虽然崇明和成都之间的路途遥远，但现在张煌言属下的军队和川军没有太大的区别，张煌言一直极力促成浙东军和川军一体化。三年前还在张煌言的促成下，统一由帝国议会来负责浙东军官的薪水和退休金；而从同一时刻起，浙东军新招募的官兵也都要经过四川派来的官员的认可。
无论是马逢知还是郑瓒绪他们的部队，现在提拔的每一个新军官都必须是四川的军校生，马逢知这些老一代的将官的地位当然不会受到质疑，但他们的子弟如果想参军继承父兄的事业，那就一样需要去读军校。
普通士兵立下足够晋升为军官的功劳后，他会接到一张去四川的船票，毕业后才能重返军队成为军官。而且现在浙东军的军衔和川军也完全统一，因为川军除了邓名以外军衔最高的就是赵天霸少将，所以马逢知和郑瓒绪也不好意思给自己定得太高，都算是准将——这样好歹也是将军了。虽然军衔听上去不高，可是马逢知他们还是挺满意的，私下里浙东军觉得这才是新朝气象，要是和永历天子那样公候随便封，当初一个临国公李来亨手下就有七、八个挂将军印的总兵，怎么看怎么像是距亡国不远。
因为张煌言的这些改革，现在邓名对川军和浙东军基本上一视同仁，这次就有大批的浙东军跟随邓名出海；也正因为上万士兵参与远征吕宋，所以在听说浙南发生战事后，张煌言并没有立刻做出反应。
七月底，赵天霸赶到崇明，拜见兵部尚书张煌言。名义上张煌言是大明的国防部长，不过他很多年没有指挥过军队了，总是在战时把兵权下放给高级军官。
“现在你是东南地区军衔最高的将领了。”作为深知川军内情的人，张煌言对赵天霸的能力非常有信心，就把指挥权交给他：“你打算怎么做？”
“末将已经让梁化凤组织‘讨逆军’，这是站在清廷的立场起的名字。耿精忠不是清廷的逆贼吗？董卫国很快也会派军队参加‘讨逆军’，江西军队的粮饷都由两江来出，他们二人刚刚在我们的扶持下成为督抚，怎么也得表表忠心。”
除了成都的支持，还有北京的支持，北京朝廷觉得这场骚乱有相当成分是皇上和保皇党鼓捣出来的。
对于皇上教唆三藩作乱，杰书和索额图都是一肚子的怨气，他们觉得三藩也不是好人，要是被他们做大了，一样不会听皇上和朝廷的。那样就算邓名集团突然四分五裂了，三藩也有可能和大清争天下；如果四川没有发生这样的变故，那三藩脱离朝廷掌握也对朝廷没有任何好处。所以北京同样要求梁化凤和董卫国援助浙江，尽快把耿精忠镇压下去。
“不过浙东军也要参战，”赵天霸不放心让满清督抚自己去打耿精忠。让这帮人出力总得给他们点好处，不过如何分配战利品的权利还是掌握在自己人的手里才好：“耿精忠是十几年来首个率大军反正的人，虽然我们不欢迎也没有要求他这么做，但面子不能彻底不要——末将的想法就是浙东组织一个‘援闽军’，既然耿精忠打着明军旗号，与两江和浙江的清军苦战，那浙东明军去援助一下福建总是应该的嘛。”
“援闽军？”张煌言琢磨了一下，点点头：“赵将军认定了这一仗的战场会在福建吗？”
“迟早的事。”赵天霸自信地答道。
马逢知和郑瓒绪都表示会无条件服从赵天霸的命令，当初他们二人都曾经如同丧家之犬一般，不过攀上张煌言的高枝后就转运了。这么多年来，马逢知和郑瓒绪日子都过得不错，在浙江的地盘也越来越大，因为不断的胜利而变得对帝国忠心耿耿。
配给赵天霸的参谋部里有很多毕业没几年的年轻的军校生，他还从其中认出两个熟人，谷晋和陈大可都是赵天霸的世交——他们二人的父亲也都是西营故人，和赵天霸的父亲一样为李定国终生效劳。自从晋世子李嗣业执掌建昌后，就有大批的滇军子弟到成都上学，李嗣业和赵天霸都认为这是团结成都和昆明的好办法；而一些对成都心存疑虑的晋王部将，则认为这是对四川进行渗透的好机会。
比如这个谷晋就是晋王大将马宝的外甥，而陈大可是贺九义的女婿。当初他们和其他滇军子弟离开昆明去成都的时候，也肩负有晋王府的使命，那就是帮助昆明刺探情报，如果发现成都对昆明图谋不轨，那就一定要设法警告晋王。当这些子弟抵达成都时，也做好了被隔离或监视的准备。不过成都并没有任何歧视政策，军校里的同学不光有四川的同秀才，还有山东和浙江去的自费生。毕业的时候，就有军官来询问他们的服役志愿。大部分滇军子弟都留在了帝国军队中，前不久李嗣业还帮白文选的儿子成为建昌的常备团团长。从三年前开始，这些云南人和四川人一样，开始到浙东军中服役。
虽然不像以往那样儿子直接继承父亲的官职，但和帝国政府中的人事一样，这些有身份背景的将门子弟总是能得到更多的照顾。马逢知也是特意把这两个人派到赵天霸的参谋部里，正如马逢知所料，见到世交后，赵天霸果然非常高兴，饭后三个西营出身的人还凑在一起聊天。
根据谷晋的描述，浙北的自卫队可能战斗力比赵国祚的省绿营还要强一些。因为庄廷钺是四川军校的毕业生，被院会视为潜在的自己人，他们接受的军事训练和武器装备也都是仿照盟友的标准；而赵国祚的浙江虽然是院会眼中的大清模范省，但归根结底还是清廷的省份，不但不能获得四川的正轨军训，而且也无法直接向四川采购军火。
周培公虽然在安庆办了一批军火工厂，不过那只是名义上的，实际上那些军火工厂自己没有生产过一条步枪。每次四川的武器更新换代，或是军队和民用的旧枪报废，就会把那些武器收集起来，经政府审核批准后出售给周培公的军火厂，然后周培公把步枪刷一遍新漆，就当成他生产的新枪卖给东南督抚；后来周培公发现自己刷漆也很麻烦，而且还总有人贪污漆钱，搞得翻新成本居高不下，就把刷漆的工作也转包给了四川的私人工厂。现在安庆的军火厂就是挂一个招牌，里面养了一群官僚、账房，很多周培公的亲戚、老乡都可以到那里拿一份薪水，但一个工人也没有，无论刷漆还是运输都外包给了四川的商行。
靠着垄断东南督抚的军火交易，周培公的安庆军火集团一直有着丰厚的盈利。康熙六年北京惨败后，痛定思痛的太皇太后下令要生产火器，而康亲王主持的军火厂因为强行上马，生产不出合格的产品，康亲王就派人来和周培公联络，把朝廷给他的经费交给周培公七成，让安庆军火集团来制造步枪，然后打上“康亲王监制”的钢印送去北京。
周培公故技重施，在四川招标，用最低价从四川军火商手里收购旧军火，然后再刷漆，磨去原有的标识，打上钢印，一系列工作都外包招标……总的来说，北京给的军费，三成进了康亲王和内阁大臣一伙儿的口袋，两成变成了安庆军火集团的利润，剩下的都进了四川军火商的口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