加尔各答、大吉岭
｛一坨鸟屎差点儿砸在我头上｝
在曼谷机场登机之前，同行的一个男生问了我和Jenny这个问题：“你们打算用什么，在第一时间去感受印度？”
我像看怪物一样看着他：“当然是视觉，印度是一个将色彩运用到极致的国家，这还要说吗？”
他装模作样地摇摇头，很高深地说：“我打算用鼻子。”
他指的是咖喱。
咖喱，瑜伽，飞饼，纱丽，这是我在抵达印度之前对这个国家仅有的认知。就连我自己也没想到，在一点儿功课都没做的前提下，我居然就要踏上这个完全不按常理出牌的国度了！
那还是在清迈的时候，水灯节的大街上人潮汹涌。
Jenny忽然问我：“舟舟啊，你跟我们一起去印度吧。”
我踌躇着，过了好一会儿才说：“可是我比较想去越南，柬埔寨那边啊。”
Jenny语重心长地循循善诱：“我也想去越南那边啊，可是你想，越南多容易去啊，从广西坐个大巴就过去了，可是印度呢，这次你不和我们一起走，下次就不知道是什么时候了。”
我捧着自己亲手做的花灯，默然地走在人群里。
两年前，在云南时，刚认识几天的S先生问我：“接下来你打算去哪里？”
我说：“都到云南了，就去一下西藏吧。”
我记得那个晚上他的笑容像一点儿火星溅在我的眼睛里，他的语速一直都是那么不急不缓：“过段时间我也要陪朋友再去趟西藏，从阿里去新疆，你有兴趣的话可以和我们一起。”
后来，在拉萨，我对一个半路想退出的朋友说：“也许你会认为，那个地方永远都在那里，早去晚去并没有差异，但你有没有想过，我们这些人并不会永远都在一起。”
再后来，在乌鲁木齐，我们分开前的那个夜晚，S先生对我说了那句我这一生都不会忘记的话。
有些地方也许这一辈子都只会去一次，所以和谁一起去，非常重要。
时间虽然过去两年了，但这句话的魔咒依然有效。
我在一片嘈杂声中打电话给闺密说：“我刚刚临时做了个决定。”顿了顿，我说，“我要去印度！”
第一站是加尔各答，落地后做的第一件事是兑换货币。
同行的朋友趴在窗口跟换钱的工作人员讨论汇率，我坐在自己的大箱子上，认认真真地用目光研究着守在出口的警察叔叔背的那把枪。
这不是我第一次看见枪，但自从我小时候在公园里看过那种打爆一个气球就得一个奖品的气枪之后，这是它第一次以这么随和的样子出现在我眼前，翘屁股的警察叔叔背着它的样子轻松得就好像背着一把吉他。
这个国家的治安有多乱呢？我心里画了一个大大的问号。
出了机场，一排造型卡通的出租车映入眼帘，不知道从哪里冒出来一个精瘦精瘦的男人，非要替我把箱子抬上后备箱，我以为他是来自印度的雷锋，嘴里不停地说着“Thankyou”，结果在我拉开车门的那一瞬间，他用混浊的双眼盯着我，刚刚帮我提过箱子的右手伸到我的眼前，手心朝上。
他说：“madam，money.”
因为从小到大，我们所接受的教育都是“帮助他人，不求回报”，所以在那一刻，我感觉到前所未有的尴尬。
一时之间，我进退维谷，两只手绞在一起因为过度用力而泛白，微张的嘴吐不出一个清晰的单词来化解自己的难堪。
因为这件事，令我在第一时间里，就对印度产生了抵触情绪。
跟我们一同拼车的印度朋友走过来，很凶地训斥他，还加上很嫌弃的手势，那个人在转身离开的时候仍然用那种近乎哀求的目光看着我。
我很想给他一些钱，可被那位印度朋友制止了。
戴着硕大的金戒指的印度朋友，像赶走一条狗似的赶走了那个人。
关于种姓制度这方面的知识，我是后来才慢慢了解的，坦白讲，它颠覆了我用二十多年来建立的价值观。
怎么接受呢？
如果你姓李，你就得一辈子做裁缝，如果你姓王，你就得一辈子擦鞋，你千万不要做梦去当医生当律师，这些职业不容你亵渎。
你生在什么样的家庭，就一辈子是什么样的人。
出租车在大街小巷里穿行了将近一个小时才到达旅馆，这一个小时之内，我的大脑中发生了无数次核爆。
当我看到人们在路边洗澡的时候、当我看到公厕没有门的时候，当我看到真的有人用头顶着一大筐物品的时候，当我看到遍地随处可见的排泄物的时候……虽然很难堪，但我不得不承认，在第一次直面这些的时候，我的内心深处的确有一种不便言明的优越感，像一个挑剔的更年期妇女，时刻保持着那种“我们那儿跟这儿简直是天壤之别”、那种“天哪，他们居然这样……”的优越感。
是的，在说这些话的时候，我的语气中透着一股夜郎自大的狭隘。
我并非不善良，我只是被两国文化的巨大差异震惊到没缓过神来而已。
直到某一天，在我又对街边一大群印度人拿手吃饭的景象表示错愕时，一个来自中国的男生跟我说：“舟舟，我们来到印度旅行，是为了体验一种不同的文化氛围，了解一些从前我们不了解的生存形态，看看这里的人民是如何生活的，而不是来比哪个国家更发达，更先进。”
他说这句话的时候，我窘得满脸通红，这是我自成年之后，第一次如此清晰地感受到什么叫羞愧。
从那天起，那颗飘浮在空中的虚荣心被我狠狠地踩进尘埃里，再也没出来蹦跶过。
这个男生只跟我们同行了一程，但这一程已经足够教会我用谦逊和宽厚，不带任何褒贬的眼光，去认识我过去从未接触过的新奇世界。
从出租车上下来，还没来得及站稳，一大群乌鸦从我们的头顶上呼啸着飞过。我们还没搞清楚状况，扑哧一声，一坨乌鸦屎砸了下来，就在离我的脚几厘米的地方。
周围的印度人都在笑，我又气又觉得好笑，转过头去看着Jenny说：“我们用日语骂几句脏话吧。”
啊哈，这就是我的小心机嘛，即使差点儿有一坨鸟屎砸在我的头上，我仍然记得不给我的祖国丢人。
Anyway，thisisindia.Iming.
｛IfIwererain｝
在加尔各答，我们住在整个印度行程当中最破旧的旅店。
在这家叫做玛利亚的旅馆，我们要了一间不到十平方米的双人间，房间里仅仅只有两张嘎吱作响的木床，没有铺盖，天花板上有一个阴森的豁口，血滴子般的吊扇摇摇欲坠，墙壁陈旧斑驳。
环境虽然差，但价格还是蛮公道的，折算成人民币，一个人每天也就十三块钱，这个价格在中国的青年旅社里是连床位费都不够的。
公共厕所就在我住的房间对面，它同时还兼具浴室功能，但热水就不用奢望了，后来我一咬牙，也学着那些鬼佬拿冷水淋了一通，真，想，死，啊！
为了安抚我，一个比我先来印度一周的姐姐主动提出带我们去买“非常好吃的鸡蛋饼”，在一条小巷子里，一堆印度男人围着那个破旧的店面，看到我们时，连忙端出几条脏兮兮的凳子给我们坐着等。
我有点儿纳闷，加尔各答不是印度的大城市吗，看起来不像呀。
正当老板把热乎乎的鸡蛋饼拿给我们的时候，几只老鼠从我们的脚边慢悠悠地爬了过去。
没错，是慢悠悠地爬了过去，而周围所有的人都一副司空见惯的样子。
我定了定神，尽管脑子里不断冒出各种联想，但饥饿还是迫使我大口地咬了下去。
不管制作鸡蛋饼的卫生环境如何，这个鸡蛋饼的味道确实还不错。
晚上我们站在旅馆的顶楼吹风，对面那栋楼里有几个人对我们挥手打招呼，虽然隔了一段距离，但还是能够很清楚地看见那是一个逼仄的房间，满满当当都是人，比我印象中的筒子楼还要拥挤。
旁边的男生说：“印度的面积只相当于中国一个大一点儿的省，但人口却有望赶超我们，所以很正常啊。”
这句话令我想起妹尾河童在《窥视印度》中提到过的一个有意思的小故事。
他问一个已经生了七个小孩，但仍然打算继续生下去的妇女：“生这么多孩子，不会担心养不起吗？”
我看到这里的时候，也有同样的疑问。
可是那位妇女却笑着说：“怎么会呢，就是要多生几个，家里才有人干活呀。”
我承认，这个回答对我来说，简直是神一样的逻辑。
印象中，加尔各答的夜晚比我在中国一些小县城里看到的夜晚还要萧瑟。
而满大街的鬼佬们，比起在清迈时认识的那些朝气蓬勃的年轻人，未免显得太过颓靡，就像是被什么东西砸蒙了似的。
到处都有向游客伸手讨钱的乞丐，有打着赤脚跟着你走几条街的孩子，一边喊着“madam”，一边做出往嘴里塞东西的手势，意思是要一些食物，还有穿着邋遢的艳丽纱丽的老妪，会伸手来拉你或者拍你，在你拒绝给钱之后，她们则会用你听不懂的语言狠狠地骂你。
Jenny安慰我说：“我们不能只看到这座城市的疮痍。”
这只是印度的第一站，但我隐约有一种预感，接下来的印度之行会不断地给我的生命中注入一些前所未有的新鲜特质。
的确，在后来的行程中我的预感得到了证实。
印度是一个时时刻刻都在颠覆我的认知的国度，它太丰富了，它给我的东西太多了，我很难在短时间之内给它一个精准的定义，我甚至不知道该用什么样的词语去描述自己的感受，喜欢或者讨厌都太浅显。
有一天我去逛书店，一进门就被一本影集吸引了。
封面上是一个孩子的眼睛，很忧伤，也很平静，是那种接受了自己的命运的平静。
这本影集叫做《IfIwererain》，主题是印度的流浪儿童，我站在那里翻看了很久，直到流泪。
最终我没有带走它，因为我无力购买任何人的苦难，因为我觉得以这种方式抒发慈悲，其实是一种伪善。
回旅店的时候，看到路口有个小男孩坐在地上，一直抬着头看着天上的风筝，在印度好像每个孩子都会玩那种纸制风筝。
我走过去，犹豫了很久，还是把包里的饼干送给了他。
Jenny问我：“为什么这么多小孩你只给他？”
我说：“因为我只有一包饼干，因为他让我想起王尔德的那句话。”
我们都生活在下水道里，但依然有人夜夜仰望星空。
｛她一直强调，我是一个母亲｝
在加尔各答那条著名的背包客街上，每天都有几个穿着纱丽的印度妇女整天拿着Henna问女游客：“要不要画一个，小姐，很美丽的，小姐。”
亦舒曾经以著名美女李嘉欣为原型写过一本小说名为《印度墨》，其实就是这种颜料。
将它画在皮肤上，过一个小时候之后用水将颜料冲去，图案可保存一周左右。印度新娘在出嫁时，都会在手足上用它画纷繁复杂的图案。
我一时心血来潮，顾不得脏，一屁股在街边坐下，让她给我画两个，引得旁边不时有人凑过来围观这个妇女一边画，一边跟我说：“女士，如果你有多余的衣物，可不可以送给我，我家里有孩子，他们需要。”
她抬起头来看着我，严肃地一遍又一遍地强调着说：“我不是骗子，我是一个母亲，一个母亲。”
面对着她迫切的恳求，我也只好连连点头，对她说：“好的，我尽量找一些衣服出来。”
尽管我心里知道，就我和Jenny从泰国带来的那点儿衣物，到旅程的后半段都不够自己保暖，但当时的情形，实在容不得我拒绝。
她得到我肯定的答复之后，高兴得忍不住拿出一板红色的小圆点，贴了一个在我的眉心。
这种红色的小圆点在印度有祈福之意，贴上之后我问Jenny：“像不像天竺少女？”
她凝视了我一会儿，说了一句让我想打人的话：“你好像哪吒哦。”
画完之后，有个印度男青年凑过来问我价格，当他们一群人得知我每个图案花了100卢比时，笑得几乎撒手人寰。
从他们的笑声里，我知道他们一定觉得我是一个白痴。
但我也跟他们一起笑，表示我并不在意。
我也知道一管颜料只售20卢比，可以画十几次，但是当我看到她们眼睛里殷切的期盼时，我决定不还价。
任何东西，到了懂得欣赏它的人眼里，就是无价之宝，不能以货币来衡量。
｛喜马拉雅好久不见｝
在大吉岭，我说的最多的一句话就是：“我不想走了。”
这是有史以来，我第一次对一个地方如此着迷。
最早听到这个名字，是Jenny问我：“你知道宝格丽有一款叫做大吉岭的香水吗？”
我说：“不知道。”
她兴奋得像个孩子一样跟我描述：“大吉岭是产茶的地方，早年英国殖民者在那里开垦了很多茶园，对了，那里还有喜马拉雅小火车，很卡通很可爱的……”
我当即拍板：“不要说了，我们去！”
从加尔各答出发，坐一晚上的火车，再坐四个多小时的汽车，就到了大吉岭。
说起来就是这么一句话的事儿，可当中经历的酸甜苦辣，只有自己去过一次才能够明白。
第一次在印度坐火车之前，我给自己做了很久的心理建设，不骗人，我的确是被以前在网上看到的那些堪比春运的场面吓到过。
但当我们真正坐上火车之后……平心而论，其实真的没有那么夸张，火车顶上是没有乘客的。
但我们谁也不知道，普通卧铺并不提供铺盖，当看到印度人民有条不紊地从行李中拿出床单和毛毯时，原本已经被这个国家各种出其不意锻炼得宠辱不惊的我们，再度震惊了！
入夜之后越来越冷，我蜷曲着，瑟瑟发抖，隔壁的印度大叔打鼾打得整节车厢的人都没法睡。我对面一个韩国男生打着手电筒在写日记，看到睁着眼睛辗转反侧的我，犹豫了一会儿，他把自己的冲锋衣塞给了我。
盛情难却，我只好目瞪口呆地接受了他的好意。
第二天起来，Jenny一脸复杂的神情看着我，做出了她认为最准确的判断：“在你如此蓬头垢面的情况下，他仍然乐于助人，舟舟，这个偶吧一定是你的真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