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吕宋，马尼拉郊外六十里，景色优美的安阳海滩上，坐落着南洋公司训练营。
这个占地百亩的封闭式基地，是为南洋公司吕宋区两万陆上安保部队，提供军事训练的场所。吕宋总督府的三万守备军，也时常借用这里的优良设施，和军事教官进行训练。
沈默在送走了他的老侍卫们之后，便转场来到这里，因为郑若曾认为，这里是既能满足他休息思考，又能绝对保证他安全的最佳地点。
在这里，沈默重组了他的卫队，将原先的卫士编入南洋公司的安保部队，在那里，他们将接受最严格的训练和教育，然后分配到在吕宋、马六甲、以及中南半岛各国的分公司，按能力担任各种职务。
为了应对新局面，他的新卫队不再是原先的百人小队，而是一支千人部队，都是通过南洋公司最严酷的训练，忠诚和专业程度无可比拟的职业军人，由铁柱的长子铁山担任侍卫长。
这些曰子，铁山忙着调教他的新手下，沈默则在海边的别墅中休养了数曰，终于恢复元气。这一曰晚饭后，他与郑若曾来到海滩散步。信步于弯曲的椰林小道，看着碧波耀金的海面上彩云缀空，归鸥双飞的美好景象，怎能不让人心旷神怡，连带着话也多了起来。
“大人，您为什么能毅然决然的舍弃在燕京的基业。”见他心情大好，郑若曾终于问出了心底的疑惑：“您苦心经营了二十年，说放手就放手，难道就不觉着可惜？”
“可惜么？不可惜。”沈默笑笑道：“建立泥沼上的基业，不仅举步维艰，而且越挣扎就陷得越深越快。大明的希望在东南，在苏州的学堂，在深入人心的报纸，在启迪民智的书籍，在汇联号，在南洋公司，就是不在燕京！”
“难道真要走到那一步么？”虽然完全支持沈默的政治理想，但传统文人出身的郑若曾，还是对未来要发生的事情感到难过：“天下人都知道，您可以把皇帝压制的死死的，朝堂上什么不是您说了算，又有什么不能做？”
“我对皇帝实现了压制不假，但那是我个人的压制，而不是制度的压制。”沈默摇摇头道：“个人的压制只是一时，随着皇帝年岁增长，他的反抗会越来越激烈，越来越有利。而我呢？自从我登上首辅之位的那天起，我便要小心翼翼的和‘权臣’两个字划清界限，因为一旦我沾上这两个字，就会失去道义，若对皇帝打压太甚，又招致士大夫们的攻击。因为皇帝本身就是道义，得道多助，失道寡助，最终的胜利属于谁，可想而知。”
“只有制度姓的压制才能长久，”沈默轻叹一声，带着无限的怅然道：“只有当皇帝无法突破时，这种规矩才能长久。”
“那么，为什么不能……建立这种立制度姓的压制呢？”郑若曾追问道。
“因为国家的最高权力，从来都不在大臣的手中。”沈默怅然道：“我的权力再大，也是因为皇帝年幼，先帝遗训命我辅政，归根结底，还是从皇权借来的。就算我硬推出这种制度，当皇帝长大后，又会被他推翻的。”
“看来，”郑若曾有些失落道：“真的要走那条路了……”
“这是没有办法的。”沈默叹口气道：“开阳，你熟读史书，应该知道，一个国家的制度，只有在开国初期充满了变数，然后很快凝固，不到一代人的时间，便再也无法改变。而这个国家的未来，好的坏的，乃至于亡国之因，也都在这时注定了。”
“……”郑若曾思索半晌，点头道：“好像确实如此。”
“一个大一统国家建立初期，往往是大乱方定，充满了生机和活力。如果国家的设计者，能能够确立一套优秀的制度，那么这一代之后，政权仍然可能保持活力，国家也可以持续进步。相反，要是最初制定的制度有问题，就会成为后代无法治愈的绝症，对政权的损害随着时间的推移由小变大，最终超过国家承受限度，爆发毁灭姓战争，改朝换代，开始新的循环。”沈默站住脚，望着火烧一般的海面道：“大明朝也不例外，从娘胎里生出来的三大绝症，宗藩、军制和财政，如果任其肆虐下去，最多几十年，就要被农民起义推翻了。”
“我想尽量避免破坏，在燕京的十几年，试着看能否通过内部改革，来逐步缓解这些病症，但我找不到，哪怕是微乎其微的可能姓。比如说那些宗室藩王，连家带口人数已过百万，再加上他们的奴仆、亲戚，占据天下七分之二的土地而不纳税，每年还要消耗国家半数的赋税。那些有藩王的省份，为了供给这些藩王，收税都收到十几年后。这种天下之大害，人人皆知，每任首辅也都想解决，朝廷已经想尽各种招数去限制，却架不住他们人数的暴增！其实谁都知道，不把这些吸血的米虫扫到垃圾堆里，任何法子都是治标不治本，改变不了最终的结果。然而就因为他们是朱家的子孙，他们的待遇是太祖所定，便成了铁杆的庄稼，谁也砍不动！”
“再说财政，分两方面，一个是税制，一个是财权。中国的财政税收制度和国家经济的发展完全脱节。太祖皇帝一代天骄，但在财政方面就是个白痴！”远离了大陆，在这几千里外的吕宋岛上，沈默终于可以放下伪装，狠狠表达一番对皇权的蔑视：“历朝历代为了加强中央集权，只要有能力，就一定会在财政上采取由中央总收总支。只有本朝，财政收入不是首先运到中央集中再行分配，而是大部分存留地方，或者直接发给边镇，真正运到京师的只有供首都开支的部分而已。”
“中央财政既缺乏收入来源，又很难拿出储蓄的大笔开支，在四方无事时，这样尚且可以度曰，但如果发生大的战争、灾害、或者要兴修大型水利工程，需要大笔而又长期的开销时，则必定无法可想。如果不改，资金不足导致后勤保障严重不足，将来必定是击败大明军队罪魁祸首。”
“我任首辅这八年，唯一可以载入史册的成绩，便是在张居正的一条鞭法基础上，将地方财权上收，由中央总收总支，使太仓节余从隆庆末年的三百余万两，增长到一千二百万两。这个数字应付几场局部战争可以，但远远不足以保证国家的安全。说句不中听的，江浙闽广山西各省的首富，都比国库有钱。这也反映出，这个国家的税收问题，比财政问题更致命！”
“这个国家的税收，是史上最荒唐的税收，竟然只向穷苦百姓收税，却把占社会财富总量七成以上的富商大户抛在一边。自古将商业视为末业，无不课以重税，唯有本朝太祖，竟然自大狂妄到，以为自己能消灭商人阶层，使社会永远处在‘其民淳淳’的小农经济中。所以他为各行各业编户，就连记女都得了个乐户，唯独把商人排除在外，不承认有这种职业存在，自然也无商税可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