放宽历史的视界

作者:黄仁宇



    在这情形之下,没有人能说佛罗伦萨已进入某种“主义”的体制内,它既有“资本主义”的因素,也更有“共产主义”和“国家社会主义”的因素参见Lauro Martines,Power and Imagination:City States in Renaissance Italy(New York,1979),他的解释是指出佛罗伦萨各种复杂的政治思想与文艺复兴的关系。。可见单是有商人和商业资本,不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纵使生产关系超时代的发展,在14、15世纪之间,就有了资本家与城市无产阶级的对立,也不一定能构成资本主义的体制。在这时候,我们才更领会布罗代尔所说,“资本主义之成功,在它与国家互相印证,它\[本身\]即变成了国家”Braudel,Afterthoughts on Material Civilization and Capitalism,Patricia 译自法文(Baltimore,1977),p69.。这中间有一个“全牛”(whole hog)的观念。

    再回到威尼斯的历史上,我们更可看出,初期资本主义的形成,不是由于构成国家的因素繁复,而是由于它的简单,所以一切能用数目字管理。

    欧洲从中世纪进展到现代的时候,当中有一个重要的关键则是以前的“朝代国家”(dynastic state)逐渐嬗变而为“民族的国家”(national state)。在财政的组织上讲,朝代国家的世袭君主不须向全民交代,而是他们自己对国计的盈亏一身担当。因之他们常向商人借债,有时甚至将皇家珍宝作抵押。要是可能,他们即独断地向臣下勒索,或者赖债不还。这些情形都不能在法律上稳定私有财产权,同时也是妨碍资本主义发展的一大障碍。现代的新式国家,则行公债。政府的盈亏,不必由君主个人负责。

    威尼斯的政府在1160年向市内商人借得十五万银马克,开世界各国政府发行公债的先例。十一年后威尼斯银行成立,政府即承认该行得以公债的债权作发行信用票据的张本,较英伦银行(Bank of England)同样的安排,要早五百多年Cox,The Foundation of Capitalism,p81;Charles AConant,A History of Modern Banks,4th ed(New York,1909),;Norwich,op,cit.,8。两方面的情形都和上述布教授所说“capitalism triumphs only when it bees identified with the state’when it is the state”的情形相符。在历史上讲,这就造成一个不可逆转的形势。因为政府既成为了一个公司性质的机构,则民法也可以商法作基础。举国如是,整个社会已向资本主义的方向进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