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是临回北京前听说熊秉明先生住院的消息的。到北京的第三天，巴黎的朋友力川来电话，得知他走了。记得去年夏初和力川专程去看他。他家离巴黎很远，开车要一个来小时。那天他看起来精神不错。我们喝茶吃蛋糕，谈天说地。在午后的宁静中，几盆花开得热烈。他忽然谈到老年和正视死亡的问题。他说到死是一门学问，每个人都得学而习之，特别到了老年，更要认真对待。他甚至想在国内开门课，和学生讨论这些问题。说到此，他脸上有一种智者的从容。得到他的死讯，让我想起他当时的表情。
在巴黎的朋友都叫他熊先生。先生如今已被俗用了?女士们先生们，其本意是先师的意思。在海外受过教育的华人，往往用字反倒比国内的人谨慎，特别是在像巴黎这样阴性的城市。故熊先生这个称呼是恰当的，表示一种亲切的敬意，并没生猛到言必称大师的地步。
我和熊先生相识的确切时间记不清了，应是八七年夏天。那时我们一家住英国，利用暑假到巴黎等地漫游。对我来说，那是一段难忘的时光，贫困但闲散。记得在熊先生夫人当时办的旅行社开过个座谈会，有画评家陈英德，雕塑家王克平和熊先生。随后王克平还开车带我去拜访熊先生。他那时住巴黎近郊。后院是他的工作室，堆满了他的雕塑作品。印象最深的是一只铁皮乌鸦和用多层纸板粘合成的鲁迅头像。克平告诉我，自五十年代初起他就在法国画坛非常活跃，在不少法国及欧洲的大展上得过奖。
后来才知道，熊先生不仅是雕塑家，也是诗人，书法家，学者，哲学家。他为人谦和，不计功利。可以说，他是中国传统文人和西方自由知识分子在最好意义上的结合，是自五四以来留下的为数不多的通才之一。所谓通才，不仅指在学问上博大精深，更重要的是对历史对人生的彻悟和关怀。与通才相对应的是专才，这就是充斥今日的那些所谓专家们。他们专业越分越细，路越走越窄，所掌握的知识纯粹用来混饭的。再看看当今统治世界的技术官僚们，正是这种专才在权力层面的延伸，从上到下，几乎个个懂行能干，但就是没有灵魂。
九十年代初我在巴黎住过，以后常来常往，但和熊先生见面的机会并不多，尤其是他后来搬出巴黎，因眼神不好开不了车，很少进城。去年夏天，他特地约我到他家小住几日，要好好聊聊，最后还是没去成。悔矣。人在的时候，以为总有机会，其实人生就是减法，见一面少一面。
我父亲前年春天重病住院。熊先生很着急，专门给杨振宁先生打电话，希望能由他出面帮我回国探望。他和杨先生是世交，父辈都是清华数学系的教授；他俩不仅同龄，还是同班同学，深厚情谊一直延续至今。我那时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教书，有幸跟杨先生结识，很投缘。在熊先生的重托下，杨先生格外重视。我终于得以成行，回北京见到垂危的老父亲。熊先生一直关注我回国的事，并常问起我父亲的状况。此生此情，怎是一个谢字了得？
熊先生住得远，来去匆匆，难得有时间多聊聊。和他在一起很少喝酒，总是清茶一杯。茶带来的记忆就是和酒不同，清爽明澈，这也恰似熊先生的为人。熊先生很健谈，路数多变，或曲径通幽，或海阔天空。记得有一回他对我的诗委婉提出批评，我和他争了起来，且相当不敬，而他只是宽厚地笑笑。另一回他请我读一首近作，结尾是“如果天空不死”，他感叹说，这句让他想起他的青年时代。我当时不知道这联想是怎么来的，现在终有所悟。这诗句其实有种悖论式的紧张：说来年轻时的天空是不死的，但虚拟语气对此提出了质疑，那正是青春期的困惑。
上世纪最后一年，熊先生在北京上海昆明台北高雄举办了巡回展《熊秉明的艺术—远行与回归》。这题目起得好，我想一定是熊先生自己起的。看看熊先生的年表，正如一条路线图，和历史事件和战乱和内心骚动有关。他二二年生于南京，父亲熊庆来是著名数学家。二七年父亲到清华教书，举家迁到北京。七七事变后，又随父亲搬到昆明，四四年毕业于西南联大哲学系。然后越走越远了，走出了国界?他四七年考取公费留法，直到七二年才第一次回国，这一走就是四分之一世纪。他父亲已死于文化革命中。此后他开始往回走了，回国办展览讲学出书。远行和回归，甚至不仅仅是时间和空间上的，也是他的心路历程。他不久前提到，虽然在法国住了五十多年，他并不觉得有融入法国社会的需要。熊先生的法文应已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而他从不用法文写作。我想其实他骨子里有一种骄傲，中国文化的骄傲，这骄傲陪他远行，也伴他回归。
熊先生走了，这个世界更加黯淡了，留下我们去面对死去的天空?一个冷漠而高效率管理的时代。
2003年元月17日于美国DAVIS
在中国这幅画的留白处
此刻我在香港中文大学逸夫书院的客房写作。窗外是海湾、小岛和远山，云雾变幻莫测，忽阴忽晴。老式空调机轰轰作响，蟑螂躲在角落静观其变。我在电脑键盘上敲出一行字，再涂掉。
我和中文大学有缘分。一九八三年中大的《译丛》（Renditions）出版《朦胧诗选》中英对照本时，正赶上我成为“反精神污染运动”的批判重点，一时间恍然置身于一冷一暖两股水流之中。直到现在我也不明白，我的诗是怎么造成污染的。好在那场风暴虽来势凶猛，可雷声大雨点小，很快就烟消云散了。我一年不能发表作品，只好改行搞诗歌翻译，以贴补家用。“反精神污染”的结果，是逼着我又学会了门新的“污染”的手艺。
1985年，中文大学出版社出版了我的中短篇小说集《波动》的中英文两种版本，说来那是我最早的正式出版物之一，装帧精美，极大地满足了一个青年作者的虚荣心。
《波动》英译者是杜博妮（BonnieMcDougall）。她在悉尼出生长大，父亲是澳共领导人之一。1958年她年仅17岁，被送到北京学习中文，以期成为中澳两党之间的使者。但由于“水土不服”，她在北京呆了半年就离开了，却从此跟中文结缘，获得悉尼大学的博士。二十五年前我们在北京相识，同在外文局工作。谁承想，如今我们在香港重逢，并成了中大翻译系的同事。
四分之一世纪过去了，我和杜博妮在中大教职员餐厅共进晚餐。暮色四起，衬出海上点点灯光。我们谈到的往事，如杯中红酒有点儿涩。当年杜博妮为凯歌、迈平和我开办英文补习班，最后只有迈平出了徒。我们几乎每个周末都在杜博妮家做饭饮酒，彻夜长谈。《黄土地》出笼前后，我们分享凯歌的焦躁、激情和荣耀。从《黄土地》出发，他渐行渐远。我和杜博妮陷入沉默，那友情照亮的八十年代沉入杯底。
1987年春，我应中大出版社社长詹德龙先生之邀首次来到香港，在中大举办活动。香港市区的繁华喧闹和中大校园的朴素宁静恰成对比。我在街上闲逛。让我印象最深的是香港的夜景。我乘坐的飞机就降落在其中，如同鱼穿过闪闪发光的的珊瑚礁。我当时在英国杜伦(Durham)大学的同事朱小姐正好也在香港探亲。她生在台北，在香港长大。于是她带我坐渡轮，逛女人街，在尖沙嘴的小馆子吃海鲜。有美女陪伴，对于一个北京人来说，香港竟有某种异国情调。
我在键盘上把1997年误打成1697年，再改了过来。大概如黄仁宇先生所说的，那是并不重要的一年。可哪一年重要呢？其实统治者、历史学家和老百姓的时间概念是不一样的。比如说皇历，主要是关于节气属相婚丧嫁娶，与国家社稷无关。
1997年春，我来参加香港第一届国际诗歌节。我也是诗歌节的策划人之一。诗歌节的主题是“过渡中的过渡”（TheTransitintheTransition）。要说一切都是过渡，连生命在内。香港如同一艘船，驶离和回归都是一种过渡，而船上的香港人见多识广，处变不惊。由于命运没法握在自己手中，所以在香港求签解梦算卦拜佛的特别多，对数字的迷信更是到了疯狂的地步。这也难怪，在茫茫大海中漂泊，你信谁？
我稀里糊涂被香港的富翁请去吃饭，他们一掷千金。盘中鱼之昂贵，据侍者解释，在于它是在大洋冷暖流交汇处游弋的“贵族”。震惊之余，我坦言《今天》杂志的困境，并拐弯抹角把他们引向为文学慷慨解囊的人间正道，可全都装聋作哑。我这才明白，宴请其实是对金钱这古老权力的祭奉仪式，甚至与主客无关。
离港前夜，我去看望黄永玉。他家在中环半山，从客厅可观海。我们相谈甚欢，从抗战到文革到香港现状。黄永玉和妻子五十年代末从香港回到大陆，八十年代又移居香港，九十年代末再搬到大陆。香港于他，是避风港还是新大陆，是彼岸还是此岸？这位自称“湘西老刁民”的人，我琢磨，正是他我行我素的倔强和游戏人生的洒脱，使他度过重重难关，成为少数逆流而上的幸存者之一。这恐怕和处于汉文化边缘的湘西，和未被完全同化的土家族的异数有关。
我七十年代拜访过他，他在北京大杂院一间加盖的小棚接待客人。记得没有窗户的小棚低矮昏暗，而他却在墙上画了个窗户，充满阳光花朵。一个艺术家对黑暗的认知、抗议和戏谑尽在其中。
听了我的捐款蒙羞记，黄永玉转身进画室，抻出一张丈二的巨幅工笔重彩风景画。我慌了神，连连摆手说不。老先生说：“你看，这画又不是给你的。告诉你，这画不能低于三万美元。以后我就是《今天》的后盾，缺钱来找我。”
香港于我，此后是八年的空白。按中国绘画原理来说，留白是画面中最讲究的部分，让人回味。直到我自己漂流海外，才多少体会香港人的内心处境，他们就是中国这张画的留白。
去年十一月我来香港与家人团聚。在酒店为我拉门致敬的竟是个衣衫不整的小老头，原来是神交已久的沈先生。他特地先我一步赶到旅馆。沈先生是画家，我自幼是他画的连环画的“粉丝”，后来他又成了我的“粉丝”，这倒也平等。可他一见面就嚷嚷着要请客，不由分说。他七十年代从北京移居香港，不会广东话，吃尽苦头；同时打三份工，早起晚归。如今他退了休，忙着过赋闲的日子。这忙，包括千金散尽之意。按他的话来说：“我得在见阎王爷以前把钱花完。”
他好书，此好包括读买送三品。读书固然好，但碰到那种虽读书但死不肯花钱买书的人才可恨，作家只能坐以待毙。而沈先生不仅买书，而且还会多买数本四处送朋友。他专淘那些不怎么流行的偏门别类，诸如地方志、方言考、民俗史、回忆遗孀或遗孀回忆什么的。
和家人在香港旅馆团聚两周，对我多年的漂泊生活来说还是新的一课。出门如出征，领军人物是尚不满一岁的兜兜。他人小，却有大将风度，把我们指挥得团团转。他在出世第七天（如同创世纪）与我分手，如今在香港重逢，似乎有冥冥中的安排。五十年代初，我父亲曾一度决心全家移民香港，后被我那位当大夫的共产党二大爷给拦了下来。
离开香港时，沈先生坚持要来送行。他早早就到了，我们正收拾东西。眼见着大箱子盖不上了，虽说年过七十，只见他纵身一跃窜到箱盖上，喊着号子连蹦带跳，用自重夯实衣物。我们齐心合力总算把箱子盖上了。
到了机场，他把我们带到餐厅，用广东早茶为我们饯行。为此他得意地说：“这就完美了，连接带送，有始有终。”在机场饮茶的确是个好主意，边点边吃边聊，让人神经松弛，直到登机。要说我去过全世界无数机场，还从未有过如此这般的帝王享受。
临走前，我和中大和翻译系的方梓勋教授和童元方教授共进午餐，童教授的丈夫陈之藩也在座。他一口京片子，唤起我这个北京人深深的乡愁。他1925年生于北京，自青年时代就是胡适的忘年交，有书信集《大学时代给胡适的信》为证。他既是科学家又是散文家，我喜欢他的散文，像古井般拙朴而幽深。
在中文系安排下，由李欧梵教授主持了我的朗诵会。自一九八八年跟李欧梵在美国艾荷华认识以来，我们在世界不同的角落相遇：芝加哥、洛杉矶、波士顿、纽约、布拉格、斯德哥尔摩、彼得堡……，最后是香港。我听他讲述过后殖民理论和解构主义，深入浅出。他这只“狐狸”还真的身体力行，最终离开美国主流文化的重镇哈佛大学，娶香港媳妇，在香港安家落户。
应中文大学翻译系的邀请，我今年夏天开一门“中国文学导读”（IntroductiontoChineseLiterature）课。要把五千年的中国文学压缩到六周内是不可能的任务，于是我打算以诗歌为主，特别是以不同英译本所呈现的缺陷来领悟中国古诗词的完美。舍近求远，对笨人如我，倒也是一种走法。
室内突然暗下来，骤然雨下，携电闪雷鸣。今年雨水特别多，说风就是雨。作家李锐前不久在香港浸会大学访问，据说他望天长叹：香港这雨下了白下，都流回海里去了，要是下在我们吕梁山就好了。可不是嘛，这世上首先是自然环境的贫富不均，我想香港人民打死也不会搬到吕梁山上去住，他们宁可在海上漂流，不管风吹雨打。
我喜欢中大幽静的环境，居高临海，到处是竹林草坪。可我也算领教了香港的蚊子蟑螂的厉害。每次出门都被蚊子穷追猛赶，我疯子般手舞足蹈。最神奇的是它们能全天候飞行，风雨无阻。至于蟑螂就更甭提了，硕大无比，可见深得湿润的海洋性气候的照料和博大精深的粤菜的滋补。只要我们外出或昏睡，它们一呼百应，出巡夜宴。只要闭上眼，就能想像在高楼大厦的管道网中那庞大的蟑螂帝国。看来人类的科学技术再发达，对蟑螂也无可奈何，于是放弃了与蟑螂为敌的努力。
和呼啸成群的大陆作家不同，香港作家更热爱孤独。也许是由于他们对商业化压力和文学本质有着更深刻的体验。换句话说，这儿没有幻觉没有眼泪，没有天子脚下的特权。依我看，非得把作家放在香港这样的地方才能测其真伪：只有那些甘于寂寞清贫而不屈不挠者才是真的，真的爱这行。
语言的流变是一种有趣的现象。据说1949年以后香港一度南腔北调，普通话独占鳌头。一位香港朋友告诉我，他的广东话不标准就和小时候同学的语言混杂有关——孩子以互相模仿为乐。后来广东话和英语平分天下，而英语倚仗殖民优势高人一等。记得我初次来香港，一下掉进广东话的汪洋大海，而英语成了救命稻草。改革开放后，港式广东话一度随资本北上，那时北京小年轻以用广东话唱歌为荣。风水轮流转，赶上1997年普通话借统一大势南下，香港人民努力捋平舌头改造那九个声调的发音习惯。
今天中午，中大联合书院院长冯教授请我们去赛马会吃午饭。赛马会是香港上流社会的俱乐部，带有明显的特权意味，非得衣冠楚楚正襟危坐，弄得我腰酸背疼。席间，冯教授领我们从阳台眺望赛马场。他解释说，按英国习惯赛马是逆时针的，而来参赛的美国马因顺时针跑惯了，一度出现混乱。说到方向感，其实我们人类还不如马——人迷路，马识途。
我忽然想起黄永玉最近捐给《今天》的画上的题款：“客里无宾主，花开即故山”。他特意说明这句魏源诗是为我选录的。如果说中国是一幅画，那么香港就是这幅画的留白，而我则是在这留白处无意中洒落的一滴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