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被她一下子问住了，觉得1950年的事情跟一个小保姆模样的女孩讲，一是讲不清楚，二是讲了也没什么意义。于是我反问：这家里有人吗？问过后我又觉着不妥，好像眼前这个人不是人似的。
我终于走进了九江市陆知里路后楼九号，进了1950年前后我大爷一家住过的房子。
三月的南方，屋子里比外边冷。我不大习惯南方的这种冷，这种浸入骨髓里的阴冷。我在这种阴冷中，感到一种隔阂。
我随小保姆走进一间更加阴冷的屋子。屋子里的空气很差，是那种长年不开门窗、缺少流动的空气的差。我不得不调整呼吸，我讨厌这种气味，讨厌这间屋子。
一个老人坐在一张有着很高的靠背的藤椅上，一床磨得很厉害的快用秃了的毛毯盖在他的腿上。他瞪着一双无比深邃的眼睛直勾勾地望着我，我有一种被他洞穿的感觉。在这样一双被岁月浸泡得很久的老眼下，你想深藏什么恐泊是徒劳的。
他的确很老了，老得随时都有要倒下去的可能。我猜他有九十岁了，或许还要多。他的模样，他的神情，说明岁月在他身上已驻扎得年深日久。
在这样的阴冷中，在这样的气味里，在这样的老人面前，我的心不知不觉就提了起来。我把我自己先小心翼翼地介绍给他，我怕他耳朵听不清，不由自主就提高了声音。当老人抬起鹰爪一样无肉无筋的手做向下压的手势时，我才明白，眼前这个老人耳聪目明，我根本用不着在这些方面将就他。
我怕他仍有疑虑，就从皮包里取出我的文职干部证给他看。他看了我证件的戎装照，又抬起头来仔细地盯着我看，他把证件还给我时，说了一句话，令我大吃一惊。老人说：看不出来，你是个军人。
令我大吃一惊的不是他说话的内容，而是他说话的口音。他说的是普通话，这个老人说了一口字正腔圆的普通话！
我深感意外。自从我踏上江西的土地，普通话就离我远去了。但在九江，这么标准的普通话，竞从一个耄耋之年的老人嘴里出现，不能不令我深感意外，大吃一惊。
我认为这是一个契机，一个跟老人靠近的契机。我说，我近乎讨好地对老人说：真想不到，您老的普通话说得这么好。
老人瞪着两只深陷的眼睛望着我，对我的讨好视而不见。这让我觉得很没趣，一种难为情的感觉在冲击着我。我甚至有点恨眼前这位不动声色的老人了。
正不知如何是好，突听老人用普通话问我：你来干什么？老人的喉咙里有痰鸣音，他的声音有点模棚，但我是能听清的。并且，我一下子明白了，在这样一位洞若观火的老人面前，一切的聪明都是无济于事的。老人活到这种岁数，漫长的生活历练使他炉火纯青，他已经不需要任何铺垫了，他需要单刀直入。老人现在什么也不缺，缺的是时间，是来日方长的时间，老人只能单刀直入了。
明白了这一点，我觉得一下子轻松了许多，我喜欢单刀直入，而且单刀直人正是我的特长。
我问：您老还记得一个叫于有德的人吗？老人脸上没有任何表情，连眼皮都很少眨一下。我补充道：1950年的时候，他在这里住过。
老人继续着面无表情，只有一进一出的呼吸伴随着他。望着这张沧桑的面无表情一言不发的老脸，失望在我心里一寸一寸地堆积。我想，时间太久了，老人太老了，恐怕我要一无所获了。
我差不多要失去信心了，老人突然开口了。老人说，于有德？我记得这个人。他在我这里住过一段时间，他们一家当初就住在这个屋子里。
我吃了一惊，下意识地四下里打量起这间屋子来，好像大爷一家藏在了什么地方。
这间屋子不大，被一屋子又旧又笨但看得出是上好的家具充塞着，显得又小又零乱。我想象不出，1950年前后，我大爷一家挤在这里，是怎样的一种情形。
我问，后来呢？他们一家后来到哪里去了？老人瞪着一双老得没有了睫毛的眼睛盯着我，似乎在等我的回答。他的这副本末倒置的样子令我暗暗着急，我在那种难闻的气味里想，他太老了，老得都有点糊涂了。
慢慢地，我在眼前这个很老的老人眼睛里，读懂了一种叫做沧桑的东西。有一种非常不好的感觉在我的心里弥漫，我知道，结果不好，一定不好。
我等着老人开门，等着那个不好的结果。等了好久，老人才开口说活，老人说话的声音异常地平静，像说一件极其平常的事情。
“你们应该知道的，你不知道你父母也应该知道。像于有德他们这种人，在三反五反那场运动中，是很难有好下场的……”
我的心“咚咚咚”地狂跳起来。在这间南方阴冷的、充满了令人窒息的气味的屋子里，我被这样一个结果吓住了。
我长久地一言不发，坐在老人面的一张冰冷的木椅上一言不发。
那种南方的阴冷侵入我的肌肤，进入我流动的血液里，我听见血液结冰的声音。我感到冷，一种透彻心肺的寒冷。
那种年久不动的空气轻抚着我的脸颊，使我有一种很混沌很肮脏的温暖。我似乎适应了这间屋子，适应了这种气味。这是一种浓缩了的气味，是形形色色人的气味。在这种气味里，我似乎嗅到了大爷一家的气味，这是一种有着很近的血缘的亲人的气味。
老人似乎是说给我听，又似乎是在那儿自言自语。老人用掉光了所有牙齿的嘴巴嘟囔道：找什么找！找来找去还不都是些麻烦事！
我盯住老人看，我不再惧怕那双老得深邃的眼睛了。我觉得有什么可怕的？看历史和看这双眼睛没有什么区别。只是，我有点后怕，我想，幸亏当年我姐姐没有找到这里来，否则的话，看她怎么收场。
我站起身来，向老人告辞。我说：老爷爷，谢谢您！胃您！老人不动声色地望着我，一如我进来向他问好时那副模样。
我要出门了，听见老人在身后叫我。老人用纯正的普通话清晰地叫我：于青！于青！
我诧异无比地回过身来，望着眼前这个谜一样的老人，不知他又要跟我说什么，也不知我是否能承受住他的所言。老人问我：于青，你是不是有一个姐姐？
天哪！他知道我的名字是他看了我的文职干部证，他知道我死去将近二十年的姐姐，又是看到了什么呢？
老人说，好多年以前，一个女孩来过我这里，也是来打听于有德的，我猜她是你姐姐，你们俩长得很像。
我一脚门里一脚门外地呆立在那儿，望着老人傍神。困扰了我们家将近二十年的那谜一样的五天，被谜一样的老人不经意地轻轻地捅开了！
是了！是了！姐姐看了父亲档案里那封九江的来信，记住了陆知里后楼九号这个门牌号，1976年将尽的时候，一个人风尘仆仆跑到这里。那个时候，我年轻的姐姐内心深处满是疫痍。她没想到，一个更大的打击正在九江陆知里后楼九号大爷住过的屋子里耐心地等待着她。
她知道这种结果比我早了将近二十年。那个年代，这种结果更令她心惊胆战。我想还有绝望，一种无法逾越的绝望。
姐姐那时太年轻了，她只有21岁。21岁的生命之舟毕竟负载不了这么多沉重的东西。姐姐毅然扯断了桅杆，让自己的生命之舟静静地沉人历史的深渊中。
有泪在住上涌，我想控制，但我无能为力。我形容不出那天站在大爷曾经住过的屋子门口，淌的那些眼泪。我只能说，那天，在江西九江，在陆知里后楼九号，在大爷住过的屋子的门口，我异常地伤心……
在将近二十年的时间里，我姐姐于明成了我们家中的一个禁区，大家都竭力地回避她。以前是不愿也不大敢提起她，现在是不太习惯提起她了。我甚至不知道她现在在什么地方。当时，一个高中生对家中这种事情的了解是极其有限的。
九江的泪水，打湿了封在我姐姐身上将近二十年的封条。她在我心里很深很深的一个地方慢慢地活动起来。姐姐一如既往的年轻，一如既往的漂亮。她以那么一种姿势坐在我的内心深处，盘着双腿，很原始很传统地坐着，沉默地望着我。
夜深人静的时候，我经常与她对视，希望她能跟我说点什么。但她不。她盘着她曾经颀长优美的双腿，很原始很传统地坐着，不喜不悲地望着我，继续着她的沉默。
我实在受不了她的沉默。在她无言的沉默中，我内心的平衡在一点一点地坍塌。
在一个夜晚，我推醒身边熟睡的丈夫，给他讲我姐姐的事情。开始他极不高兴，睡眼矇胧地嘟嚷着。慢慢地，他听进去了，专注起来，他跟着我走进了我姐姐的世界。
丈夫揽住我，说，想不到你还有个姐姐，难为你连我也瞒着。我说，我不是有意瞒你的，我以为我把她忘掉了，彻底地忘掉了。
丈夫说，怎么会呢？一母同胞的姐妹，怎么可能忘掉呢？只是你不愿想起她，更不愿提起她罢了。
我说，我想去济南看看她去。这么多年了，她一定很孤单，也一定很寂寞。
丈夫的手在我肩上用了把力，说，去吧，你应该去。
我给当了干部处处长的大哥打电话，在电话里，我开门见山地对他说：大哥，我姐的骨灰在哪里？
电话那头的大哥显然愣住了，电话里许久没有声音。好半天，他的声音才重新出现，他问我：你问这个丁什么？我说：我想看看她去。大哥问我：有这个必要吗？过了这么多年。我说：有这个必要，虽然过了这么多年。大哥停了会儿，很和气地跟我商量：小妹，我现在有事，我们能不能晚上谈？晚上你等我电话，好不好？我说：行，社我等你电话。放下电话，我用手支着额头想，大哥会跟我谈什么呢？我记起大哥对姐姐当初要寻找大爷的态度，同时也记起了他对姐姐当时说的那句话。
当时的大哥郑重其事地叫着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的味道。大哥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的！
现在想来，大哥的预言异常的准确。我不知道，他是未卜先知，还是事先知道了什么。
与人打交道的大哥，尤其是与那些人精的干部们打交道，使大哥练就了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本领。他总是能将一些别人看来不起眼的事情放得大大地看，而往往又能未卜先知地看出许多名堂来。他对我姐姐意味深长地劝导就是一个证明。可惜，我姐姐没有把这些意味深长的劝导当回事儿。
我不知道他在我今天的电话里又看出了些什么，嗅出了些什么，更不知道他将在晚上的电话里跟我谈些什么。我很担心他会再一次地未卜先知。我现在很害怕他的未卜先知。
大哥在晚上的长途电话里跟我谈了好长时间。此时当干部处长的大哥已经不是当年的当干部干事的大哥了，年龄使他成熟了，职务使他有了尊严。
大哥在电话里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语重心长。大体意思是一于青，事情过去那么久了，再干些什么做些什么意义都不大。心灵的安宁不是一件两件事能做出来的。你不必为了一种安宁去打破另一种安宁。你要平息的这种不安其实是你早已习惯的了，而你可能会打破的这种安宁又是你已经习以为常的。因此，你要做的，很有可能会对你现在平静的生活构成威胁。
最后，大哥在电话里同样郑重其事地叫着我的名字，很认真地说：于青，我劝你不要去了，没有这个必要，完全没有。
那天晚上，大哥长达四十分钟的长途电话令我似懂非懂。他的那些很含糊又很糊口的句子让我这个文学编辑听起来都费事。怛我知道，他的话句句都对，起码从语法上讲没什么明显的毛病。
我很佩服我大哥他们这些搞干部工作的人。他们说起话来从来都是有的放矢，他们从不说些对牛弹琴的废话。他们知道对什么人该说什么话。比如，对我这所谓的文化人，他就说这些含糊又拗口的话，用一些很文化的词和句子暗示出他们想说的意思。同时，也使我们这些不知天髙地厚的人不能轻视或小看了他们。对那些虽没有什么文化但前途看好的干部们，他们又会把文化丢到一边去，说些很质朴的话，缩短或者拉近彼此的距离，让这些人以为他们是知音，是伯乐，最好以为他们是伯乐。
放下大哥的电话，我坐在那儿觉着有什么东西不对，想了半天，我突然抓起电话，拨通了大哥家的电话，等大哥的声音出现，我冲着话筒喊：大哥！说了半天，你还没告诉我姐姐的骨灰到底存在什么地方。
大哥在电话里很无奈地叹了口气，告诉了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