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来福带着江大忠和杨小驴回到五寨堡时，天已经黑了，此时家人正等着黄来福吃饭。
此时黄来福仍是满心兴奋的心情，他向黄思豪和杨氏招呼了一声，便回到自己房内，他的外衣宽大，电脑包缠在腰间，竟是谁也不看出。进了自己房后，他将电脑包放到炕边的木箱内，平复了下激动的心情，这才到大堂去吃饭。
草草吃过一些，黄来福便回自己房内了，杨氏在后面说了声：“这孩子，怎么晚上没胃口？”
黄来福关好门，点上油灯，靠在炕上翻阅着电脑。他虽有黄来福以前的记忆，但对五寨堡在后世的具体位置还是不清楚。
此时他打开全国的卫星地图资料，及五寨堡在明朝时的历史资料地图时。这才发现原来五寨堡就是后世山西省忻州市的五寨县，地理位置是在山西省的西北部地区，东接神池县，西连岢岚县，南临宁武县，西北与偏关县、河曲县接壤。总面积约在1391.3平方公里。
后世五寨县有人口10万左右，此时的五寨堡连正军加各军户家属，也不过几千人。此时的五寨堡和偏头关，河曲，神池，宁武诸堡还均末建县。
这就是自己的发展基地了，一个小县，地不过1千多平方公里，人口不到六千。自己该如何做呢？
黄来福查看着后世五寨县的情况，试图为自己的发展找到一些灵感。他在一个五寨县地图旁找到了一些相关的介绍资料：
五寨县全县地势东南高，西北低，中部由南向北是“丁”字平川，面积约164平方公里。
全县土地总面积208.7万亩，其中可耕地面积60万亩，占全县总土地面积28.7％；宜林地面积74.7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36％；宜牧地面积50万亩，占全县总面积的24％。县内石灰石、花岗岩、粘土分布广，储量大，开发前景广阔。
主要河流有朱家川河、县川河、岚漪河、清涟河、鹿角河，是晋西北的富水县之一。
五寨县是一个农业和养殖大县，主要粮食作物有马铃薯、莜麦、玉米、糜谷、豆类等小杂粮；特别是马铃薯，每年全县的种植面积均稳定在20万亩以上，占到总耕地面积的三分之一。
看到马铃薯，黄来福遗憾地摇了摇头，依他知道的和查到的资料，马铃薯，这个小名叫土豆的东西，和番薯，小名叫红薯，地瓜的东西，约是在明神宗万历二十二年，公元1594年后，才从吕宋传入广东福建二地，首次携来者，有陈复龙、林怀兰、陈经纶等人，要传到山西并广为推广，要到明亡后。
如果早几十年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传入山西、陕西，当地人有饭吃，或许就不会有闯贼李自成之类的暴民大作乱了。
土豆和红薯虽其貌不扬，这两样可是好东西啊。在明朝，当时的农作物就算风调雨顺的话，一年一亩粮食产量不过三四百斤，这还是良田了，遇到灾年，更是动不动就颗粒无收。
而土豆和红薯收成可是按吨算的，动不动就亩产几千斤。就是玉米，产量也比什么谷物，小麦之类的农作物高多了，而且三者还都不占良田，都可以在水稻、小麦不能种植的山地旱地中耕种。甚至可改良土地的土壤，把原来大片不可耕种的土地变成可耕种小麦和水稻的土地。
虽说这些杂粮口味上是差一点，但在大灾时要饿死人的时候，谁还在意吃的东西口味是好还是差？总比什么树皮、草根、观音土的味道好多了。况且以营养来说，土豆和红薯都含有大量的淀粉和多种维生素，不比谷类和小麦差。
遗憾归遗憾，叹息归叹息，土豆、红薯、玉米之类的高产农作物不会从天上掉下来，就算现在去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农作物，谁知道它们是在哪个地方？
人海茫茫，地域广袤，要找一些农作物是如大海捞针。找到了不知是哪年的事了，这年头，从山西走到广东，再走回来，再如大海捞针般寻找一些连当地人都不常见的农作物，需要多少年，是二年，三年，还是五年？
不过不管怎么说，黄来福都决定会尽早派出得力手下，早往广东，福建等地寻找这些高产农作物，在广东，福建找不到，最远就到吕宋等地去寻找。早一天找到，就早一天是自己的福份，更是大明百姓的福份。
前景是美好和光明的，不过远水解不了近渴，眼下最重要是先解决五寨堡军户们的吃饭问题。
对于北方的老百姓和九边重镇的将士们来说，这些年的天气有点怪，不是大寒，就是大旱，这老天爷好象从不停歇似的。
今年是万历17年，还好，只不过是气候有点反常罢了，夏季北京缺雨，五六月间时疫流行，旱情延及山东。南直隶却又因降雨过多而患水，入秋之后山西又有地震，还是比较平淡的。
但在去年，也就是万历16年，可不得了，陕西，山西发生特大旱灾。年春，豆麦反青灌浆季节，久旱无雨，加之狂风史刮，青干无收，有收的亦才二、三成。六月至八月又亢旱无雨，所种秋苗，日晒风吹，俱各枯焦，秋粮绝收。
灾区遍及西安、延安、庆阳三府及凤翔、巩昌二府的部分州县。各地农民惊恐万状，扶老携幼，逃到各地乞讨度日。
而对这样的严重灾荒，万历帝不得不尽心赈灾，一直忙到年底，才松了一口气。
老实说，这种忧虑的日子，万历帝已经过了好多年了，从万历初年开始，这老天就明显越来越有问题，不是南方水灾，就是北方旱灾。
各种频繁灾害的结果是，不但北方民众衣食堪忧，九边军民问题也非常严重。明朝军队实行屯田制，明朝军队的重兵集中在九边重镇，而这九个边镇都在北方，常年频繁发生大旱，导致屯田收成锐减，甚至有些年景还颗粒无收。
屯田不能自给，就需要明政府发给军饷粮饷，加上长期的内外多事，致使军费开支猛增。英宗时，每年支边军饷银只数万两，到万历初期时，军费已是高达8百多万两。万历二十年时，宁夏、朝鲜、播州三大征，军费支出达1460万两。万历四十六年至天启七年，前后10年间对后金用兵，军费达6000多万两。
由于灾情年年加重，加上战争不断，到万历三十年，已是老库将尽，京粮告竭，太仓无过岁之支，从古以来未有公私匮竭如今日之穷者。万历三十六年，给事中汪若霖奉命巡视库藏，发现者库存银只有8万两，外库荡然无存，而同时拖欠的军饷已达100余万两。从万历三十八年到天启七年，拖欠各边镇军饷银达九百六十多万两。
边镇粮饷对国家财政的耗竭到了极大的地步。到了万历末期，尤其是辽东危急之后，国家财政基本上已是无力回天，导致了对后金战事的失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