奥布莱恩跟随工作人员来到食品区，看到了一排货架上整齐摆放着各种豆子，大小包装的都有。他按布兰迪的描述同样是绿豆、红豆和黄豆各买了一小包，然后匆匆回去了。
回到办公室，他也用水杯摇豆子，摇均匀了倒在办公桌上，静静地看这堆豆子。起初他是坐在椅子上看，后来又站起身换着角度看，一边看一边沉思，偶尔还会抽上一支烟。同样是看豆子，叶子农看的是：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既然奥布莱恩已经知道了，他为什么还要看呢？他要看的是什么呢？
奥布莱恩是在延续叶子农的思维，而这种延续有他自己的特定目的。他认同关于“众生是立场的、利益的、好恶的，众生只相信自己愿意相信的东西”这个认识，他也认同“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这个观点。假定可以把这些认识或观点作为原理米使用，那么基于这个原理，如果面对一个“出离立场”的事物，众生有多少立场和好恶就也应该有多少视角和解释，也就应该有多少反感和排斥。
1000万美元是什么概念？在奥布莱恩看来这是一个能把绅士变成魔鬼的的价码，况且叶子农还不是绅士。如果这个价码对他不起作用，那就说明一定还有比这个价码对他更重要的东西。那是什么呢？自由！那么什么是叶子农的自由呢？就是你不在公众视野里，没有公众评价，没有公众要求，没人知道也没人在意你是谁。
一条思路正在他脑海里游荡，由远到近，由朦胧到清晰。
他拿出电话号码本，查到一个叫“鲍尔森”的电话，鲍尔森是他的朋友，曾在美国中央情报局一起工作过11年，是位亚洲问题专家，对中国的历史、文化非常了解。
拨通电话，奥布莱恩说：“是鲍尔森吗？你好！”
电话那头的鲍尔森说：“噢，是奥布莱恩，你好！你好！”
奥布莱恩说：“你是中国问题专家，向你请教个问题。”
鲍尔森说：“你说。”
奥布莱恩说：“中国的‘老百姓’这个称呼可不可以这样理解，就是对军人和官员以外的普通民众的通俗叫法，就是平民的意思。”
鲍尔森说：“是的，是这个意思，很准确。奥布莱恩说：“哦，那我就知道了。打扰你了，谢谢！挂了电话，他接着又往公司公共关系部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奥布莱恩说：“请帮我查一下，迪拉诺公司有史以来都对哪些社会团体有过3次以上的大额捐助，是3次以上的，大额。把这些名单统计出来，打印一份马上送来。”
女士回答：“好的，请您稍等。放下电话，他把桌上的豆子收起来，从笔筒里拿出一支铅笔在纸上停顿，显然是想写点什么，想了想写下一行字：这个人只要一不是老百姓，就算完了。
刚刚写下这行字，他马上把这张纸塞进旁边的碎纸机里销毁了。
奥布莱恩索要的捐助资料都在公共关系部的计算机里，只需输人相关指令就可按指定分类调取，这份打印好的资料很快就送米丁，共有4页纸，迪拉诺公司自1951年至今捐助过3次以上的社会团体名单都在上面了，涉及宗教、政治、教育、慈善、公益等领域，对捐助的时间、金额、经办人、程序都有记录。
粗略看了一遍，他把目光停留在一个政治组织的名字上：NRG世界民主联盟。这是一个国际性组织，资料显示，迪拉诺公司在40年里曾11次资助过该组织，平均4年就有一次捐助，捐助总额超过6000万美元，其中最近的一次捐助就发生在3个月之前，也就是今年8月，捐助额度是1000万美元。在对NRG世界民主联盟的11次捐助中，时机大多与美国大选或重大国际事件有关，例如今年8月正是莫斯科政局严重动荡时期，这从一个侧面反映了迪拉诺公司的政治表态与经济利益的关系。
奥布莱恩对NRG世界民主联盟是比较了解的，他在美国中央情报局工作的几十年里与该联盟的历届时任首脑都曾有过接触。NRG世界民主联盟在联合国非政府组织的年度大会上连续多次提出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被中国政府斥为反华人权提案。中国政府视NRG世界民主联盟为反华政治势力，也屡次挫败该联盟针对中国的人权提案。
奥布莱恩用铅笔在“NRG世界民主联盟”这个名字后面打了一个问号，考虑了一会儿又在问号上打了一个叉，随后把这4页纸也塞进碎纸机销毁了。NRG联盟的条件符合奥布莱恩对规定角色的需要：1.NRG联盟与中国政府之间高度敌对、敏感和不信任。2．在可以帮忙的范围内，NRG联盟不可以拒绝他。
长时间的连续思考让他感到脑子很疲劳，甚至有些头痛，思维也变得迟缓了。毕竟是在脑子里推演，各种条件与各种因果关系纷纷杂杂搅在一起，想着这个就漏掉了那个。他把这种现象归咎为自己老了，脑子不好使了。这让他想到了多米诺骨牌，用骨牌做沙盘推演形象直观，条件设置不会混淆，比较容易把各种因果梳理清晰。
于是他再次下楼，再次去了买豆子的那家超市。这次他直接去了导购服务台，询问买多米诺骨牌和不干胶贴纸在什么地方，导购小姐告诉他多米诺骨牌在儿童玩具区，不干胶标签贴纸在文具区，并且详细告诉他物品所在的楼层、方位。多米诺骨牌的种类很多，他挑了一种高级纯木的买了一盒，因为服务员说这种木质的声音好听。不干胶标签贴纸他选的是可以写字的那种，每片贴纸的尺寸比骨牌小一点。
奥布莱恩回到总部大楼的时候正值公司下班时间，大家都往外走，他往里去。进了办公室他先在桌上摆了20多张骨牌，骨牌约6厘米高、4厘米宽、1厘米厚，比国际比赛常用的骨牌尺寸大一些，原木色的，黑里透红，手感很滑润。他轻轻推倒第一张，后面的“哗啦啦”都倒了，声音果然好听，这让他很愉快。
他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NRG公告，叶担任德国NRG高层职务”的标签，揭下贴到一张骨牌上。
他分析：叶子农来自革命家庭，是将军的儿子，是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专家，这样身份的人如果被公告担任反华组织的高层职务，无疑会有对中国不利的政治影响，北京方面一定不会坐视不理。因为在国家利益可能受到损害这个问题上，不管你是美国的、中国的、法国的，任何国家的反应都一样。那么北京方面会做出什么反应呢？最直接、最有效、也是最稳妥的方法就是以布达佩斯劳务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叶子农，然后静观事态发展，无论叶子农是否回国应讯，也无论出现什么变数，都保留较大的进退余地。
于是奥布莱恩又在不干胶贴纸上写了一个“涉嫌特大偷渡—刑事传唤”的标签，揭下来贴了第二张骨牌。
如果将刑事传唤看做是一个节点，那么节点后面的变化就复杂了。叶子农可以选择回国应讯，也可以就势加人NRG联盟，也可以选择被迪拉诺公司接受。回国应讯可能被限制出境或定罪，也可能公开揭露所谓“真相”。拒不回国应讯可能会被德国政府出于外交压力驱逐出境，也可能被NRG联盟调动职务进人纽约总部……每个选择里都有变数，每一个变数又会引发一连串的变数，都会带来不一样的后果。
无论有多少变数，有一条是不可改变了：叶子农再想过“没人在意你是谁”的日子是不可能了，他将成为“知名”人物，必须选择，必须表态。既然出离立场的观点在场的圈里无场可立，那么奥布莱恩要做的，就是将叶子农一把扔进“场”的圈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