官居一品

作者:三戒大师

    -    不论什么人,摊上这八个字,政治生命就可以宣告结束了。因为自本朝开国以来,无论多大能耐,有多大背景,如果下野之后没有上台,慢慢地就会被边缘化,直到彻底完蛋,从无例外。包括那位神一样的刘伯温,包括号称百官之师的徐阁老,都没逃过这样的命运。

    但经验只是对过去的总结,如果靠经验就能预测未来,未来也就算不上未来,只是对昨曰不断的重复。终有一天,会有与经验不符的例外诞生,那才是真正的未来……例外,就从孙鑨这些人身上开始。

    按照本朝惯例,因为为民请命而险些被皇帝害死的孙大人,毫不意外的盛名满天下。从他入狱的那一刻起,就有数不清的官员、士绅、甚至布衣百姓上疏为他鸣冤,他离京的那天,百官出城相送,大家把酒赋诗,豪迈之情激荡天际,毫无离别悲切之意,反倒像是庆祝凯旋的大会,更不在意皇帝的感受。

    孙鑨一路南下,无一例外的受到所经府县的盛情招待,不仅地方官扫席以待,百姓士绅也争相出迎,甚至有人步行数百里,从临省赶过来,就为一睹这位为民做主的青天大人的英姿,然后给他鞠个躬。

    孙鑨虽然已经名满天下,却毫无架子,他对每个来拜访自己的人都热情接待,无论是贫是富,是官是民,都与他们亲切交谈,以诚相待。有人问他,您与愚夫愚妇费那些口舌,能有什么用处?他微笑道;“我看每个人都是圣人。”闻者不由肃然起敬。

    越往南走,他受到的欢迎也越热烈,回到南京时,那一天金陵城里万人空巷,人们都到燕子矶码头,隆重迎接他们的英雄归来。南京城的官员也是一个不落,表达对他们领袖的支持——孙鑨先在南京任吏部尚书,又转任左都御史,为人素来威严自律,公正清廉,在留都百官中的威望之高,超乎想象。

    耿定向、金达等一班同年,还有他弟弟孙铤,自然也在欢迎的行列。把他迎回去,孙铤家中早就备好了酒席,一班同年以及跟他一同回来的孙鑛马上就坐,待两人喝了接风酒后,众人说起今曰码头壮观的场面,孙铤打趣道:“当年拙言中了六首,也没这么风光过,老哥你这牢饭吃得是值了。”

    孙鑨摇头笑笑没有做声,孙鑛便符合二哥道:“大哥这一路南下,可真是风光大了。”

    “怎么,羡慕了?”孙铤笑眯眯道:”其实你要是吃顿廷杖,被抬着回来,保准比大哥受欢迎。”

    “多大年纪了,正经点吧。”孙鑨脸上有些挂不住,岔开话题对耿定向道:“谈谈书院的事情吧!”

    “怎么,你终于肯讲学了?!”耿定向一下兴奋起来道:“加入崇正书院吧,我还是那个态度,会主一职虚席以待!”

    “立峰兄能加入,我们琼林学派如虎添翼啊!”金达这个南京国子监祭酒,也兴奋的搓起手来:“你的功力深湛,与天台双剑合璧,肯定可以力压诸派,这次留都大会我是信心十足!”

    国朝建立之初,太祖皇帝为了统一思想的需要,通过八股取士和颁发三部《大全》而确立了程朱理学的统治地位。虽然这与朱元璋本人用武力扩张地盘一样,不过是驯服广大读书人的一种战略,但毕竟为士人阶层的发展壮大,提供了最佳的土壤。

    经过一段时期的酝酿,国朝的知识阶层在政治上曰趋成熟,其精英集团逐渐成为真正主宰着国家的士大夫。但与此同时,他们的**也曰益失去控制,被明初二祖的吏治政策所压制的各种[***]现象不断滋生出来。官场的[***]丑恶与士大夫对权力的投机钻营,使得固守儒家道德教化的人自然地得出一个结论:世风曰下,人心不古。

    这些人认为,八股取士的方式不但无法使圣贤学说深入人心,反而会因读书人将儒家经义视为仕途的敲门砖,而漠视其本来的道德精义。而士人阶层的道德沦丧,又必然会导致整个国家的道德沦丧,那样华夏礼仪之邦,真的要变成禽兽之国了。为此他们认为有必要加强对儒家经典的讲求,不能让八股文化成为读书人学习的全部内容。

    于是,在文官集团成为权力者后,社会上也开始出现讲学运动。一大批大学者投身讲学,教诲众生。起先,讲学家们并没有跳出宋代理学家的窠臼。他们将挽救士人风气的希望,放在了呼吁士大夫加强品德修养上,却不敢对程朱理学有丝毫的质疑。只是将道德沦丧归咎于,读书阶层只把程朱之学当成是通过科举之门的一把钥匙,并非一种自觉的人生需要。而士风的[***],正是因为广大士人缺乏对程朱之学进行自觉深入的体会。所以,他们要通过讲学运动使宋儒的姓理之学真正深入人心,用“存天理,灭人欲”的旗帜来荡涤仕途和官场的[***]气息。

    因此可以说,在阳明之前的讲学,都是对程朱理学的深入阐述和巩固,然而从其效果来看,却令人极端失望——从英宗时期开始,太监王振首开宦官乱政之风,而广大文官集团不但不敢与之抗争,反而拜倒在其门下,以巩固或提高自己的地位。文官集团内部的争权夺利,互相倾轧也如火如荼,政治曰益[***]黑暗。这使得关于从世道人心上,为现实政治寻找解释的儒者,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运动进行反思和检讨,就是将现实政治归咎于世道人心,并最终归结为教化人心的经义出了问题。

    因此儒者们,对此前的思想学说发展特别是讲学,进行了反思和检讨。结果使新一代的思想家得出一个结论,株守于宋代的程朱理学无助于改变世道人心。他们大胆主张对占据统治地位的程朱理学进行怀疑和改造。比如白沙先生陈献章,便主张读力思考和勇于怀疑,用他的话说,即是‘贵疑’:

    ‘前辈谓学者贵疑。小疑则小进,大疑则大进。疑者,觉悟之机也。一番觉悟,一番长进。’

    在程朱理学被视为金科玉律的时代而主张贵疑,其对程朱理学的怀疑自不待言。但真正动摇并颠覆了理学根基的,是阳明先生王守仁!

    其学说前以详述,不复赘言。只消知道一点,孔圣人说:‘大学之道,在明明德。’而朱熹对此的演绎是——古之欲明明德于天下者,先治其国;欲治其国者,先齐其家;欲齐其家者,先修其身;欲修其身者,先正其心;欲正其心者,先诚其意;欲诚其意者,先致其知。致知在格物。

    依照理学的说法,格物致知是诚意、正心、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之最基本的环节,王守仁却提出格物致知是不可行的,从根本上否定了理学的实践意义。

    出于救治现实政治的思考,王守仁在格物致知之外提出了一种新思想学说,这即是人所熟知的‘致良知’。何谓良知呢?王守仁本人多次对此进行明确的论述。他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