是重振家业的人?
可是谁也没想到他参加了革命。
时局败落，生命更如风中草芥。何止胡家，家家都在随风飘零。
向父亲告别时，父亲沉默起来，大自鸣钟滴答、滴答的声音，颤颤悠悠消隐在客厅深处。在他们相对无言的沉寂中，自鸣钟消隐而去的行走，似乎提醒着一切将不可避免地流逝。他们抬起眼睛，相对而视，不约而同却又不很贴近地想到了“前景”这个词。
父亲似是而非地叹息了一声，只说道：“这样也好。”似乎肯定了他的选择，并掩遮着些许的愧怍。外部世界风雨飘摇，各路英雄风云际会。家族分裂也现端倪，前景如何，实难卜料。
二房一支，民国初年就开了矿山。奶奶买了很多新矿山的股票，可是二房的人又说要赔，把奶奶手里的股票全买走了，刚买走，股票就涨了。
9
以后，胡秉宸还会在革命的道路上，与二房一名“败类”狭路相逢。
10
胡秉宸参加革命不如说是偶然。其实很多看似非常重大的事情，大部分出于偶然。
彼时学校里已常见传单，各路政治小组也很多，他却没有参加一个。就连孙中山先生的那个党，他也不太信服，总觉得辛亥革命时孙先生并不在中国，所以也不能算完全是他领导的，和后来的长征一样，相当偶然。
偶尔参加一下要求抗日的游行，在国民党市政府门口坐一夜，迷迷糊糊打会儿瞌睡，也没见市政府说出个所以，不过国民党从来没敢开枪。
闹了一阵，各大学就派代表去南京请愿。胡秉宸没有去。正像胥德章说的，他在学校根本不是活跃分子，可能因为对那些忽然站起来喊个什么口号的行为，抱有非常不敬的想法。
南京请愿没有结果，一九三六年又出来个西安事变。
时局紧迫，何去何从，摆在了每个大学的面前。校方广泛召开座谈会，征求各方意见。
品学兼优、全校闻名的胡秉宸，自然在列。就像抗战胜利后，林伯渠老在毛、蒋二人谈判裁军问题前，就此在周公馆召集会议，统一认识，征求意见也召集胡秉宸一样。在历史的关键时刻，胡秉宸总是那风口浪尖上的人物，他似乎就是为风口浪尖而生的。
在校方召开的会议上，他同样慷慨陈词，认为应该迁校内地。
可是在校方召开的另一次会议上，他未在邀请之列，不知出于什么心态，在会议室外窃听。
这一次窃听，既展现了他日后领导地下工作的卓越潜质，也显示出他不甚平实的倾向。
于是，他抢先在布告栏里张贴了一个声明，说是校方不准备迁往内地，对此他表示坚决反，对，并像欧洲那些大学的学生一样，在声明上写上了自己的学号。
到底是隔墙之耳，胡秉宸难免听错，事实是校方决定迁校。校方对此未置一词，胡秉宸倒给自己制造了一个非此即彼的选择：回避错对问题一走了之；或承认自己听错，跟着学校迁往内地，继续完成余下的学业。
其时，他还有半年即可毕业。
考虑再三，他决定当兵。倒不一定是面子问题，当时东北、华北、华东已经沦陷，很快也要打进国都南京，中国如果再不奋起抗战，很快就要亡国。他的工业救国梦也不可能实现，不打走日本人什么也说不上。
所有正直青年都不再观望，却没有当兵救国的概念，一说打仗，就好像是农民抓壮丁，根本不是他们的事。特别在大学这种比较保守的学校，学生们大多出身于富裕家庭，和国外也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参加抗日的出路不外两条，或参加蒋介石的军队，或参加共产党的军队。胡秉宸选择了共产党。
当胡秉宸在学校里宣布投笔从戎的消息时，就像他那张揭露校方不想迁往内地的布告，再次震动了全校。
因为没有一个学生不珍惜大学的学位。他们在这个大学得到的学分，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一律承认，毕业后再到麻省理工学院读八个月，就能拿到博士学位。毕业后的经济效益也很诱人，其他大学毕业生每月工资只有四十元，大学的毕业生每月可以拿六十元，并且没有失业一说。
父亲是个喜怒不形诸颜色的人，既然他不告诉父亲到哪里去，父亲也就没问，不过猜想他是要到延安去。沦陷时期，父亲通过银行的老人转过一封信给他，告诉他日本人抓共产党抓得很厉害，让他千万别回来。据他所知，日本人还多次让他那个留学日本的公子哥儿父亲出面参政，父亲却坚决不肯出山。
一别经年，后来他都不知道父亲于哪年去世。
11
他也想起大学三年级那个寒假的晚上，难得与父亲同时坐在起居室里。也许是起居室的暖意，让那个冬日的夜晚显得很有家居的温馨，父亲突然让他到书房拿来纸笔。一向和儿子们很少交谈的父亲，这个举动让胡秉宸有点受宠若惊。不过他也像父亲一样，不大形之于色。
父亲跷着裤线笔直的二郎腿，脚上着了双优质英国皮鞋，身上自然也是一袭来自英国的吸烟袍。几乎是沉着脸，在手边那张线条简约的明代小茶几上，按照自己独创的一套方式，推算起胡秉宸的生辰八字。
那时父亲只从英国购进服饰，三十年代中国上层人物的服饰，还是英国人的一统天下；意大利服饰还要等上五十年，才能在世界上称雄称霸。
对于时尚，胡秉宸有一种自学成才的天赋，这有一点像女人。比如父亲从没带胡秉宸去过网球俱乐部，他的网球技艺却是打遍全校无敌手。当然也不能说胡秉宸在衣着方面的品位、苛求与父亲毫无关联，包括他爱女人也被无数女人所爱的这一点。
哪怕在用水极其困难、无法洗濯的情况下，哪怕与一个兴趣不大、完全谈不上恋爱，只是调调情的女人相会，胡秉宸至少也要保持一个雪白的袖口、领口，以及认真刮过的面颊。
可想而知胡秉宸对“情调”的敏感，参加革命后，他更是失去了这方面的实践机会，想起来就让他觉得白白糟蹋了自小就耳濡目染种下的慧根。后来胡秉宸正是从吴为竖起的衬衣领子上，引发出对自己那遥远的、卓尔不群的魅力的怀念。
他暗暗瞟着吴为竖起在细长脖颈后面的衬衣领子，似乎无意地说：“我最好中年华已经逝去……在最忙碌的年月，只能很随便地穿着军衣。但即便是一件军衣，穿着都很潇洒……三十多岁，每天自己开个吉普车，进进出出。”他忽然停下，含意不明地笑笑，“……却和白帆几乎没有关系，我一辈子都没和她挽过手，一辈子都没有认真过……”说到这里，他又停下笑了一笑，眼神很邈远的，“……我不知道是否有人喜欢我……至少没有人敢喜欢我，我看上去有些可怕。刚解放的时候，我在肃反办公室当着一个处长……哦，想起来了，有个演电影的，同男人搞关系被人抓住了，送到我这里来，由我处理。过几天她忽然浓妆艳抹地到我的另一个办公室来，同我说上海话：‘阿拉还是满喜欢依格。’真滑稽……”却略过了他当时是怎样垂着眼睑，默认了那个他认为很漂亮又很淫荡的女演员的表白，然后换了话题，“……我喜欢你那件软缎衬衣、那条裙子，还有最重要的，那种知道自己是漂亮的神气。”
直到和胡秉宸离婚后，吴为还保存着一张胡秉宸大学时代的照片。那是一张全系学生的合影，几十人中，惟有胡秉宸一人将大衣领子竖了起来，礼帽低低地斜压在眉骨之上，使眉眼鼻子若隐若现于帽子阴影下，只突出坚毅的下巴和性感的嘴。那张嘴，与多年后美国当红影星保罗·纽曼(PulNewman)的嘴，无论形状还是内容，都无比类同。而其他同学虽也西其服革其履，不过怎么看都还是戴瓜皮帽的小地主。惟恐不展地把大衣领子抚了又抚，帽子端了又端，前帽檐后翘，露出呆呆的脑门儿，惟恐他日、他人认不出照片上的自己。
试想，一顶西式礼帽这样戴，还能戴出什么兴致来了一九四九年以后，随着胡秉宸的擢升，方方面面条件具备之后，公余之暇竟也带着猎枪到郊外去打打猎，虽然从未猎到过什么。待他有了宽敞的住房之后，也开辟了英国家庭必有的一间书房，并且在院子里种了花，虽然那些花从来开不好，或是越开越残。
总而言之，一旦有了条件，胡秉宸就会“从头收拾旧山河”。而他周围那些并不了解英国的延安们，以为(包括白帆)这不过是一种习惯，一个私人爱好。
虽然胡秉宸多次对吴为表白“我不太喜欢英国人，因为他们傲慢，一副帝国主义派头，不论《简爱》或是《蝴蝶梦》中的男主角，我都厌恶。都是游手好闲，一辈子不工作，靠财富过着奢侈的生活，好像没钱的姑娘非爱他不可的一副贵族阶级派头，而那些女人又都是可怜巴巴的样子”，却又忍不住提醒吴为：记住，我是一个忠心的顽固派一英国式的顽固分子。
其实，胡秉宸打心眼儿里赞赏英国人的是：实事求是；勇敢作为一个伟大的民族在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的表现；承认现实，虽然不像法国人那样富有浪漫气质，但从不会吊儿郎当。
当然这里说的不是一个具体的英国人，而是一般概念上的英国人，是马，而不是白马。
胡秉宸对英国的酷爱，也可能和他从高小到初中整整六年都在英国教会学校读书有关。六年不是一个很短的时间，总有一些影响，不管好的还是不好的。
胡秉宸从他的英国教师那里究竟受到了哪些影响?
至少是英文，所以他的中文写得很坏。也许还有踢足球和认真的态度，以及那时常说的epolta-manehip(运动员风格)，虽然现在的英国运动员也一样地粗野和踢人了。
可能还有鲁迅先生提到过的“费厄泼赖”，即公正、合理那一类名词，以及那一类名词的含意。
胡秉宸可能有很多缺陷，但不逃避危险和困难的行事态度，可能就是从这一类名词来的。
他不时对英国突发的恶意，其实没有多少道理。追究起来，不过是因为他的英国教师曾经使他不快。
教过他的英国教师很多，他大多记不得了，只记得一个由于他的迟到，经常打他手板的英国校长。
后来读到英国小说，特别看到书中那些打学生板子的教师、校长时，他自然就会想起那些冷漠而又非常严格的英国教师和校长，他们在打他手板的时候，丝毫不讲价钱，而且从来不会忘记；学校里甚至专门备有一间供教师打手板用的房间。
还有一位一条胳膊丢在第一次世界大战，只剩下一条胳膊的Mr．Smith。他和胡秉宸那一班学生相处的时间较长，常常带学生去野营。有一次到西山，班里仅带了几只水壶，又没有杯子，喝水时大家只好轮流对着壶嘴喝。至归程时饮水已经很少，胡秉宸渴了但他又很挑剔，嫌那样喝水很不卫生，便先从水壶中倒出一些冲洗壶嘴，被Mr.Smith大批一顿。不过他可能没有理解，考究的英国人还有相当务实的一面。
因此他对英国的恶意，难免装腔作势，并兼有鼠肚鸡肠的报复之嫌。
可是一不留神，又会流露出对英国人的万般倾慕。他曾在给吴为的一封情书中连篇累牍地说道：我昨天搞到一套《战争与回忆》，是《战争风云》的续篇，如果你手头也有这套书，请读一下第四册，1521页——帕米拉已同一个英国空军中将邓肯订了婚，邓肯在一次冒险飞行后受了重伤(一个典型的英国人从来不拒绝这类冒险)，这时候帕米拉决定解除婚约同帕格结婚。帕米拉在描写与邓肯相处的最后一个晚上是怎样说的呢?她说，事实上就是我们一起待在斯通福(邓肯的宅邸，他在那里养病)的最后一天晚上，他当然心情抑郁，不过像一贯那样，始终和蔼可亲，可怜的好人儿。这就是英国人的绅士风度。
他又接着写到：
我在读《战争风云》的时候就老在注意帕米拉和维克多·亨利的结局，好像这会象征我们的，什么。在经过复杂的局面和重重困难之后，他们终于结婚了。婚后他们在华盛顿第一次出场的情况，我也抄一些给你。
“现在哪儿去呢?”他问，“到你们大使馆里去参加那个，会吗?”“如果你有空的话，亲爱的。如果你高兴去的话。”
“……大使馆里开的是什么会?”“哦，不过是一个小小的招待会。参加的有我们记者团里的，英国采购委员会里的，还有其他这一类人。”
“可是，为什么举行这个会?”
“老实告诉你吧，这样我就可以把你炫耀一番，”她向他斜瞟了一眼，“好吗?我的朋友多数都去。哈利法克斯夫人很想见你。”“好吧。”维克多·亨利这次来，显然是为了在会上让人们看一看。帕米拉手搭着他的胳膊，在大使馆花园里走来走去，把他介绍给大伙儿。到会的人寥寥无几，他们招呼他的都尽量装出英国人那种冷淡的神气，故意不去盯着他看，也不去向他问话，但是他仍旧觉出所有的目光都在打量他。三十年前，罗达(离婚的前妻)也曾把他这个海军学院橄榄球后卫拖去赴她斯威特布赖尔同班生的午餐会。有些情景并没有多大改变。帕米拉穿着一件印花上衣，戴了一顶车轮帽，看上去十分动人……
在驱车回公寓的途中，帕米拉说：“哈利法克斯夫人说你简直是一头羔羊。”
“这是一句好评语吗?”
“这是授给骑士的爵位。”
回到彼得斯的公寓里，帕格洗了一个淋浴，后来闻到了从卧室敞开的门外飘进来烤肉的香味。
他穿了一条宽大的灰色旧运动裤，感到很满意，然后再穿上白色开领衬衫和褐红色套衫，趿着鹿皮鞋。这是和平日子里他下班后习惯的打捞。他听见杯子里的冰块发出丁当声。在起居宣里，帕米拉穿着家常衣服，系着围裙，把一杯马提尼酒递给了他，“天哪，我不习惯看见你这副打扮。”她说，“看上去你只有三十岁。”
帕格哼了一声，“可已经不像三十岁那样顶用了。”他说时端着他那杯酒坐下了。这是有关床笫之间的一句暗示。
他对此感到非常快乐，希望她也如此，但是就新婚夫妇之道而言，这也没什么特别的。她的答复是在嗓子眼里笑了一声，然后在他脖子上吻了一下。我能有这样的一天吗?成为一个招待会的家属?这一切多么凑巧，这是预示着什么吗?我为什么一开始就注视着这两个人的命运?是什么使我去注意他们?
这是一封只给你一个人看，并且看完就应烧了的信，因为里面净是孩子气的、只能在你靠在我肩膀上的时候才能说的话。如果将来你知道我“不那样顶用了”，你会讨厌我吗?至于我，你对我是神圣的，完全是神圣的，我是你的奴隶。反对个人崇拜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我永远跪在你的脚下。如果你抛弃我，我一定心脏破裂而死，而且死无恕言。我会成为这样一个人，以前是不能想像的。别笑我这些傻话。
他们后来果真像帕格和帕米拉那样结了婚。结婚初期，胡秉宸不放过任何参加她那个圈子聚会的机会，一心想要照着《战争与回忆》的范本，一还读它的夙愿。然而没想到，真到聚会上，却进入不了角色。吴为不知道问题出在什么地方。
很多人都想看看那场大逆不道、轰动全国的恋爱的男主人公，那个吴为为之出生人死的男人。
胡秉宸对大家的致意、寒暄，只是不着痕迹地点点头。就像还在他的部长办公室里回答下属的问候，还流露出些许的冷傲。也许他本意并非如此，那不过是一个过于自尊的人，对生疏的周边环境不由自主的戒备、自卫，或不过表示他并不输于那些社会名流。
吴为的几个朋友，担心他在完全不同的人群里感到冷落、不自在，没话找话地陪他闲聊：“听说您也是大学毕业的，咱们俩算是校友了。”胡秉宸回答说：：我从来没读过大学。”
又一位朋友问道：“您都在哪个部门工作过?”
他等于没有回答地回答道：“好几个部门。”
旁边坐着一位被打过右派，坐了十几年牢的作家，语出惊人地说：“你们何苦喋喋不休地向胡先生问长问短，你们还看不出胡先生不屑回答吗?”作家红头涨脸地把玩着手里的酒杯，可能有点醉了，不肯罢休，自视甚高地接着说下去：“作家是什么?都是人精，处理问题可能不如政治家老谋深算，但不等于看不出问题，不然还当什么作家!”胡秉宸就不光是君临臣下，而是龙颜大怒了。
回到家里，吴为问他：“你怎么对我的朋友一句真话也没有?”
他说：“要像你那样什么都对人家说，我于地下党的时候，早就没命了。”
“可现在又不是地下党时期，人家问你的又不是什么机密，你怎么就不能对人家说点儿什么?”
“我为什么要和这些不相干的人说那么多?”
“人家不过一片好心，怕冷落了你。”“什么好心!你那个朋友是坏人，应该再让他劳改二十年。”
在期待已久的亮相中，胡秉宸失败了。
几番经历之后吴为就知道，关于“反对个人崇拜在我们之间不适用，我永远跪在你的脚下”等等，不过是胡秉宸的即兴之言。人在冲动的时候，什么美好的话说不出来?
只有女人才会崇拜一个男人，而男人只能把玩女人，却不会崇拜一个女人。
于是吴为想，胡秉宸关于“英国人”的理论，不过理论而已。
而所谓的英国绅士，其实也像凡人一样鼠肚鸡肠、斤斤计较。英国人的优越感，对事、对人那种不着形迹的蔑视，难道不是品位最正宗的假道学?
12
胡秉宸虽然把占卜、堪舆之类看做邪术，但父亲对很多人的推算都很准确。他说的也不多，只一两句，点拨出最重要的人生转折。
最后，父亲抬起眼睛看着他说：“五十多岁之时，你有一步官运。”
然后犹豫了一下，带着些讨不再来的思虑，决断而又浅尝辄止地补充说，“也有一步桃花运。”他犹豫再三，终于没有说出胡秉宸有两次婚姻的前景。
胡家的男人，没有一个不是娶两房太太的，不是三个也不是四个，就是两个。至少在近两代都是这样，如果往上追溯，可能更是一番繁华景象。
父亲此时投有说出的话，在他与吴为热恋时由白帆点拨出来。在白帆的点拨之前，胡秉宸对胡家近几代男人的这一际遇，一直熟视无睹。
那一年，他大约二十七岁，健壮而又情欲旺盛，如果再不和女人睡觉，就会生病。
周围男性，几乎都是年龄相当的光棍，除了革命，人人还面临那个年龄段上迫切的生理需要。而他们的工作性质，又决定了他们只能封闭在一方窄小的天地，基层组织也没有考虑到这个天地“麻雀虽小，五脏俱全”，也存在着一个生态平衡的问题。地下党里有个曾经留学德国的同志，可能受西方性观念的影响，谈论起性爱肆无忌惮，还自告奋勇地担当起协调的角色，不但向大家热诚宣讲手淫与健康身心的理论，还具体传授实践的方法：“用肥皂水帮助摩擦效果更好，下面那些工作点还有人主张用油，乡下照明不是用桐油吗?晚上熄灯后，桐油灯就放在床边，灯盏里总有剩油，伸手就可以蘸着。”
大家听了笑不可遏，胡秉宸却鄙夷地调过脸去，他与众人不大谐调的毛病，一直也没有得到彻底的改造。可这并不妨碍胡秉宸偶然消遣一番，既不用肥皂水也不用桐油润滑。想到肥皂水把裤档弄得湿漉漉、黏糊糊的感觉，挑剔的他从不予以考虑。至于桐油，还会在衣服上留下斑斑油污，很难除掉，更不可取。
但他认为手淫的办法绝对不可久用，长此以往，对男人的性能力可能还会产与不良的影响。
对周围一些来去匆匆、游击式的性关系，他也觉得不能尽兴，不能酣畅。在两性关系上，他还是相信中国传统的“采阴补阳”的说法，对稳定和长期的性关系，有看一种延年益寿的向往和解释。
恰巧胡秉宸这时需要一个烫头发、涂口红的女人，配合、掩护他的地下工作，领导上向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征询，肯不肯充当这个角色，她答应了。
以过去的观念，除了和柳彤、王局长那两档子事，白帆一生都称得上是听党的话的好干部；模范党员。不过柳彤和王局长那两档子事，用现在的标准看，除了对胡秉宸有点意义之外，对党，对他人，真算不了什么。没想到白帆在接受党的任务同时，还接受出这样一个意外，只看了胡秉宸一眼，就被这样一个男人震慑得不知东南西北。可她同时也遭上了她那一“劫”。
经过了延安的胡秉宸，对女人的概念已经相当具象，这和他到延安后就遭遇的一次恋爱有关-因为拿的是周恩来的介绍信，所以一到延安，他就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在那里等待分配工作。这封介绍信不只让胡秉宸住进了陕甘宁边区政府的招待所，初次品尝到革命等级的滋味，使他起始就站在一条比较超前的起跑线上，也为他美好的革命前程做了铺垫。
招待所院子很小，一圈马厩似的平房，这种房子胡秉宸在家时是不屑一顾的。可是延安的等级，是革命的等级，很少人不迷恋革命的等级，正常状态下，那不也是衡量对革命贡献大小的尺度?
在那个小院里，他一头碰上一个平生从未见过，比小姑姑和老家的婶子更美的美人，一个从四川来投奔革命的女人。
他们一见钟情，马上就谈起了恋爱，但那场恋爱，与胡秉宸阅读《呼啸山庄》肘所向往的却又不是一回事。加之胡秉宸刚到延安，还没有学会工农干部与女人相处那套单刀直人的路数……四川美人识字不多，除了一起唱唱歌，没有什么可以多说，不过美貌弥补了识字不多的遗憾，照样让他热血沸腾，晚上睡不着觉。辗转反侧之中，他有一种焦躁得像是被烘烤着的感觉，思绪就翻飞得非常具体，不像和小姑姑的交流那样不着边际。在此之前，胡秉宸还真没有机会在女人身上多费心思。理工科大学，女性同学本来就少，即便有个把女性也谈不到风情，漂亮的女人本不该去学习那种枯燥的事情。多年后胡秉宸对吴为卖弄地说：“当时有个女同学很爱我，可我那时候对女人没有一点儿兴趣，后来她去了英国，成了一个很好的电气专家，前些年回国我还见到了她。”
那时吴为已经走出胡秉宸的迷谷，回他说：“那是因为她不漂亮。如果漂亮，你早就得手了。”
胡秉宸很不满意吴为的回答，他想：一个男人，一旦在一个女人面前脱去了衣裳，也就等于脱去了面具。然而他们不能结婚。当时延安规定女人不限，男人结婚必得符合“二五八团”的规格，缺一不可。
胡秉宸是一门也不门。不过早在读《空想社会主义》那本书的时候，他就批判、否定了绝对平均主义，认定等级在任何时候都应该存在，平均主义只能造就平庸和懒汉。
几天之后，四川美人就分配到抗大，等待分配工作能等多久?革命需要干部。她到抗大后，很快就和抗大一个大队长，符合“二五八团”的长征干部结了婚。胡秉宸和她的那场恋爱也就非常短暂，如同快餐。大队长常常向人夸耀：：我的老婆全党第一。”
在鉴别女人美丽不美丽这个方面，阶级出身没有什么决定性的影响或观念上的差异。世家出身的他，和工农出身的长征干部，可以说是“英雄所见略同”。
解放战争期间，胡秉宸还不死心地打听过她的下落，听说离了婚。那时她不但学会了识字也学会了写字，离婚前还给丈夫写了一封信，那封信也写得相当有水平，她说：“你是个好首长，但不是个好丈夫。”
可要是让胡秉宸回头再把她找回来，却未必还能找回旧时的情怀。
在说完这些情况后，那带来消息的人又风马牛不相及地说道：“有一次打完仗，我找了个妓女一夜干了她四次。”似乎是一种注解。
顾秋水就没有胡秉宸这样的思想境界，他在延安的恋爱被上级领导活活拆散后，怪话连篇：“没想到在这儿连男人的鸡巴也分等级。不管到了哪儿，男人在鸡巴上的待遇，应该是一律平等的。”这个从小当兵的人，深谙军队就是等级运作下的机器，如果上级军官毫无缘由地抽他一个嘴巴子，他绝不会有第二句话，但男人睡女人的权利却不该分等级。
顾秋水对共产党的不满，可能也始自他的鸡巴遭受了不平等的待遇。
这种理由实在不能登大雅之堂，但怎能要求一个在军阀队伍里混了多年的兵痞，像胡秉宸那样考虑空想社会主义和绝对平均主义，并指望他怀有美好的情操?
延安使胡秉宸成长。不论在家的时候已然把一个少爷当得如何头头是道，还是像父亲那样已然是个有形有款的公子哥儿或是上了大学，都算不得成长。
从此，他对两性关系不再坚持《呼啸山庄》那种形而上的观点，甚至劝说那些不安于夫妻生活的男人：为什么一定要看女人的上面?蒙上脸，哪个女人的下面都一样。
胡秉宸领导的那部分工作，除了白帆和常梅，再没有别的女人，在很长的时间里，他成为这两个女人角逐的对象。
白帆却对芙蓉一口咬定，当初胡秉宸死死地追求过她。
比之常梅，烫头发、涂口红的白帆，不但不丑，还可以说是漂亮，并且还是共产党员。她的缺陷，只是粗糙而已。一个地下工作的负责人，怎么能和一个不是共产党员的女人长年累月地睡在一起?女人本来就不大可靠，常常不按规矩出牌，随时可能出现难以预料的举措。
后来他们这个系统出了大事。果不其然，就是因为一个女人!
共产党员白帆最终战胜了常梅，成为解决胡秉宸民生大计惟一适当的人选。常梅被淘汰出局，日后嫁给了胥德章。由于胡秉宸的这一选择，常梅几十年如一日地和白帆结为亲密战友，一生都在关注等待着，收拾白帆和胡秉宸而后的日子。
无论如何，对于胡秉宸，白帆有点像他吃着的那碗有点饥不择食又难以胜任的臊子面。
可是白帆在床上的表现却很够劲，与性欲炽烈的他，可以说旗鼓相当。只是她在高潮来到时，那像指挥员鼓动战士冲锋陷阵、不断“顶住，顶住厂的喊叫，让他觉得和她做爱像是冲锋打仗，而且是一场敌我力量悬殊的硬仗，使兴味正浓的他略感败兴。
男人在与女人做爱过程中，大多愿意扮演指挥者、控制局面的强者，而白帆“顶住，顶住!”的喊叫，使他有一种受女人指挥的感觉。胡秉宸又是一个喜欢冒险，有着浪漫气质的人，不但不会恐惧打仗，可能还盼望着有一天在战争中献身。可是做爱和打仗，应该是两回事。
难怪他和吴为进入状态的初期，会对吴为那样说：“我从不知道，一个女人的嘴唇是这样地柔软、芬芳，和你接吻就好像喝上品龙井‘狮峰’，回味极佳。我和白帆几十年接的吻也不如和你一天多。有个海外的女作家说，如果你不知道要不要和那个女人结婚，就和她接个吻。和你接吻真是不得了，那真是一个温暖、黑暗、无底的深渊。我有两个野心，一个是娶你做老婆，一个是写三篇文章让人们争论二十年。结果是什么也写不出来，每天一睁开眼睛就是你，神魂颠倒，一天十几个小时，很快就过去了……”当胡秉宸对吴为这样情话款款的时候，的确忘记了不久前他还对白帆那样的表白：“你也不想想，我能跟吴为那样烂的女人搞关系吗?连她写给我的信，我都如数交你存档了，你还不相信我?”
随着他和吴为的关系越陷越深，就在白帆开始反击吴为之前，胡秉宸又把这些信，从白帆那里偷了出来还给吴为，使白帆在她的“自卫反击战”中痛失一批重磅炸弹。
读者可能还记得，本书第二章第一节里的一句话：“除政权易手之外，一九四九年还将是很多事情的分界线。”
一九四九年以后，胡秉宸眼见周围不少人因忽视这条分界线，继续按照过去的习惯办事；影响了自己大有可为的前程。特别对待女人的习惯，这一条分界线的前后，更是非常不同。
一九四九年以后的胡秉宸已经相当成熟，懂得了“楷模”在各种台阶上的意义。他必须和白帆在大方向上保持一致，以便同心协力，致力于方方面面“楷模”的营造。
他们彼此不再旧事重提，而是和和气气地过起日子，比之刚进城就出了“陈世美”的那些家庭，他们可以说是模范夫妻，所以年年得到模范家庭的称号，那块光荣匾也高悬在客厅的门楣上。对于胡秉宸这种出身的人，那块高悬的匾，实在张扬。每当他独自坐在客厅里的时候，免不了会对着那块匾，胸有成竹地一笑。如果胡秉宸后来不陷人吴为的情劫并终究不能自拔，他们这个模范家庭还会继续下去，他也不会赶那个“陈世美”的晚集，在如过江之鲫的。“陈世美”之后，给社会一个重新讨伐“陈世美”的机会，好端端地败坏了一世的名声。
吴为真是害了他，也害了白帆，还有他们一家。
胡秉宸倒是不再“闹事”了，可能是生活的安定，倒让白帆生出事来。使她在任王局长秘书期间，与王局长“一晌贪欢”，让人想起“饱暖思淫逸”或“积习难改”那样的老话。
在男性的一统天下，“秘书”对女性可能是个相当危险的职业。不过分析起来，她和王局长的关系不能算是对权力的无奈，也和现在某些“小秘”的种种心计不能同日而语。因为那时胡秉宸也官至局长，她也不缺少经济保障。他们的私情，也像她和柳彤的私情一样，又栽在政治运动上。有；才有干的王局长，不幸于一九五七年的反右斗争中被打成右派。他本不必在他的检查中交代与白帆的那点私情，可是他担心，要是他不交代白帆却交代出来；岂不罪加一等?何况那时他已无法与白帆串联，或订立攻守同盟。王局长在共产党内，也算有点资历的干部，和胡秉宸不相上下，就算他和白帆有订立攻守同盟，的可能，根据他的经验，也是无济于事的。从来没有一个攻守同盟敌得过一个又一个政治运动的逼、供、信，仅就这点来说，比国民党厉害多了，国民党怎能不失败?
事后白帆质问王局长：“谁也没有让你交代这种事，你为什么主动这样做?”
王局长回答说，“我要是不交代你却交代了呢?你又不是没有这样的先例，比如说对那位柳彤同志。”两人的话都很实际，比之他们曾经有过的那段私情，真是无情至极，可也不能说他们谁对谁不对。
白帆无以应对。如果不是一九四九年后柳彤在“肃反审干”运动中成为审查对象，有人到白帆这里进行外调，白帆也不会沉不住气，外调的人刚说了一句：“柳彤把什么都交代了……”她就竹筒倒豆子似的把柳彤不那么彻底的交代，完全彻底地交代出来。白帆其实是个非常坚硬的女人。但女人终究是女人，常常在关键时刻难以把握大局。换了胡秉宸，无论如何不干这样的蠢事。其实白帆自己也不十分肯定，她不屈不挠地掰着指头，对月经期以及往返于两个男人之间的日期进行细算，以确定孩子的所属权，但让胡秉宸一声“你还有没有廉耻!”的咆哮，吓得无法研讨下去。他不知道应该自豪还是应该尴尬。这可真是彻底的唯物主义了，连这种事情也能这样不动声色地拿到桌面上来，进行这样唯物主义的讨论。
胡秉宸不止一次地说：“难怪你当初不让他姓我的姓，而是姓了个杨!杨柳，杨柳，杨后藏着‘柳’，再加上个‘白’，真是藏头诗式的好名字。”
比起白帆在得知他和其他女人关系后的不依不饶，他实在有权就此结束和白帆的关系。但是想到“楷模”的营造，他只能忍痛，对此忽略不计，与白帆相安无事地度过一个又一个他从前绝对不肯善罢甘休的关节。
其实到了现在，这个问题已经变得非常简单，到医院查一查血，做一个亲子鉴定，就能迎刃而解。可是出于同样的考虑，胡秉宸不想闹得满城风雨。不论到了什么时候，他们都应该是“模范家庭”。不过名字的问题，实属偶然。没姓胡秉宸的姓，当时只是出于地下工作的考虑。
幸亏组织上考虑到白帆是个年轻的老干部，又没有什么右派言论，不但对群众封锁了这条消息，还从她和胡秉宸的家庭幸福考虑，对胡秉宸也封锁了这条消息。胡秉宸始终不知道白帆还有这么一个段子，不然这肯定又会成为他的一个杀手锏。政治运动何止在政治上将人置于死地，也让很多人为这些算不了什么问题的问题，丢尽脸面。
即便如此，白帆对“运动”并不生恨，只是日后在吴为介入她和胡秉宸的关系时，她才想到，一场接一场的“运动”，正是这样混淆了革命和不革命的高低贵贱，抹杀了这一等人和那一等人之间的区别，从而使吴为这种人有了和她分庭抗礼的可能。但这并不妨碍她拿着私生子的把柄修理吴为。
时势不但造英雄，也给白帆造出一个忠心耿耿的丈夫。
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多次有机会去上海，也多次经过那个一夜销魂的饭店和百乐门，还有为他地下工作提供诸多方便、做过多次掩护的姨夫家，却是过门不入。尽管里面住着他曾经为之情迷，几乎导致和白帆的分手以致闹到组织出面干预的表姐绿云一天到晚画着双妹雪花膏之类的广告，并把广告上的女人，各个画得像她那样丰满开放，也有些许俗艳的表姐婀!那么对吴为呢?也许从胡秉宸初始写给吴为的几封信，可以探出他的心迹。自吴为成为作家后，胡秉宸就开始给她写信，比之从来不给她留下片纸只字的过去，可以说是零的突破。而七三年使他和吴为角色互换的那封信，只能算是与白帆的合作。这些信既无抬头也不具名，内容更是含糊，好在“明眼人一看便知”，二人自然心领神会。即便如此，对于把前程看得很重的胡秉宸来说，为这些信还是承担了极大的风险。
A．《人民日报》一篇十分动人，我怀疑火车站一篇能否比这篇更成功，因为境界到底不能比。也许你有什么鬼办法。《人民日报》一篇好在“短”，好比一座又端庄又妩媚的小山头，刚刚走完，觉得已经差不多了，一转过去，还有一座!而每座山头之间又没有什么冗长、平淡的路要走。使人读了余音袅袅。
读者
B．不要再打电话来，也不要再这样写信，不论你怎么“亲启”、“内详”都是一样。我每天收到若干封信，也有写“大人”亲收的，也是一样按公文程序处理。至手电话，参加听的人至少有一打，还不算那一头的，徒然增加许多麻烦。如果要我办什么事，可以写信到家里，还要对家中人问好。所以首先是不要这样打电话和写信。你那个火车站的主题，我看有些像十九世纪的东西。什么“传宗接代”!都是十九世纪的事，离我们已经很远了。还有什么“统一论”!在许多地方已经无可挽回地一去不复返了。在我们这里，二三十年内也要成为历史陈迹。那些电影喽小说喽，只在人们怀旧时才去看看，读读。老太太们叹一口气，说声今不如昔。在实际生活中很快就要不存在了，这是没有办法的事，历史是无情的。
当然，无论如何，我们还处在变化的时代，各种胃口的人都有，所以祝你成功。
读者
巴你撤回稿子的决定使我大为震惊，我不过随便发表一个意见，没想到使你做那样的决定。我有许多意见并不为多数人所理解或赞同，所以在一定时期内并不是合适的。而且我并没有看见你的稿子，没有真正酌发言权。再说，高尚的、优美的情操总是使人向往的，我想你的稿子可能在这方面是很成功的(虽然“统一”并不一定是一致的，也没有必要绝对的一致)。
我很担心由于一个随便的意见扼杀了一篇有价值的创作。
如果写信，仍请写到家中，每次都被人拆了，多出许多事来。
并请不要忘记向白帆同志问候。
读者D．不知道为什么没有消息。我很希望你的那篇文章没有撤回来，老觉得随便发言好像扼杀了好文章。
读者
e．可否到我家来，与我和白帆同志一起喝杯茶?她会很高兴的；读者P．可以来看看我吗?我希望同你谈一次，下星期二(二十五日)晚六点三刻来看我，好吗?那时我有空，而且家里人都看电影去了。
读者C．寄一点东西给你，它显得不三不四而可笑，但还是寄给你，因为前三节是七一年想的，后一节是七九年想的，所以是个思想的窗口。
可能寄给你这些是生活中的错误，但是想到上一封信会使你不愉快，在节日前夕，想寄些使你高兴的东西。很想看看你，哪怕是“后脑勺”也好，在我的年纪来说，实在是滑稽可笑的。我写了许许多多没有结果的信，这也是一种报应循环吧。
读者
H．为，这个称呼多好，多美好，只是我怕一共只写过三四次，这样的日子就过去了。
这些日子，一种不祥的感觉侵蚀着我。一种惶恐的感觉，一种不安，一种忧伤，那么深深地笼罩，着我。我希望那仅仅是一种幻觉，一种由于渴望，由于担心带来的幻觉，但我怕不是。你上次的信是那么深深地伤害了我，我不能从这中间恢复过来，虽然后来好像是过去了，但那只是浅浅的，没有能从灵魂深处解脱我。
我知道，当一种思想打开了头，它就会悄悄地向前发展，不断充实自己，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明确的想法。好像一张宣纸，偶然有一头浸在水里，水就慢慢地，然而不断地浸泅着它，不知不觉地，静悄悄地，不可抗拒地，终于成为一个灾祸。你再也不能使一张被浸渍过的纸张恢复原来的洁白和平整了。你的信是不是这样一个开端，还是可以完全忘记的?
我有一个幻觉，当我们终于说出多年不能说出的话以后，一切也就随之结束。好像是做了个总结，归人了档案。该不会吧?如果我这个说法太不公平，请别生气，我是那样地悲哀，不能不把我的灵魂对你打开。当我读到你写的“这可真够凄惨的”那一段的时候，我深深地感动了。但现在我怕不只是凄惨，还要深刻得多。
你能够给我一句话，说，这一切都是胡思乱想，都是错觉吗?我怕就是这样也很难使我恢复过来。我一生中，一切都是那么清楚、明确，哪怕在最困难的时刻，现在却变得这样软弱，这样无能为力，请不要笑话我和我的信吧。
读者于深夜
在收到今天的信以后
星期天我要试一试，在那条路上能不能看见你。
到了他们的婚姻即将结束的时候，胡秉宸突然对她说：“我摘女人从来不主动。”
她听了不觉一惊，这是否就是一九四九年后，胡秉宸处理女人问题的关键所在?
是对他们这段婚姻的否定，还是就公老虎和母老虎间胜负难分的格局，再咬一个回合?还是一种炫耀?
“照你这样，又怎么能把女人搞上手呢?”
谢幕的时刻即将来临，胡秉宸终于可以亮出他的秘密武器：“想办法让她们主动。”
回首他们二十多年的关系，可不就是按照这个模式运行的!
可是关于“宣纸”那封信写得多美啊，即便以作家为职业的吴为，也从未写出这样凄美的情书。她怎么也不愿意相信，那是一个爱情的阴谋。不，不是，无论如何胡秉宸后来还是爱上了她，一相信这个世界上没有多少人能像她那样，享有这样的爱。
从胡秉宸这些信可以看出，他经历过何等艰苦的挣扎，最后还是一点点落人这个劫难。
他是如何从起始的深恶痛绝到坠人情网?实在是个谜。
13
和吴为做爱简直是换了人间。那真是三月、烟雨、江南，让胡秉宸想起《忆江南》这样的词牌子，或是婉约派词人温庭筠。回肠荡气之间，还有一逞男人雄风的良好感觉。
他睡了几十年的白帆，何曾让他品味过这样的韵致?
白帆可不是白白把他糟蹋了几十年?
不过天长日久下来，江南烟雨总给他一种序曲的感觉，作为序曲，江南烟雨雅则雅矣，却只能是剧中情节的提示。即便莫扎特之后，序曲在歌剧中的地位大大提高，甚至可以作为音乐会的独立曲目演出，可它毕竟不能代替后面正剧的跌宕起伏。老听下去，还会腻烦。他甚至有点怀念白帆年富力强时那种具有原始风情的粗犷、淋漓和她的“顶住”。
她那一触即发的兴奋点，在性爱过程中，真是男人的一处宝藏。可惜已是明日黄花，美人迟暮。
每当那时，白帆的身体绷得像一张拉满的弓，使他得以将两只脚登在她硬挺；平撑的脚面上。他给白帆那双脚的蹬力有多大，白帆回报他的反作用力就能有多大，两个人真有一种豁出命去，生死共存的酣畅。
加之他们两人高矮相当，各部件的位置也很合衬，而他就无法与比他高出半个脑袋的吴为照此办理，否则就会有?小人国”攀上一头大象而无从控制的张皇。
有时他异想天开，如果把吴为的“序曲”和白帆的“顶住”，还有吴为年轻的胴体和白帆那个兴奋点合二而一，岂不美哉?
但他从来没有自省过，为什么吴为总是停留在一部歌剧的序曲之中?
也从来没想过，他是否还是当年的好汉一条?
胡秉宸最后还是排除万难地和吴为结了婚，应验了胡家近几代男人两个老婆的命数。
虽然一夫一妻制让他在法律上不能同时拥有两个妻子，但在实际生活中，他却游刃于两个妻子中间。
有时吴为而不是胡秉宸不禁发出感慨：一九四九年以后取消了一夫多妻制，好，还是不好?如果不取消一夫多妻制，女人们可能就会安于她们各自的地位，像旧生活那样，大太太闭起眼睛、不闻不问吃斋念佛，小妾们安于自己的妾位，无所谓名分的正式、大小，更不会想人非非，闹出那许多流人市井成为茶余饭后谈资的离婚案。男人们也就满足了对女人总体的要求，更不必为平衡与诸多女人的关系绞尽脑汁，费尽心思，结果是大家都不满意。她甚至想，新中国在男女之间造成的最大误会，可能就是取消了一夫多妻制。说到底，男人对女人的关系，实际上是个管理问题。
也就难怪胡秉宸老对吴为抱怨、不解地说：“一百多万人的一个大部我都管得好好的，怎么就管不好两个女人！”
14
在落地灯的阴影下，父亲脸上的线条见棱见角，使他的话更具不可怀疑的权威性。
平时不大与他交谈的父亲，，顷刻之间与他似乎有了一种默契和理解。
他不由得问父亲：“只这一步，以后还有没有?”他问的是一步好运，而不是桃花运。
父亲似乎有点惋惜也有点冷酷地说：“没了。”
他果然应验了父亲说的，不论是那步好运，还是桃花运。
15
在臊子面的背景下，胡秉宸也同时想起他那个谱系复杂的家族。
如果在家里，或是在父亲面前，他肯定不会这样吸食面条，也不会在这样一碗臊子面前，尽失颜色。孔子说“食不厌精”。他现在有什么条件侈谈“食不厌精”?
“食不厌精”既要有文化做基础，也要有经济做基础。山东菜好，是因为年年有河工。所谓黄河大堤年年修，不过是发大水的时候在黄河上掘个口，水退下去的时候再堵上。老爷们说是在河工上检查，还不是天天想着法儿吃，反正是朝廷出钱。
又好比清江府的莱有名，那是因为漕工，漕运总督就驻清江府。
河南菜也是靠河工发起来的，广东等省靠洋务，扬州靠盐商。
这些都是肥得流油的缺，衙门里上上下下哪个不吃?
四川是天府之国，当官的关起门来吃，杜甫在四川写的诗，有多少写的是那些官员的吃喝!这个“饮”、那个“饮”的。
说到淮扬名点，也是一边吃鸦片烟，一边躺在烟榻上琢磨，琢磨好了就找个顶尖的大师傅来做，总之是变着法儿吃。这些地方，哪个不是几百年地吃下来，菜就自然愈弄愈精。
至于他们祖上，可能是广收博采，集各种流派之大成，岂有他哉。
到了他这里就变得既可奢华，也可就简。他的确改变了很多。
也或许说，他又回到了先祖那个境地。这是一种进步还是回归?
不过从他那个家系的历史来说，那个拿着一把凿子开山的先祖，想必也是这样绘声绘色地吸食面条，更可能生嚼大葱大蒜，那种他革命一生也不能接受的挑战。
在用一方方未凿的石块交换什么的时候，锱铢必较得让人汗颜也未可知。
从什么时候起，他们这个家族开始禁止子女这样吸食面条或是汤水?
在很多时候，界限是很模糊的。只有在少数人那里，界限的分野分分秒秒才能读出，就像掐着赛跑的秒表。
延安的生活是浓缩的、高密度的、无隙可人的，只有离开延安之后，他的头脑才有些许空隙，才可能突然使他产生明晰这个变化的愿望。
他觉出了延安和他想像中的不同，但他并不在意这不同。
他从那一碗臊子面上生发的联想，不是为了一个今不如昔，也不是昔不如今的结论，而是对曾经和现在生活距离的一个测量。
何况胡秉宸从小就显示出叛逆精神，喜欢想来想去。正因为他好想一点什么，这一辈子也就“成也萧何，败也：萧何”。
就像吴为，她的一生成也因为认真，败也因为认真一样。
在这一碗臊子面的大酸大辣中，胡秉宸感到他和延安已经密不可分。什么“绿豆眼”、“龙尾”，都已断裂，如今只有这碗大酸大辣的臊子面，才是禁得起锤炼的，颠扑不破的。
总之，在吃完那碗臊子面后，胡秉宸至少觉得，他为那个理想献身的决定没有错。
16
遗憾的是吴为并不知道。她认为与她在零狐村先行订下一个约会的胡秉宸，在吃完那碗臊子面、随意向周遭扫望过去的时候，对埋伏在零狐村四面的塬?根本不曾人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