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这诸子百家的学说，竟没有一个让我们心悦诚服，足以依赖采用呢?
说到这里，我们也可以引用经济史家熊彼德(Joseph Schumpeter)所说，历史家铺陈往事，无不要把今人现在的地位解释得合理化。以上写作的专家或赞成资本主义，或反对资本主义，或者有些地方欣赏资本主义，有些地方否定资本主义，都不出于“内在人”(insider)的立场，这就和我们准备采取一个独立的外间观点有很大的出入。因为着眼的不同，也影响到技术上对材料的取舍，尤其对它们的综合程序可以彼此相径庭。
比如说李约瑟和我对于法国历史家布罗代尔(Fernand Braudel)有相当的景仰，他和第二次大战中丧生的蒲拉克(Marc Bloch)等提倡“全面历史”(total history)也和我们写作的大历史相似，又不带政治成见，而他搜集材料的丰富，使我们的轻率简陋自愧不如。但是布教授采取欧洲的观点，认为资本主义的各种因素早已落地生根。我们则觉得在世界历史上讲，资本主义仍是一个方兴未艾的运动，并且这运动由海洋性的国家作先锋，它的组织和大陆性的国家不同。所以布罗代尔将中国和其他大陆国家商业上的习惯因素分成小条目，编插在欧洲事物章节之后，和我们所说“时间上的汇合”，亦即是timing完全不同。我们采取最简捷的解说：中国明朝万历年间一个商人有一千两银子的资本和同时间一个荷兰商人有一千两银子，在资本主义形成的历史上讲，因两方社会结构不同，可能有霄壤之别。
我们也知道，关于资本主义形成的这一问题，马克思的著作予后人的影响极大。今日我们读《共产党宣言》，仍觉得好像欧洲封建制度一崩溃，资本主义即取而代之，其实这两件事相差好几个世纪。现在伦敦北部，有一个叫圣阿班司(StAlbans)的地方，今日已和大伦敦连成一片，以前曾为庄园。黑死病(Black Death)之后，人口突然减少，当地的穑夫(英国的serf译为“农奴”极不妥当，英文中这字与villien并行，实际为“村民”和“鄙夫”。今音译为“穑夫”，因与以下说及英国土地制度有关)乘机将庄园记录销毁，这件事情被视为庄园制度(manorial system)崩溃的具体化，时为14世纪中叶，等于中国的元朝末年，而英国的封建制度(feudal system)之瓦解则较之还更早。
下面又有一个例子，即是剑桥正西约二十英里的地方，有一个叫圣尼亚兹()的小镇，地处欧士河(Ouse River)河滨，在伊莉莎白第一的初年，这地方一个有力量的乡绅，曾投资将土地填平，装设栅栏，盖成了一个农作物交换的市场，鼓励附近的农夫来此交易，他就按产品入场抽税佣。一时生意鼎盛，也没有人问他是否拥有地产主权、获得市场的执照，只因为这还是青黄不接的时代，这两件事也是可有可无之间。这位乡绅也赚了一些钱，又将这市场顶租与人，直到接替人的第二代才有人告状，说是在该处抽税佣无历史的成例，事属违法，叙此事的书，也未提及诉讼下文关于黑死病与英国土地制度的关系见Theodore Plucknett，A Concise History of the Common Law 5th ed(London,1956),,311.圣尼亚兹的事迹，见Joan Thirsk,ed.,The Agrarian History of England and Wales,Ⅳ,1500-1640(Cambridge,1967)，。我们都知道当日这种事例尚多，也就是以前农作物以平价公买于本地固定的市场这一习惯，业已发生动摇。然则私人交易［(private marketing)和公开交易(open marketing)相对］及城市资本(urban finance)的侵入，却刚才发轫，还没有成为普遍的风气。李博士和我对这事感到兴趣，曾开车到欧士河边眺望，以满足我们对历史的好奇心。只是此事发生于16世纪的60年代，在中国已属嘉靖末年和隆庆初年，和前述圣阿班司在中国元朝的事迹，相去逾两百年。而圣尼亚兹和圣阿班司两地的距离，又只有五十多英里。一事是封建制度早已崩溃，另一事是资本主义尚未登场，其间的酝酿，有这样长的时间，也可以想象资本主义的形成，一定还要透过很多的因素，采取相当曲折的途径，马克思派学者过于简化历史，不能对我们作有益的指导。很多中国作家受他们的影响，还要一再缕列中国经济在某方面特殊的发展，也不顾后面有没有组织系统，勉强说成一个“资本主义的萌芽”，等于小孩子不叫做小孩子，提升为“预备成人”(preadult)，以便更加速地缩短这段时间上的距离。
如果用“资本主义的精神”作研究的起点，这对我们更觉得抽象而浮泛了。中国思想中有无数的例子，要是不顾社会结构的共通关系，可以和外国思想家前后几百年几千年随便乱比。有如“杨朱为我”，可以当做唯物主义和个人主义的开山老祖，这对我们讲更不足为法了。
要是我们对旁人的解说如此吹毛求疵，难道我们自己的特殊立场不会被攻击?这批评是无可避免的。可是本文一开始就提及，我们牵扯到资本主义这一题目，实因与中国科技的发展(或是缺乏进展)有关，起先也没有顾及资本主义是好是坏，完全是站在中国的立场，采取了一个“无”的心情，去观摩一个“有”的境界。有很多学者，在这题目内起居了好几十年，他们认作当然的事，我们却认为奇特；他们认为无关宏旨的地方，对我们却有实践的意义。我们觉得他们对资本主义的解释，总是太局部。这当然不是我们心智灵巧，或者是道德高尚，所以能用新解释作工具，去“罢免”已有地位的作者。
1975年夏天，李博士从加拿大讲学后匆匆回英，他还没有摆脱现代飞行的劳倦(jet lag)，我就跑去告诉他，从现有文献中，我们无法直接地引用有关资本主义的文字去解释中国科技发展与否。如果我们仍要在这问题上下工夫，只能以很多作家的引用书目作线索，倒看回去，完成我们自己对欧洲资本主义演进的看法。表面看来，这和《中国科学技术史》卷七节四十八想做结论的目标越扯越远了，也只有知道李约瑟习性的人，才能向他作此建议。此公富于幽默感，有小孩子脾气，我们孩子培乐小时，李公常弯腰蹲在地上用食指在他鼻子上从上至下摸擦数次，也让培乐在他鼻子上如法炮制。可是他做事看书的认真，却又连他的至亲密友都觉得凛肃畏惧。因为他从小严格的训练自己，不仅一部书和一张纸片有一定的地方，甚至他的肢体筋肉都要照工作的程序发生最大效用。工作的时候不开玩笑，耳目都不旁顾，对时间绝对重视，他常常对我说：“要是我还有五十年就好了!”
另一方面是一个问题没有找到适当的解决，李博士是决不罢休的。有时他会像中国人所说的“结绳为记”一样地把他的手巾打一个结，直到问题解决才解松它。他对上述问题也不是没有切身的经验。前述的陶蒲，也是他的朋友。对这问题写了一部书。现在牛津大学执教的伊懋可(Mark Elvin)，在做学生还没有成名的时候，就经过李公赏识。他们几十年前的通信，还在他的档案中。我和他谈论的时候，安德生(Perry Anderson)新著一本《极权国家的世系》(Lineages of the Absolutist State)也和这所讲的大问题有关系，书中也一再提到李公。此公对于节四十八的重视，是不言可喻的。这次我和他的谈话不长，但是李约瑟对我全面撤退，重新再来作有系统搜索的建议衷心地支持，以后我回美之后，他还一再由英国寄给我应看的书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