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历史，有很多不能令人满意的地方。旅居海外的华裔学者，大都已经领会到。但是它的组织结构之庞大，却又要令人叹为观止。我们翻阅二十四史里的《食货志》的时候，发现有些朝代用《周礼》那样“间架性的设计”(schematic design)去组织亿万军民，先造成完美的数学公式，下面的统计，又无法落实，就硬将这数学公式由上向下笼罩着过去，等于“金字塔倒砌”(a pyramid built upside down)。其行不通的地方，则传令用意志力量克服。我们虽不能欣赏这蛮干的办法，对当时做事人的气魄雄伟，却又要叹为观止。
还有一点则是中国思想的体系，并不是主静的，而是主动的二十四史中的《食货志》，铺陈“食货”，实际是将国计民生综合地解释，也有时间上流动的意义。如《明史·食货志》提到明代“役曰里甲，曰均徭，曰杂泛”就牵涉到不同世纪的制度，只是缺乏逻辑上的紧凑，容易使学者误解。英国学者中强调中国思想系动态而非静态的，有 ACGraham，他从宋代理学的辩论和唐诗的修辞里看出来这种特征。李约瑟之评朱熹，说他：“没有达到牛顿的宇宙观之前，先来了一个爱因斯坦式的宇宙观”，也和这所说的特征相映证。文见《中国科学技术史》各种不同版本的卷二。。要是我们把二十四史倒看，更可以看出各朝代间，以及一个朝代的两三百年中，仍有它“直线式的发展”(linear progression)。要是我们忽略这些特征，就率尔去检讨中国近一个半世纪与欧美的冲突，其结果是不会满意的。纵使就在故事之间加入马可·波罗、佛郎机与吕宋，也无济于事。因为这检讨的问题，是一个庞大的组织和另一个庞大组织的摩擦冲突。要是历史家不顾这问题的重心，则所叙也会和顾炎武写西洋人“喜食小儿”一样；作史的眼光没有参透到事物内的本质上去，已先被旁人片言只语迷惑。
我之闯入这问题中，事在1972年。这时候我全家去英国剑桥住一整年，以便襄助李约瑟博士搜集有关《中国科学技术史》的材料。我的一部工作属于此书卷七节四十八。其检讨的目的，在解释何以近代科技的突出，发生于西方而不发生于中国。李博士已经在他的书里讲过中国和西方的科技在1450年到1600年间仍有并驾齐驱的样子，兹后西欧突出，才使中国望尘莫及。我和他通信交换意见，始自1967年，所以我和他第一次见面时，已经有了五年以上的笔墨接触，也大致知道了他对历史的看法，而我自己所作的《16世纪明代的财政与税收》也脱稿不久，总算对当时中国社会经济的情形，有了一些了解。但是如何能将我的一段知识，用于李公的问题上面去，就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们也可以附和一般人所说，李公提出的问题过于散漫；但是反面的情形，则是现有的书籍文字缺乏综合性，每一个作者，将一个小题目，分析之后又分析，博士论文，也以偏僻的题材为尚，又不顾与其他论文侧面正面上的联系，所以很多资料加不起来。
在这情形之下，我们只好自己去做一段综合工作。在中国的这一方面，只有从二十四史下手。这时要看整套全书，是很吃力而不讨好的。譬如现行书籍中最容易购买和阅读的版本，是后来中华书局出的标点本。全套二百三十三册七万六千八百一十五页。假使一个学者每天看五十页，也要四五年。况且二十四史前后文字语气不同，内中又有很多天文地理以及孝子节妇诸种详情，更无法做卡片索引。我们的方法是先看各书的《食货志》。二十四史中有食货志的计十二。此外《史记》的《平准书》和《货殖列传》性质类似，也可以凑算是当中的一篇，一共十三篇。其中六篇已有现代作家以外文摘要解释(此即Swann之汉，杨联陞之晋，Balazs之隋，Twitchett之唐，Schurmann 之元，与和田清之明)。这些资料是一个很好的线索。要是一个读者将以上五部书和杨氏论文一并仔细看过一遍，又翻阅原书各食货志，再参考各史中其他志传，更和今人所作各种通史和断代史以及各种专题论文摘要比较，虽然仍是挂一漏万，囫囵吞枣，总算是尽到一个读书人最大的力量了。
其实西方历史资料之不易掌握，也是大同小异。我和李博士第二次见面时，同到剑河(Cam River)旁边去散步，他就和我说，以他多年读书的经验，深觉得欧洲的文艺复兴、宗教改革、资本主义的形成，和现代科技的发展，是一种“成套的” (package)的事迹，一有都有，四种情事前后发生，彼此关联。我至今还觉得这是有识者之言。一个显明的例证，则是现代银行出现的次序，首先于14世纪的意大利开始，次之则于16世纪盛行于北欧，传播于今日的荷兰与西德，再次一步则于17世纪行于英国。我们提到欧洲文艺复兴时，也有Italian、 Renaissance，Trans-Alpine Renaissance和English Renaissance的层次，时间上和上述商业银行的展开大致符合。李约瑟成套的观念，已给他书中结论赋予方针。我们可以说，西欧在14世纪至17世纪之间，产生了一个剧烈的变化，影响到哲学思想美术建筑宗教经济和社会组织，其中各种因素，互相关联，并且这运动一经展开，就不可逆转 (irreversible)，兹后欧洲再也不能回到中世纪里面去。因之相形之下，中国的更换朝代，反可以看为小事了。可是至此这还是一个极笼统的观念，和我们想一针见血地指出两方为何这样不同，其具体不同的地方在哪里，是否有一个基本的原因，还是相去至远。
1974年我趁学校里给我带薪休假的机会再去欧洲，这次又在大陆游历一次。李约瑟所收藏的书籍中，已有很多关于欧洲资本主义形成的文章，我也照他的指示，阅读了一遍。我们既已决定前述大规模、长时间、又不可逆转的变化已经牵涉了各种人文因素，则资本主义的形成，不过是这多面体之一面，而它又与卷七节四十八所揭橥的经济因素最接近，也和中国历史里的“食货”有关，照道理这些资料应当给我们的问题作爽快而直接的答复，事实上却又不然。我看过李公的文献，又到剑桥大学图书馆里翻阅，更经常到凯易思学院(Gonville ＆ Caius College，简称Caius College，时李公任院长)贴邻的几家书店里寻觅新书，翻来覆去，虽说增长了不少的见识，竟始终找不到一种解说，可以作节四十八理论上的根据。
1975 年，是我第三次到剑桥，这时候我们对资本主义的形成，还没有一个具体的看法，就不免开始感觉到焦急了。
陶蒲(Maurice Dobb)作《资本主义的形成之研究》(Studies in the Development of Capitalism)，说明写资本主义的文章大略有三类。一类注重生产关系的转变。资本主义一行，生产者开始出卖劳动力，兹后对制成的商品无法过问。(我们也可以根据一般习惯，泛指之为马克思学派。)一类注重资本主义精神。［我们也可以说韦伯(Max Weber)正面支持这精神，唐尼(RH Tawney)在支持之中提出疑问，而桑巴特(Werner Sombart)反面讥讽这精神，同出于这畴范。］还有一类则注意自然经济之蜕变为金融经济，资本主义授权于批发商，使他们干预零售及制造事业。(我们也可以说，大凡不属于以上二类的，都有接近第三类的趋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