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志们,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我们经过革命烈火的考验,却走到了背叛革命的边缘?这事怎么发生的呢?你们都清楚我们同你们——党内多数派斗争的经过。我们这些人,在共和国最艰难的岁月里,也没有掉过队,怎么倒发动了暴乱?这究竟是怎么一回事呢?
“我们过去所受的教育,只知道对资产阶级要怀有刻骨的仇恨,所以新经济政策一来,我们便认为是反革命。其实党向新经济政策的过渡,是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斗争的一种新形式,只是另一种形式,从另外的角度来进行斗争,可我们却把这种过渡看作是对阶级利益的背叛。而在老一辈布尔什维克近卫军中,有那么一些人,我们青年知道他们多年从事革命工作,我们曾跟随他们前进,认为他们是真正革命的布尔什维克,现在他们也起来反对党的决定,我们就更有恃无恐,执迷不悟。显然,单有热情,单有对革命的忠心是不够的,还要善于理解大规模斗争中极其复杂的策略和战略。并非任何时候正面进攻都是正确的,有时这样的进攻恰恰是对革命事业的背叛,应该这样认识问题,我们刚刚才弄明白这一点。我们的领袖列宁同志引导国家走上了一条新的道路,就连他的名字,他的教导,也没能使我们收敛一点,可见我们的头脑发昏到了什么程度。我们为花言巧语所蒙蔽,加入了工人反对派,自以为是在为真正的革命进行正义的斗争,在共青团里大肆活动,动员和纠集力量,反对党的路线。大家知道,经过激烈的较量之后,我们几个团省委委员被开除出省委。我们又把斗争的锋芒转移到各个区里。区委的斗争更为艰苦,但是也把我们击败了。于是我们又到各自的支部去占领阵地,并且把许多青年拉到我们这一边来。特别是我当书记的那个支部,拼命顽抗。末了,我们最后的几个据点也被粉碎了。
“是的,同志们,这些日子对我们来说是沉痛的。一方面,问题弄不明白,脑子晕头转向,经常浮现出这样的想法:你这是在跟谁斗?另一方面,又把矛头指向自己的党。这确实非常痛苦。两面受到夹击,搞这种党内斗争会有什么结果?我回想起一次谈话,内心非常羞愧。朱赫来同志大概记得这次谈话。有一次,他在街上遇见我,叫我上车,到他那儿去。我当时正被斗争冲昏头脑,对他说:‘既然有人出卖革命,我们就要斗,必要的时候,不惜拿起武器。’朱赫来回答得很简单:‘那我们就把你们当作反革命,抓起来枪毙。留神点,保尔,你已经站在最后一级台阶上。再跨出一步,你就到街垒那边去了。’说这话的,是我最亲爱的人,是我的启蒙老师,是以自己的英勇无畏和坚强性格博得我深深敬重的人,是我在肃反委员会工作时的老首长。我没有忘记他说的话。当我们这些死硬派被开除出组织的时候,我们每一个人都明白了,什么叫政治上的死亡,是的,是死亡。因为离开了党,我们没法生存下去。我们以工人的诚朴,公开并且直截了当地对党说:‘请还给我们生命。’我们又重新回到了党的队伍里。这几个月里,我们明白了我们的错误。离开了党就没有我们的生命。这一点,我们每个人都清楚。没有比做一个战士更大的幸福,没有比意识到你是革命军队中的一员更值得骄傲的。我们永远不会再离开无产阶级起义的行列。没有什么宝贵的东西不能献给党。一切的一切——生命、家庭、个人幸福,我们都要献给我们伟大的党。党也对我们敞开大门,我们又回到了你们中间,回到了我们强大的家庭里。我们将和你们一道重建满目疮痍的、血迹斑斑的、贫穷饥饿的国家,重建用我们朋友和同志的鲜血喂养起来的国家。而已经过去的事件,将成为对我们坚定性的最后一次考验。
“让生活长在,我们的双手将和千万双手一起,明天就开始修复我们被毁的家园。让生活长在,同志们!我们会重新建设一个世界!胸中有强大动力的人,难道会战败吗?我们一定胜利!”
保尔哽住了,他浑身颤抖,走下了讲台。大厅轻轻晃动了一下,爆发出震耳欲聋的掌声,仿佛房基塌陷,四围的墙壁向大厅倾倒下来。呼喊的声浪从圆形屋顶奔腾而下,千百只手在挥舞,整个大厅如同滚开的水锅在沸腾。
保尔看不清台阶,他向一个边门走去。血涌向头部。为了不跌倒,他抓住了侧面沉重的天鹅绒帷幕。一双手扶住了他,他感觉到被一个人紧紧搂住了。一个熟悉的声音面向着他悄声说:“保夫鲁沙,朋友,手伸给我,同志!我们牢固的友谊今后再也不会破裂了。”
保尔头疼得要命,差点要失去知觉,但是他仍然聚集起力量,回答扎尔基说:“我们还要一道生活,伊万。一道大踏步前进。”
他们的手紧握在一起,再也没有什么力量能把它们掰开。
使他们团结起来的不单单是友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