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那些事儿

作者:当年明月



  还有一个人,虽然很悲伤,却很实惠。

  一直以来,李自成都跟着高迎祥干,高迎祥的外号,叫做闯王,而李自成,是闯将,据某些史料上说,李自成是高迎祥的外甥,这话估计不怎么靠谱,但关系很铁,那是肯定的。

  高迎祥的死,给了李自成两样东西。

  第一样是头衔,从此,闯王这个名字,只属于李自成。

  第二样是兵力,高迎祥的残部,由他的部将率领,投奔了李自成。

  在这个风云变幻的乱世,离去者,是上天抛弃的,留存者,是上天眷顾的。

  对张献忠和李自成而言,他们的天下之路,才刚迈出第一步。

  第一步,是个坑。

  我说过,对民军头领而言,崇祯九年(1636)是个流年,卢象升来了,打得乱七八糟,好不容易跑进山区,人都调走了,又来了个孙传庭,还干掉了高迎祥。

  按说坏事都到头了,可是事实告诉我们,所谓流年,是一流到底,绝不半流而废。

  一个比孙传庭更可怕的对手,即将出现在他们的面前,与之前的洪承畴、曹文诏、卢象升不同,他并非一个能够上阵杀敌的将领。

  他是统帅。

  崇祯九年(1636),阿济格率领大军打进来时,崇祯非常紧张,但最紧张的人并不是他,而是张凤翼。

  张凤翼,时任兵部尚书,他之所以紧张,是因为按惯例,如果京城(包括郊区)被袭,皇帝会不高兴,皇帝不高兴,就要拿人撒气,具体地说,就是他。

  更要命的是,崇祯老板撒气的途径,是追究责任,具体地说,是杀人,比如七年前,皇太极打到京城,兵部尚书王洽就被干掉了,按照这个传统,他是跑不掉的。

  但张部长还算识相,眼看局面没法收拾,就打了个报告,说清军入侵,是我的责任,我想戴罪立功,到前方去,希望批准。

  崇祯当即同意,打发他去了前线。

  但张尚书到前线后,似乎也没去拼命,每天只干一件事——吃药。

  他吃的,是毒药。

  这是一种比较特别的毒药,吃了不会马上死,必须坚持吃,每天吃,饭前饭后吃,锲而不舍地吃,才能吃死。

  对于张尚书的举动,我曾十分疑惑,想死解腰带就行了,实在不行操把菜刀,费那么大劲干甚?

  过了好几年,才想明白,高,水平真高。

  如果自杀,按当时的状况,算是畏罪,死了没准抚恤金都没有,但要上阵杀敌,似乎又没那个胆,索性慢性自杀,就当自然死亡了,还算是牺牲在工作岗位上,该享受的待遇,一点不少,老狐狸。

  这兄弟不但死得满,算得也准,清军九月初退兵,他九月初就死,连一天都没耽误。

  他死了,也就拉倒了,可是崇祯同志不能拉倒,必须继续招工。

  但榜样在前面,岗位风险太高,说了半天,也没人肯干。

  左右为难之际,崇祯想到了一个人。

  这个人很孝顺,曾三次上书,请求让自己代替父亲受罚,那是在他决心处罚杨鹤的时候。

  他还清楚地记得这个人的名字——杨嗣昌。 杨嗣昌,字文弱,湖广武陵人,万历三十八年进士。

  崇祯见到杨嗣昌时,很忧虑。

  局势实在太差,民军闹得太凶,清军打得太狠,两头夹攻,东一榔头西一棒,实在难于应付,如此下去,亡国是迟早的事,怎么办?

  杨嗣昌只说了一句,一句就够了:

  “大明若亡,必亡于流贼!”

  如果你仔细想想,就会发现这句话实在准得离谱。

  按照杨嗣昌的说法,清军或许很强,但短时间内,并没有太大威胁,但如果不尽快解决民军,大明必定崩溃。

  简单地说,就是先解决内部矛盾,再解决外部矛盾。

  为了实现这个意图,杨嗣昌还提出了一个计划,这个计划在历史上的名字,是八个字:四正六隅,十面张网。

  四正,包括湖广、河南、陕西、凤阳,六隅,是指山东、山西、应天、江西、四川、延绥。简单地说,这个优秀计划的大致内容,是一部垃圾电影的名字——十面埋伏。

  它的大致意思是,全国范围内,设置十个战区,四个主要,六个次要,只要发现民军出现,各地将联合围剿,简而言之,就是划定管辖范围,在谁的地方出事,就让谁去管,出事的主管,没出事的协管。

  听完杨嗣昌的计划,崇祯只说了一句话:

  “我用你太晚了!”

  对于这句话,朝廷的许多大臣都认为,是彻彻底底的胡扯,无论是杨嗣昌,还是他的那个什么十面埋伏,都是空口白说,毫无价值,在他们看来,杨嗣昌同志将是第三个被干掉的兵部尚书。

  然而他们错了,如果说在当时的世界上,还有一个人能够拯救危局,那么这个人,只能是杨嗣昌。

  两年后,只剩十八个人的李自成,和束手投降的张献忠,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所有的转变,都从这一刻开始,魏忠贤、清军入侵、民变四起,朝廷争斗,紧张,痛苦,毫无生机,但始终未曾放弃。

  或许崇祯本人并不知道,经过长达八年暗无天日的努力,他即将迎来大明的曙光。

  奸人崇祯死前,曾说过这样一句话:诸臣误我!

  对于这句话,大多数人认为,是在推卸责任。

  但考证完崇祯年间的朝政,我认为,这句话比较正确,确切地说,给崇祯打工的这帮大臣,除部分人外,大多数可以分为两种,一种叫混蛋,一种叫王八蛋。

  这个世界上,有两种人最痛苦,第一种是身居高位者,第二种是身居底层者,第一种人很少,第二种人很多。第一种人叫崇祯,第二种人叫百姓。

  而最幸福的,就是中间那拨人,主要工作,叫做欺上瞒下,具体特点是,除了好事,什么都办,除了脸,什么都要。

  崇祯每天打交道的,就是这拨人,比如崇祯三年(1630)西北灾荒,派下去十万石粮食赈灾,从京城出发的时候,就只剩下五万,到地方,还剩两万,分到下面,只剩一万,实际领到的,是五千。

  这事估计是办得太恶心了,崇祯也知道了,极为愤怒,亲自查办。

  最先动手的,是户部官员,东西领下来,不管好坏,先拦腰切一刀,然后到了地方,巡抚先来一下,知府后来一下,剩下的都发到乡绅手里,美其名曰代发,代着代着就代没了。

  综合明代史料,崇祯时期的官员,比较符合如下规律:脸皮的厚度,跟级别职务,大致成反比例成长。

  这是比较合理的,位高权重的,几十年下来,有身份,也要面子,具体办事的就不同了,树不要皮,必死无疑,人不要脸,天下无敌,好欺负的,就往死了欺负,能捞钱的,就往死了捞,啥名节、脸面,都顾不上,捞点实惠才是最实在的,正如马克思所说,资本的积累,那是血淋淋的。

  而且这拨人,还有个特点,什么青史留名、国家社稷,那都太遥远了,跟他们讲道理,促膝谈心都是没用的,用今天的话说,就是吃硬不吃软。教育没有用的,骂也没有用,往脸上吐唾沫都没用,相对而言,比较合适的方式是,把唾沫吐到眼里,再说上一句:孙子,我能治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