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呀,他就是保尔-柯察金。亚历山德拉,您一定得跟他认识一下。他让病给缠住了,不然把这个小伙子派到咱们那些难对付的地方去,倒是一把好手。他是第一代共青团员。
一句话,要是咱们大家都扶他一把,他还可以工作。我是下了这个决心的。”
潘科夫倾听着他们的谈话。
“他得的什么病?”日吉廖娃又小声地问。
“一九二○年受伤留下的病根。脊椎骨上的毛病。我问过这儿的大夫,你知道吗,他们都担心这个病会叫他全身瘫痪。你看有多严重!”
“我马上把他推过来。”日吉廖娃说。
他们的友谊就是这样开始的。保尔没有想到,日吉廖娃和切尔诺科佐夫以后都成了他最亲近的人,在后来病重的那几年里,他们是他最有力的支柱。
生活还是和从前一样。达雅做工,保尔学习。他刚要着手小组工作,一个新的不幸又偷偷地向他袭来:他双腿瘫痪了。现在只有右手还能活动。他做了许多努力,都没有效果,他知道再也不能行动了,这时候,他把嘴唇都咬出了血。达雅勇敢地掩饰着她的绝望和由于无力帮助他而产生的痛苦。
他抱歉地微笑着说:“达尤莎,咱们俩离婚吧。反正也没约定,碰到这种倒霉事还要一起过下去。这件事今天我要好好想一想,我亲爱的小姑娘。”
达雅不让他说下去。她忍不住放声痛哭起来。她哽咽着,把保尔的头紧紧搂在怀里。
阿尔焦姆知道弟弟又遭到新的不幸,写信告诉了母亲,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扔下一切,立刻到儿子这里来了。老太太、保尔和达雅住在一起,婆媳俩处得很和睦。
保尔继续在学习。
在一个阴湿的冬天的晚上,达雅带回来她获得第一个胜利的好消息——她当选为市苏维埃委员了。从那时起,保尔就很少见到她。下班以后,达雅经常从她工作的那个疗养院食堂,径直到妇女部或苏维埃去,深夜才回到家里。她虽然很疲劳,脑子里却装满了新鲜事物。吸收她为预备党员的日子临近了。她怀着十分激动的心情迎接这一天的到来。可是,偏偏在这个时候,一个新的不幸又突然袭来。保尔的病情在继续发展。他的右眼发炎,火烧火燎的,疼得难以忍受,接着左眼也感染了。保尔有生以来第一次尝到了失明的滋味——周围的一切都蒙上了一层黑纱。
一个可怕的、不可逾越的障碍,默默地出现在道上,挡住了他的路。母亲和达雅悲痛到了极点,他本人却很冷静,暗暗下定了决心:“应该再等一等。要是真的不可能再前进,要是为恢复工作所做的一切努力都被失明一笔勾销,要是重返战斗行列已经不可能——那就应该了结了。”
保尔写信给朋友们。他们纷纷来信鼓励他坚强起来,继续斗争下去。
就在他最痛苦的日子里,达雅激动而又高兴地告诉他:“保夫鲁沙,我现在是预备党员了。”
保尔一面听她讲党支部接收她入党的经过,一面回想自己入党前后的情况。
“柯察金娜同志,这么说,咱们俩可以组成一个党小组了。”说着,他紧紧地握住了她的手。
第二天,他写信给区委书记,请他来一趟。傍晚,一辆溅满泥浆的小汽车在房前停了下来,区委书记沃利梅尔走进屋里。他是个年过半百的拉脱维亚人,一脸络腮胡子。
他握住保尔的手,说:“日子过得怎么样?你怎么这么不像话呀?起来吧,我们马上派你下地干活去。”说完,他大笑起来。
区委书记在保尔家里呆了两个小时,甚至忘记了晚上还要开会。保尔说得很激动,拉脱维亚人一面听,一面在屋里踱来踱去,最后他说:“你别提小组的事了。你需要的是休息,再把眼病看出个结果来。不见得就没办法了吧。要不要到莫斯科去一趟,啊?你考虑一下……”
保尔打断了他的话:“我需要的是人,沃利梅尔同志,是活的人。孤单单一个人,我是活不下去的。我现在比任何时候都需要同活人接触。
给我派几个年轻人来吧,最好是那些小青年。他们在你们乡下,总想搞‘左’一点,嫌集体农庄不过瘾,想搞公社。这些共青团小伙子你要是照看不到,他们就会冒到前边去,脱离群众。我过去就是这样,这我知道。”
沃利梅尔停下脚步问:“这些情况今天才从区里传来,你是从哪儿知道的?”
保尔微微一笑。
“你大概还记得我爱人吧?你们昨天才吸收她入党。是她告诉我的。”
“啊,柯察金娜,就是那个洗碗工?她是你爱人?哈哈,我还不知道呢!”他想了一下,用手拍了拍前额,接着说:“有了,我们给你派个人来吧,就是列夫-别尔谢涅夫。这个同志再合适不过了。你们两个脾气挺相近,准合得来。你们有点像两只高频变压器。你知道吗,我以前当过电工,所以爱用这样的字眼,打这样的比喻。列夫还会给你装上个收音机,他是个无线电专家。你知道,我常在他家听耳机子,一听就是半夜两点。连我老伴都起了疑心,说:你这老鬼,天天晚上到哪儿逛去了?”
保尔微笑着问:“别尔谢涅夫是个什么样的人?”
沃利梅尔来回走累了,坐到椅子上说:“别尔谢涅夫是咱们区的公证人,但是,他当公证人就跟我跳芭蕾舞一样外行。不久前他还是个大干部。一九一二年参加革命,十月革命时入了党。国内战争时期他是军级干部,在骑兵第二集团军革命军事法庭工作;在高加索跟热洛巴一起消灭过‘白虱子’。他到过察里津,去过南方战线,在远东主管过一个共和国的最高军事法庭。他这人什么艰难困苦都尝过,后来肺结核把他撂倒了。他从远东来到这儿。在高加索,他当过省法院院长,边疆区法院副院长。最后他的两个肺都坏了,眼看要不行了,这才强把他调到咱们这儿。这就是咱们这个不平常的公证人的来历。这个职务挺清闲,所以他还活着。可是,今天悄悄让他领导一个支部,明天又把他拉进区委会,接着,又塞给他一个政治学校让他管,又要他参加监察委员会;成立处理难题的重要委员会时,都少不了他。除了这些,他还爱打猎,又是个无线电迷。别看他少了一个肺,可一点也不像病人。他精力很充沛。他要是死,大概也要死在从区委到法院的路上。”
保尔提了个尖锐的问题,打断了他的话,说:“你们为什么给他那么多工作呢?他在这儿比原先工作还忙。”
沃利梅尔眯缝着眼睛,瞟了保尔一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