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明上河图》那件案子里，您对我多加照顾，又是提供资料，又是介绍图书馆，我一直心存感激。现在看来，我还是太天真了，您不是照顾我，而是帮衬老朝奉。”我冷冷地继续说道。那次案子我和老朝奉联手，立场一致。难怪郑教授会这么热心。
郑教授继续保持着沉默。
“您在我面前说什么恪守传统、坚守精神，说什么不愿见到五脉被商业化，原来都是恶心的谎话。”
“不，不是谎话！”郑教授终于忍不住恼怒地高举双手，下巴因过于激动而抖动着，“我就是这么认为的，从未有过改变。”
“您怀着这么崇高的理想，为什么会为一个制假贩假亏欠无数人命的恶人做走狗呢？”我大声道，“你敢当着五脉的面把‘去伪存真’再念一遍吗？”
郑教授的面色涨红，脖颈处青筋起伏，几次要开口，却又闭上了嘴。仿佛他心中正在天人交战，两股截然不同的力量在剧烈对抗着。
“小许，事情并非像你想象那么简单……”他最终只是从牙缝里挤出这么一句话。
我冷笑道：“当初你就是用这套说辞拉药不然下水的吧？”
药不然的背叛，是我心中的一根刺，也是一个谜。它毫无征兆，也毫无逻辑，就像是一辆失控的大卡车，把我重重地撞离既定的轨道。思来想去，到今天我才恍然大悟。郑教授是药不然的老师，也只有他能对药不然引导、拉拢乃至洗脑。
老朝奉拉下了郑教授，郑教授又拉下了药不然。虽然我还不清楚这对师徒为何对老朝奉死心塌地，但他们沆瀣一气，可谓确凿无疑！
可我再次看向郑教授时，心中突然不那么确定了。
此时夕阳已经完全沉入地平线下，只剩下一抹残光在天边，郑教授的面容轮廓，开始变得晦暗不明。我眯起眼睛，像鉴定古董一样仔细端详着这个人。他的神色混杂着尴尬和无奈，甚至还有那么一点点委屈。
“难道情况相反，是药不然拉你下水的？”我忽然反问道。郑教授的肩膀微微垂下，这个如释重负的小动作没逃过我的眼睛。
这可真有点出乎意料，药不然居然才是主导。我转念一想，这样其实才说得通。药不然是个狐狸命，外表随和，内心极有主见，谁也别想拿捏住他。郑教授性格软，反被药不然说服也不足为奇。
这师父，反被徒弟牵着鼻子走。
看到我目光带着讽意，郑教授不由得辩解道：“我从来没有投靠过老朝奉，我们只是暂时为了同一目标而合作罢了。小许，你不也和他联手过吗？”
“我跟他联手，是为了对付百瑞莲。你和他联手，又是为了什么？”
郑教授听到这个问题，颓然靠在一面半塌的砖墙前，摘下眼镜擦了擦，声音有些嘶哑：“小许，你经历过幻灭和绝望吗？你体验过那种眼看着最珍视的美好被毁灭的经历吗？”
我没说话，因为我知道他不需要我的回答。天色已经彻底黑了下来，塘王庙四周垂下厚重的帷幕。
“我从小就喜欢瓷器，喜欢得不得了，简直可以说是发痴。只要有瓷器，别的什么我都可以不顾。幸运的是，我从小就长在药家，身边有最丰富的资源和人脉。故宫深藏不摆出来的物件，我能看到；全国各地收藏家手里的孤品，我能摸到；你知道么，用手摩挲着光滑细腻的瓷面，用眼捕捉它的葆光和釉色，世上没有比这更幸福更惬意的事情了。我从来没想过占有，这想法太自私了。它们的美好是独立于价值而存在的，不应该被无关的东西亵渎。只要它们能妥妥当当地搁在某一个地方，有人呵护有人欣赏，我就很开心了。
“可即使是这么一个小小的愿望，我都不能实现。这些年来，我在这圈子里接触了太多人，看到太多悲剧，每一次都让我元气大伤。曾经一位古董铺老板，有一件心爱的成化内府斗彩莲足盘，反右那年，一个人为了表现自己积极上进，勇于批判腐朽文化，当众生生给摔碎了。这成化莲足盘全世界只有五件，留在国内的只有一件，可从那以后，一件都没了，想看就只能出国看。我在清华的一位老师，他一辈子精研瓷器，自己收藏了一百多件，个个都是精品。结果六六年破四旧，被‘西纠’抄家，红卫兵们进来叮叮咣咣，砸碎了好多，老师当场被活活气死。剩下的收藏，全被扔在不知哪里的仓库蒙尘。等到八十年代平反之后，老师的后人费尽力气才找到那些物件，然后雇了一辆卡车运回老家。结果那司机为了腾地方拉私货，利欲熏心，擅自挪动包装，在车上装了好多杂货。等拉到地方一看，那些瓷器已经被磕碰得成了一堆碎片——我当时赶到现场，也差点和老师一样被气死，大病了一场。
“这些事不是一次两次，而是无数次，周而复始。不是毁于政治，就是毁于贪婪；不是毁于无知，就是毁于自大。人的罪责，结果却要这些无辜的瓷器来承担。我从一开始的伤心到愤怒，从愤怒到绝望。在这个国家，懂得珍视的人太少了，这些精品永远都在历经劫难。战乱时渡劫，和平时还是渡劫。政治运动时渡劫，经济发展也渡劫。我去过日本的几个博物馆，有公立的，有私立的，人家那一丝不苟的认真态度，和精心收藏的用心，国内几乎看不到。是！那些藏品好多都是日本人在民国时从中国掠夺走的，可不掠夺走，东西就彻底毁了、没了！所以文物应该是超越国家和时代，用一时的政治去划分所有权，根本就是错误！其他都不重要，存续才是最根本的事！”
这是老朝奉的论调，我再熟悉不过。郑教授越说越兴奋，从一开始的畏缩愧疚，逐渐变得狂热起来。他不再依靠墙壁，站直了身子前倾，双目兴奋地张大，手臂不时挥动，好像在作演说似的。
我相信他是真心这么认为的。我之前跟郑教授喝酒时，他约略提过类似的想法。不过那时候我没往心里去，以为只是老人醉后的牢骚。想不到他骨子里，居然是一个瓷器原教旨主义者、一个痴者，除了瓷器，其他什么都可以不顾。
难怪老朝奉能跟他一拍即合。
“满口谬论！”我批评道。
郑教授看了我一眼，忽然道：“你以为你爷爷许一城，为什么要把佛头送去日本？”
我一怔，怎么忽然扯到佛头案去了？可这个问题问得很好，我自己也一直有疑惑。我爷爷当年为了阻止日本人盗宝，把性命都赔上去了，可最后佛头还是被木户有三带回了日本，这一切似乎是徒劳无功。
郑教授道：“因为他知道，在当时的中国，就算留下玉佛头也保不住。而送去日本的话，以日本人的做事风格，一定会把佛头好好地保留下来。许一城在佛头外故意包上一层假壳，目的就是让日本人误以为是赝品，掉以轻心，他日回归中国时也容易些。
“你看，连许一城这样的人物，都认为日本保护文物比中国更靠谱，你还有什么可说的？可惜许一城的民族主义还是中毒太深，总惦记着佛头回归中国，才多此一举搞什么包玉之术。直接留在日本，岂不是更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