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约在我一大爷失踪的大半年后，一个很平常的早晨，有早起习惯的大爷清理着喉咙里一夜的积痰去推自家的木门。他觉得一只手有点费劲，就启用另一只手。门开了，一个粗布口袋游倒在有露水的地上。大爷傍了一下，他本能地四下里看看，村子还在熟睡，连鸡的鸣声都没有。大爷弯下腰去，提起那粗布的口袋，听着里边哗哗啦啦的响声，大爷就知道里边是玉米，金黄金黄的玉米。
大爷心里头一热，眼里不知不觉就湿了起来。大爷知道，他的大兄弟昨天夜里回来过，这袋哗哗作响的玉米，就是他报平安的口信。
虽然出了小斧子的事后，大爷心里把二大爷恨得死死的，但一亙知道了他的平安，大爷还是动了兄弟的感情。
打那以后，每隔一段日子，就有一袋子的东西神鬼不知地或竖或倒在父亲的家门口。我的祖母、我的大爷、我的父亲，轮流彻夜守在门后，竖着耳朵听着外边的动静，一点点风吹草动也要冲出去看上一看。可惜，他们始终没能见上他们想见的人。奇怪的是，东西总是接连不断地从天而降。
慢慢地，我父亲他们被这接连不断、日趋丰富的东西吓住了。父亲他们有一种可怕的预感，但他们谁也不说出口。他们连想的勇气都鼓不起来，怎么可能说出来呢？
父亲家乡南边四五十里的地方，有一个很大很大的湖，叫華子湖。湖里有茂密的一望无际的苇子，苇子里藏了一伙以淫杀掳掠为生的土匪。
这些土匪中，几乎没有本地人。本地人是极爱脸面的，即便万不得已做了土匪，也要撒开丫子跑，跑得远远的，起码远到家人们眼不见耳不闻心不烦的地方，对那些跟自己毫无瓜葛的人作恶作孽。
像我二大爷这样，连路也不愿跑远，在自己家人的眼皮子底下干坏事的几乎没有，起码我父亲他们这个叫南于的庄子没有。
在风言风语起来之前，我的大爷很有远见地很识趣地领着我的父亲离开了家乡南于。他们带上他们的脸面和一身的力气，躲了出去。
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犯了一个不太像话的错误：他们在顾忌自己脸面的时候，忽略了他们母亲的脸面。也许，他们压根就没有忽略，他们是故意的，他们是故意将他们母亲的脸孤零零地晾在南于的阳光下。他们对他们的母亲心怀怨气，他们认为二大爷的一切都跟母亲有关，是母亲将他宠坏的，母亲应该受到惩罚。
祖母在大爷和我父亲走后，变得黑白颠倒起来。她白天关起门来呼呼大睡，晚上盘腿坐在漆黑的院子里，睁大了眼睛守候着。祖母知道，她这样坐下去，是不会没有结果的。终于，祖母如愿以偿了。
那天晚上有雾，而且是很大的雾。雾水先把祖母的头发打湿，然后是衣服，然后是身体。祖母感到了冷，很凉很凉的冷。但是祖母已经什么也顾不上了。冷和热，饥和饱，困和乏，对祖母，统统都像身外之物。
祖母坐在透彻心肺的寒雾中，睁大了眼睛，什么也看不见的守候着。
谢天谢地，祖母等到了。
脚步声，很轻很轻的脚步声。祖母侧起身子细细地聆听。祖母听了一阵，连她自己都不知道地叹了一口气。祖母很失望，她知道他没来，她的秋收没来。
祖母的叹息是如此的轻微，但还是被来人捕捉到了。脚步停了下来，迟疑着不敢轻易再迈动。祖母等了一会儿，脚步的声音始终没有再起，祖母有点不耐烦了，就清起嗓子“哎”了一声。
祖母听到轻轻的一声响，是什么东西落地的声音，接着那脚步声不顾一切地响了起来。祖母冲着那脚步声说：你别跑，你回来。来人哪里肯听？脚步声越发地快了起来。
祖母在那个漆黑的有雾的深夜大声喊叫起来：“你告诉秋收，我没他这个儿，他也没我这个娘！”
喊完这些，祖母如释重负。她费力地从荀米叶子编的蒲团上站起来，弯下腰捶了捶赚了的双脚，一瘸一拐地往屋里走。
走了几步，祖母被什么东西绊了一下。那东西软乎乎的踩在祖母裹着的小脚下。以祖母对庄稼地里的熟悉，她知道是棉花，一袋棉花。
天就要冷了，正是需要棉花的时候。祖母慢慢蹲下身子，双手抓住了那袋又松又软的棉花。
祖母的眼泪急速地淌过冰凉的脸颊。祖母抚着那松软的棉花，像抚着她最喜欢的儿子秋收儿时光着的屁股。祖母脸上的泪以更快的速度更沉的分量硒进了她那件自织的早已被雾水浸湿了的黑色的土布褂子上。
祖母死那年只有38岁。她是自己上吊死的。据说她死后的样了一特别的吓人。
按我老家南于那一带的乡俗，那些七吊的投河的喝药的等等不得好死的鬼们是不能入自家坟地的。可怜我的祖母，为我的祖父守了那么多年的辛苦，死后竟不能完成她生前那么神往的与祖父同坟共寝的梦想。
我的祖母被我的大爷和我的父亲极其简单地埋入了一片荒坟中。匆忙之中，他们甚至忘记了做一个起码的记号，以备日后上坟添土。
在一个绝早的清晨，我的大爷带着我的父亲，踏着满地的白霜，走掉了。
我父亲大概没有想到，他这一走，竟会是“少小离家老大回，乡音无改鬓毛衰”。
而我的大爷比我的父亲更绝，他这一走，简直就是“黄鹤一去不复返，白云千载空悠悠”了。否则，他决不会拖上我的父亲，义无反顾地走掉，冷静得连头都不肯回一下。
“爸，咱们找找大爷吧。”这是1974年中秋之夜的第二天吃早饭时，我的姐姐讲出的原原本本的一句话。
大家吃馒头的吃馒头，喝稀饭的喝稀饭，嚼咸菜的嚼咸菜，谁也没把这句没头没脑的话当回事。当姐姐再一次重复这句话，而且重复得异常坚决时，饭桌上的动静才小了下来。
首先，是父亲极其认真地看了姐姐一眼。那一眼内容丰富。然后，他什么也没说，又把整张脸埋入饭碗里，专心致志地喝着金黄色的小米稀饭。我看不见父亲的表情，父亲所有的表情都掩埋在那只细瓷白碗里。我特别地对父亲用细瓷白碗将面部上的表情遮得严严实实表示不解，我觉得父亲的这个举动含义深刻并且深奥。
母亲是无动于衷的。母亲对父亲老家里的一切人一切事内始至终地无动于衷。那是母亲发自内心的无动于衷，而不是什么假装的。
我的大哥在仔细地嚼着一块很脆的咸菜，清脆的声音从他一张—合的嘴黾发出来，特别地诱人。他看起来同我的母亲一样无动于衷，但他的这种无动于衷同我母亲的无动于衷不同。他是装的，假装的无动于衷。因为他太了解他的这个满脑子都是浪漫念头的妹妹了，他历来对这类玩意儿不以为然。他知道，这个时候赞同她或是反对她都是极不明智的举动，因为赞同或反对同样能使她上瘾。
小哥在狼吞虎咽地对待一个很白很暄的馒头。自从他上山下乡当了社会主义的新农民，每次回家，都像跟家里饭桌上的饭菜有仇，那种坚决彻底消灭它们的狠劲使我们全家每个人都有欠了他什么的负疚感。他听见姐姐要找大爷的话，把满口的馒头伸直了膀子吞下去，倒出嘴来，伶牙俐齿地说她：你的中枢神经又发炎了吧？
我埋头吃我的早饭，尽量避免开口。我是有自知之明的，我知道，以我在家中倒数第一的位置，撒撒娇是可以的，议论起家中大事来，说轻了没人当回事，说重了有人训你没大没小。遇上这类事，我免开尊口比较合适。虽然，我对我姐姐找大爷的提议觉得可笑，怛我是不准备说出来的。我身上从头到脚穿的一切时髦的东西，都是姐姐在省城替我置办的。我虽然只是个初中生，但吃人家的嘴软拿人家的手短的道理还是懂得一些的，并且一直都在有良心地恪守着。
姐姐见她的提议没人响应，把手里的碗筷很重地放下。见我们对此还没反应，就故意自言自语说给我们听：没良心，真没良心！小哥首先反击，他斜视着坐在他右边的姐姐，阴阳怿气地说，良心？良心是个啥家伙？俺没见过，俺那儿不种那玩意儿，你们山东大学里长那玩意儿吧？
姐姐厌恶地推了他一把，说，下了两天乡，在农村学了一身的坏毛病！
小哥说，哎，于明同志，我可郑重地提醒你，这样诽傍广大的贫下中农，诬蔑伟大的上山下乡运动，可是路线问题。我们一千个不答应，一万个不答应。
母亲停下吃饭干涉道：“吃饭也堵不住你们的嘴吗？”
大家继续吃饭，吃得比较沉闷。我父亲首先放下筷子，在他起身准备离开时，我的姐姐又锲而不舍地重复说：“爸，咱们找找大爷吧！”
父亲没有了白瓷饭碗的掩护，脸上的表情一览无余。我看见父亲面部的表情很那个。上初中的我，还不知道字典里有个现成的词可以形容父亲此时脸上的表情：暧昧。父亲很那个地立在那儿好一会儿，离开时，我发现父亲的背有点挺不直的样子。
那天早晨，父亲有点丢三落四。出了门，折回来，说忘了拿提包；出了门，又折回来，说忘了戴帽子。那天早晨父亲的进进出出显得他有点手忙脚乱。
父亲终于穿戴整齐，提着公文包，腆着肚子要去上班了。走过我们身边时，父亲说了句没有任何意义的话，父亲说，今天的小米不错，很香。
小米是小哥带回来的，父亲好像是夸奖种小米的小哥。可惜小哥不太识抬举，对这句话没有任何反应。小哥不以他能种出这么香的小米为荣。
姐姐站起来，丁丁当当地收拾碗筷，脸上的神情很不好。正准备离开饭桌的小哥看了眼阴着脸的姐姐，说，神经病！大爷是谁？谁认识大爷？
大哥坐在那儿，一动不动地盯着姐姐看了一会儿，问，哎，你还当真啊？姐姐不理他，手里的动静越发地大了。大哥望着姐姐耸了耸肩膀，一副高深不测的样子。我认为那是从罗马尼亚和阿尔巴尼亚电影里学来的动作。这动作让罗马尼亚人和阿尔巴尼亚人一做挺漂亮的，让中闰人一做怎么就这么别扭？我想笑，但望了望生着气的姐姐没敢笑。
大哥从口袋里掏出烟来，抽出一根，点上，吸了一大口，很深地吐出来。大哥在他吐出的烟雾后边，模栩不清地说，我劝你别找，小心找出麻烦来。
姐姐停了手里的活，不明白地问大哥，找出麻烦？找出什么麻烦？
大哥扬着食指弹了弹烟灰，神秘莫测地说，谁知道呢？我奉劝你，越是不知道的事越要小心。
姐姐把几只碗咣当咣当往一块摞。她的嘴一撇，不屑地说，哼！你们这些当干部的，一个个把心理搞得特别阴暗。
大哥又深吸了一口烟，这次他吐出的很少，只从两个鼻孔里渗出了一点。他把尼古丁大量地吸入肺里，好像还挺过瘾。他站起身来，屁股下的方凳摇摇晃晃了好长时间，我以为它会慢慢地停下来的，谁知它却在即将停下那一瞬间，“轰然”倒地。那方発的体积不大，重量也不大，但倒地的声音却能用“轰然”来形容。
凑巧的是，在那种“轰然”声中，我的大哥说了句什么，我的姐姐没听清，就伸过脑袋格外地追问了一句：什么？你说什么？大哥就又重复了一遍。
当时，我对那句话的感觉非常的不好，但我忽略了这种感觉。我简单地把这种不好的感觉归罪于饭桌上的争吵，也就大意地没往心里去。
我的大哥当时郑重地叫着我姐姐的名字，有点暗示意味地说：“于明，你要不信，你就找吧。你会找出麻烦来的！”
我的姐姐于明，人虽然浪漫，但总的来说是随和的。不知为什么，她在这件跟她关系不大意义也不大的事情上，却是如此的倔强。在后来的日子里，我经常很宿命地想，这大概就是命了。命中注定要对你生拉硬拽的事，你是无法抗拒的。
我的姐姐开始寻找我们的大爷。她基本上是孤身奋战，惟一支持她的是父亲的暧昧态度。她像个意志坚强的**人，蔑视一切困难地勇往直前。
那时，她已经从山东大学中文系毕业了，分配在省城一个大批判写作班子里。那个时候，全国正时髦各种各样的大批判，各类写作班子犹如雨后春笋在全国各地茁壮成长。这些班子一般都有个象征性极强的笔名，像梁效一两校那种。我姐姐呆的这个写作班子，叫石一仁。浅层次讲，这是个十一人的写作集体；深层次讲，他们大概是想代表全国十一亿人民怒吼。
姐姐在这个石一仁的写作班子里生活得非常偷快。这种偷快的原因很多，首先是轻松。你想想，十一个人写一篇东西，还是由一个人主笔，基本上不用费自己的脑子，只要跟着两报一刊的调子走就行，惟一要做到的就是要跟得天衣无缝。而十一个脑袋十天半个月地拼一篇稿子，天衣无缝是件很容易做到的事。
另外一个原因，是姐姐的年轻，还有，还有就是她的漂亮。我的姐姐是那种货真价实的漂亮。她幸运地完整无缺地把我父亲我母亲身上的优点合二为一地继承在她一个人身上。她属于那种猛一看好看，仔细一看也好看的漂亮。关键她那种漂亮一点也不张扬，是那种男人喜欢女人也不反感的漂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