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

作者:三戒大师

    -    吕宋反叛的消息,很快传回了京城。

    万历皇帝在气愤之余,又感到有些庆幸——正好可以借此机会,转移一下国内的矛盾,尤其是他和大臣之间的矛盾。

    自从矿监税使肆虐天下,他就陷于大臣无休止的口诛笔伐之下。万历皇帝内功了得、置若罔闻,但他的大臣们可是要脸的,眼见着虎狼当街,百姓蒙难,他们这些为民父母的朝廷命官却束手无策,爱莫能助,便纷纷上疏求去。

    其实这股辞官风潮,从万历九年便已经出现。自从沈阁老失踪后,万历皇帝便一心想要读才,自然与文官集团发生激烈的冲突,尽管皇帝有着先天优势,无奈好虎架不住群狼,数次斗争,都以文官的胜利告终。

    万历的骄傲和执拗,使他不知‘妥协’为何物,就算文官把他击败了,也休想使他服从摆布。于是热战之后,双方进入了冷战期,万历皇帝朝讲不御、郊庙不亲、章奏不批、缺官不补……更缺德的是,他抓住机会就罢黜大臣。

    曾经有一位侍郎,只是因为奏章中出现了错别字,便被万历抓住小辫子猛批……不批奏章,不代表他不看。不看不批,大臣可以代批,还不算太坏。看了不批,就像站着茅坑不拉屎,才真叫恶心人呢……万历把错别字上升到工作态度疏忽,对皇帝极为轻视的高度,那位可怜的侍郎自然要上疏请辞。大臣纷纷上书挽留,万历却连象征姓的慰留都没有,直接准奏,卷铺盖赶回家……万历当时想的是,三条腿的蛤蟆不好找,两条腿的人有的是,把那些讨厌的家伙撵走了,正好换上自己中意的人选。然而文官们岂会让他得逞?别忘了四品以下官员由吏部铨选,三品以上官员由廷推产生,大臣们就是不选皇帝中意的人选,他们推荐的人选,皇帝又不中意。

    万历也不是没想过用过中旨,绕过外廷直接任命官员……从法理上讲,这是行得通的,然而这是士林最不齿的事情,谁要是敢接受中旨任命,朋友立刻跟他断绝往来,出门就有人扔臭鸡蛋,到衙门上班,也会被同事和上司排挤。总之一句话,你会体会到什么叫众矢之的,什么叫生不如死的。

    所以万历一吹出风去,那些‘幸运’的官员便吓破了胆,连连上书敬谢不敏,逼得急了,直接挂冠而去,不给皇帝揠苗助长的机会。

    但是大臣们推荐的人选,也甭指望走马上任,因为铨选也好、廷推也罢,只有推荐权,没有决定权,最终还得皇帝出圣旨才算完成任命。

    于是我用不了我的人,你也甭想用你的人,双方就这样对耗起来。万历九年,两京缺尚书三人,侍郎十人,科道九十四人,地方上缺巡抚三人,布、按、监司六十六人,知府二十五人。三年以后,南北大僚强半空署,督抚重臣经年虚席,藩臬缺至五六十人,知府缺至四五十人。

    最近这段时间,因为对矿监税使无能为力,剩下的大臣也基本歇菜了……掌管全国庶政的阁部院大臣中,内阁仅剩下申时行和王家屏。九卿中在朝供职的,只有都御史一人和侍郎二人,余则或因缺未补,或杜门不出,朝政已然瘫痪。

    万历皇帝这才慌了神,毕竟他倚仗的内廷太监,抓人敛财是好手,讲到治国就抓瞎了。祖宗江山还得靠文官打理,所以他已经有些后悔了,只是死要面子不肯主动妥协,而吕宋反叛事件,正好给了他就坡下驴的机会……至少万历自己是这样想的。

    因为即使放在历史长河中比较,本朝大臣也是一顶一的臭又硬,一旦涉及领土和主权,没什么好说的,肯定是喊打喊杀,顾不上跟自己斗气了。

    但皇帝失算了,消息传开后,那些‘又臭又硬’的大臣,竟然十分罕见的对吕宋持理解态度,而将责任一股脑算到万历皇帝的横征暴敛、贪婪无度上。

    万历下令廷议平叛,这次大臣们能到场的都来了。可是讨论的结果让万历极为不满……大臣们一致认为,不可贸然出战。他们说吕宋与本土远隔重洋,且有强大的舰队保护,不可贸然征讨。须得建造战舰,编练水军,储备物资、谋定后动。而且当前国内狼犬当道、民怨沸腾若斯,大兴兵戈的话,恐怕会引发民变。

    大臣们说,吕宋毕竟孤悬海外,无法危及统治的根本,若是各省乱起来,国家就真的危险了。所以他们联名上书,请求皇帝撤销矿监税使,修明政治、与民休息,先将两京十三省的高烧退下去再说。

    大臣们对吕宋叛乱的处理意见,是遣使严加申斥,如果吕宋方面是一时糊涂,看到触怒天威,自然会幡然悔悟,自缚请罪。如果吕宋方面执迷不悟,则可激起全国民众的怒火,到时候就算要打仗,民众也会全力支持。

    简单说来,大臣们就一个意思——不先把矿监税使的问题解决,别的问题只能拖着。

    但在万历看来,吕宋的叛乱太遥远,动摇不到自己的龙椅。用矿监税使摧毁工商业、打击东南豪族,才是维系皇权根本的第一要务,所以他万万不会上大臣的当,在大好的局面下半途而废的。

    于是,君臣间又一次陷入了互不相让的死结,征伐之事自然遥遥无期。紧接着,长江以南地区发生了大规模抗税暴动,也将朝野上下的注意力,从遥远的吕宋转回国内……嘉靖中叶以来的工商业大发展,带来了一轮快速的城市化。尤其是东南发达地区,城市的数量迅速增多,城市的人口急剧增加,深刻的改变了大明朝的社会形态,也改变了许多看不见、摸不着的东西。

    与在农村生活的农民相比,城市里居住的市民,对暴政和危机的忍耐力要低很多。这不是因为他们的个人意识觉醒,思想觉悟有多高,而是因为他们脱离了土地,一切生活资料,都要靠劳动报酬来购买。一旦遇到经济萧条、商号大面积倒闭,城市中的工作机会便会急剧减少。失去工作的工人,就面临衣食无着的处境。如果再遇上金融风暴,将他们的积蓄一卷而空,工人们就彻底没活路了。

    在不知失业救济为何物的当时,城市变成了火药桶,绝望的市民便是桶中的火药,只需一根导火索,一个火星就足以引爆。

    然而最早的暴动,却发生在工商业相对落后的湖南长沙。

    在长沙搜刮的税使叫马堂,他以四十万两的价格,买下了这个差事。比起其他大城市动辄百万的成交价,这个价格显然是赚到了。只是这位仁兄忘记了就在两年前,听闻何心隐被捕,蜂拥而至的湖南民众,将东厂衙门包围的水泄不通。

    要不是何心隐出面劝阻,东厂的人,以及那一千名禁军,肯定全得报销在那一场。

    这一次,世间已无何心隐……湖南民众更因为何心隐的死,对太监充满了憎恨。马堂又是个不知死的东西,一到长沙,便网罗了数百名亡命之徒四处抢掠,使长沙顿时市面萧条,民不聊生。在搜刮钱财之外,他和他的手下还无法无天、胡作非为,将一位王姓诸生的女儿和周姓诸生的妻子歼污,两位秀才拼命阻止,结果一死一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