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次谈话之后,保尔带着介绍信到团省委去了。介绍信上说,请团省委另行分配他的工作。
一个故意把鸭舌帽拉到鼻梁上的调皮小伙子,看了看介绍信,开心地向保尔挤了一下眼睛,说:“从肃反委员会来的吗?那可是个好地方。好吧,我们马上就给你找个工作。这儿正缺人呢。把你分配到哪儿去呢?省粮食委员会行吗?不去?那就算了。那么,码头上的宣传站去不去?也不去?哟,那你可就错了。那个地方多好啊,头等口粮。”
保尔打断他的话,说:“我想到铁路上去,给我分铁路工厂去吧。”
那个小伙子惊异地看了看他,说:“到铁路工厂去?这个……那儿可不需要人。这么办吧,你去找乌斯季诺维奇同志,让她给你找个地方吧。”
保尔同那个皮肤黝黑的姑娘乌斯季诺维奇谈了不一会儿,就谈妥了:他到铁路工厂去担任不脱产的共青团书记。
就在这个时候,在克里木的大门旁边,在这个半岛通往大陆的狭小的喉管上,也就是在从前克里木鞑靼人同扎波罗什哥萨克分界的那个地方,白匪军重建了一座碉堡林立、戒备森严的要塞——佩列科普。
注定要灭亡的旧世界的残渣余孽,从全国各地逃到克里木半岛来,他们自以为躲在佩列科普后面绝对安全,便整天沉湎在花天酒地之中。
在一个风雨交加的秋夜,数万名劳动人民的子弟兵,跳进了冰冷的湖水,涉渡锡瓦什湖,从背后去袭击龟缩在坚固工事里的敌人。带领他们的是英名盖世的卡托夫斯基和布柳赫尔同志。数万名战士跟随着两位将领无畏地前进,去砸烂最后一条毒蛇的头,这条蛇身子盘踞在克里木半岛,毒舌却伸到了琼加尔近旁。伊万-扎尔基就是这些子弟兵中的一个,他小心翼翼地把机枪顶在头上,在水中前进。
天刚蒙蒙亮,佩列科普像捅开的蜂窝一样乱成了一团,几千名红军战士,越过层层障碍物,从正面猛冲上去。与此同时,在白匪后方,涉渡锡瓦什湖的红军先头部队,也在利托夫斯基半岛登岸了。扎尔基就是最先爬上石岸的战士中的一个。
空前激烈的血战开始了。白军的骑兵像一群狂暴的野兽,向爬上岸的红军战士猛扑过来。扎尔基的机枪不停地喷射着死亡,成堆的敌人和马匹在密集的弹雨中倒了下去。扎尔基用飞快的速度一个接一个地换着子弹盘。
几百门大炮在佩列科普轰鸣着。大地似乎崩坍了,陷进了无底的深渊。成千颗炮弹发出刺耳的呼啸声,穿梭般地在空中飞来飞去,爆裂成无数碎片,向四周散布着死亡。大地被炸得开了花,泥土翻到半空中,团团黑色的烟尘遮住了太阳。
毒蛇的头终于被砸碎了。红色的怒潮涌进了克里木,骑兵第一集团军的各师冲进了克里木,在这最后一次的攻击中,他们杀得敌军失魂丧胆。惊慌失措的白卫军争先恐后地挤上汽船,向海外逃遁。
苏维埃共和国颁发了金质的红旗勋章。勋章佩戴在战士们褴褛的制服上,佩戴在心脏跳动的地方。机枪手、共青团员伊万-扎尔基也荣获了这种奖赏。
对波兰的和约签订了。正像朱赫来预料的那样,舍佩托夫卡仍然属于苏维埃乌克兰,分界线划在离这座小城三十五公里的一条河上。一九二○年十二月,在一个值得纪念的早晨,保尔乘火车回到了他熟悉的故乡。
他踏上铺着白雪的站台,瞥了一眼“舍佩托夫卡车站”的牌子,立刻拐向左边,朝机车库走去。他去找阿尔焦姆,但是阿尔焦姆不在。于是,他裹紧军大衣,快步穿过树林,朝城里走去。
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听到敲门声,转过身来,喊了一声“请进!”一个满身雪花的人走了进来。她立刻就认出了自己可爱的儿子。她两手捂住心口,高兴得连话都说不出来了。
她把自己瘦小的身体紧紧地贴在儿子的胸前,不停地吻着儿子的脸,流下了幸福的热泪。
保尔也紧紧地拥抱着母亲,看着她那因为忧愁和期待而消瘦了的、满是皱纹的脸。他一句话也没有说,等着她平静下来。
这位受尽苦难的女人,现在眼睛里又闪起了幸福的光芒。
在儿子回来以后的这些天里,她跟他谈多久也谈不完,看他多久也看不够,她真没有想到还能看到他。又过了两三天,阿尔焦姆半夜里也背着行军袋闯进了这间小屋。这时候,她喜上加喜,那股高兴劲就更没法说了。
柯察金家的小房子里,一家人又团聚了。兄弟俩经历过千辛万苦和严峻的考验,都平安地回来了……
“往后,你们俩打算怎么办呢?”玛丽亚-雅科夫列夫娜问。
“还是干我的钳工去,妈。”阿尔焦姆回答。
保尔呢,他在家里住了两个星期,又回到了基辅,因为那里的工作正在等着他。
共青团铁路区委员会调来一位新书记,他就是伊万-扎尔基。保尔是在书记办公室见到他的。首先映入眼帘的是他的勋章。对这次见面,保尔一开头说不上心头是什么滋味,内心深处多少有些妒忌。扎尔基是红军的英雄。正是他,乌曼战斗一打响,就以英勇善战、出色完成战斗任务而著称,是部队里数一数二的人物。如今扎尔基成了区委书记,恰好是他保尔的顶头上司。
扎尔基把保尔当作老朋友,友好地接待了他。保尔对一闪而过的妒意感到惭愧,也热情地同扎尔基打了招呼。
他们一起工作很顺手,成了大家都知道的知心朋友。在共青团省代表会议上,铁路区委有两个人当选为省委委员——保尔和扎尔基。保尔从工厂领到一小间住房,四个人搬了进来,除保尔外,还有扎尔基、厂团支部宣传鼓动员斯塔罗沃伊和团支部委员兹瓦宁,组成了一个公社。他们整天忙于工作,总要到深夜才回到家中。
党要实行新政策的消息传到了共青团省委,不过,起初只是一些零碎的、不成形的说法。过了几天,在第一次学习研讨政策提纲的会上出现了分歧。保尔不完全理解提纲的精神实质。他离开会场的时候心里沉甸甸的,想不通。他在铸造车间遇到杜达尔科夫,一个矮墩墩的工长,共产党员。杜达尔科夫脸朝亮光向保尔眨了眨白不呲咧的眼睛,叫住了他,说:“这到底是怎么回事?真的要让资本家东山再起?听说还要开商店,大做买卖。这倒好,打呀打呀,打到最后,一切照旧。”
保尔没有答理他,可心头的疑虑却越来越重了。
不知不觉中他站到了党的对立面,而一旦卷入反党活动,他便表现得十分激烈。他在共青团省委全会上的第一次发言激起了争论的巨浪。会场上马上形成了少数派和多数派。接下来是痛苦的日日夜夜。整个党组织、团组织,辩论争吵到了白热化的程度。保尔和他的同伙们的死硬立场在省委内造成了一种令人窒息的气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