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面说过，宋朝继续李唐王朝扩展的趋势，乃是自“租庸调”到“两税制”，外表上好像是全面改革，而实际上是放弃已经行不通的虚文，接受现实。况且所谓“两税”，也还不是中央政府的制度，其赋税的税率和抽税的程序早已落入各藩镇的掌握中，也就是各地军官自动抽税，自动供应他们的部队，因之他们的地盘成为世袭。然则政治上的分割，无碍于经济上的发展，这些地方和日本初期近代史相似。唐宋之间的五代，只经过五十四年，并没有长期间的大扰乱。以后赵宋王朝统一全国，也是将各藩镇间的兵权税权接收过来，用不着对社会体制作全面改革王赓武(Gung-wu,Wang)，Structure of Power in North China During the Five Dynasties(Kuala Lumpur,1963)。周藤吉之，《五代节度使の支配体制》，《史学杂志》61（1952），4∶;6∶五代在中国财政史上的贡献，也可以从各地方志中看出。。
宋朝创业之主赵匡胤自己就是五代时的军官，由部下将领拥戴登基。他的宋朝很像有替中国另开门面的趋势。国都汴京就是一座商业城市。这新帝国提倡商业，在造船、铸币、开矿、榷税、专卖酒醋各部门下工夫，不以重新分配耕地作创立新朝代的基础，自始即不行征兵制，而袭用五代以来的募兵。
简而言之，这是一个注重实际不务虚名的国家。从制造兵器到筹设仓库带兵作战，好几个皇帝都亲临其事，而不是和很多中国传统帝王之家一样以仪礼代替行政，嘴里歌颂仁义，而实际争夺皇位屠杀功臣。他们又已看清当前使命是规复中国版图之内疆域，即驱逐契丹之辽及羌之西夏；他们自问以南方的生产能力对付这问题绰绰有余，其方针以经济动员为前提。
但是其结果则与想象完全相反，不仅契丹不能驱逐，即和西羌作战也受了大规模损失，好几次丧师辱国。1060年间王安石的新法行，原来希望将财政税收经过一段整理，就可以增加军事力量，无奈事与愿违，新法一颁布就发觉行不通，弊病百出，又等于骑虎难下，难能立即取消成命。经过神宗(赵顼)、高太后、哲宗(赵煦)、徽宗(赵佶)的左改右改，起用王安石、罢王安石、用司马光、罢章惇、用蔡京，所谓“熙丰小人”、“元祐党人”，正符合“宋人议论未定，金人兵已渡河”的评论，一直闹到北宋覆亡。
今日看来，这“王安石问题”，主要的是技术问题，不是道德问题刘子健(James TCLiu)，在Reform in Sung China:Wang Anshih(1021-1086)and His New Policies(Cambridge,)书中提及新法可能在社会上有不合实际的地方（）。。中国传统理财的办法，培植无数的小自耕农，以低税率广泛地全面征税，无独立的司法机构，足以保障执行法律时，全部不折不扣。其利用监察制度，也只能希望施政时大体符合民心众意，所以以道德为标榜。如果照现代商业型的理财办法作基础，则必须尊重私人财产权，不能法律条文上已经有成例的时候又半途加入道德问题而添削增减。而且只希望政府人员守法仍不够，一定要使尊重私人财产权的观念，成为社会风气。北宋的财政集中，本来就有现代化的趋势。王安石的措施，更有骤进财政商业化的宗旨。如果新法行，纵使政府不立即成为一个大公司，也有大公司的业务，它不能在动员供应军民时大小事项全部由衙门吏役自办，而必须民间服务的机构作第二线和第三线的支持。那么它们的公司法、破产法、继承法等等，至少也应有现代民法的雏形，这些条件不能在当日文官组织行得通，也不能在中国社会里行得通。
所以我们批评王安石，不应因他的思想目的和我们今日经济见解是否相符而预作结论，一定要看当日社会组织结构才能定夺。这样看来记录俱在；他的“方田法”在汴京附近二十年还不能完成。“免役钱”先在农村里强迫实行金融经济，这金融经济在城市里反行不开。“市易法”不能集中于批发业务，以致执行者成为零售商，到街上去卖果卖冰。“青苗钱”无银行在后面作根本，无法监视借贷者的权利义务，县官以整数借款，交给若干农户，而责成他们彼此保证，也不管他们愿借与否，而强迫他们秋后连本带息一并归还。有些地方并未贷款，也责成交息，即系无名目地加税这些地方可以从《宋史》中看出。参阅《宋史》(北京，1976标点本)，册13，卷127，页4200；卷128，页4244；卷129，页4281；卷130，页4303；卷139，页4549；册29，卷312，页10227；册31，卷338，页 10810；卷344，页10927，10930。。
总之，赵宋以经济最前进的部门作为行政的根本，而下层的农村组织赶不上。王安石的中层机构，不可能现代化，只是官僚政治，发生大规模虚冒现象。《宋史·食货志》提及：“自熙宁以来和籴入中之外又有坐仓博籴、结籴、俵籴、兑籴、寄籴、括籴、劝籴、均籴等名。”司马光说兵数十万，“虚数也”《宋史》，册13，卷175，页4243；册14，卷190，页4708。，这种情形至南宋未止。所谓 “经制钱”及“板账钱”不知系收入还是支出?系预算还是决算?系按固定税率征收还是责成包办?又发行大量票据，只有庞大的数字，而缺乏现代的会计制度去厘正考核，最后的结果，则是通货膨胀。这样一来，反不如北朝以落后的经济作基础，反能将大批人员给养装备交付于战场。
元朝入主中国，也不能解决这问题，只好让华北成一系统，华南又成一系统，提倡大量减税以收拾人心，实际很难达到预期的效果。其缺乏政策上的一贯方针，是元朝政局不能稳定的一大主因”元代经理南北不同的情形，经《元史·食货志》综述。参阅《元史》(北京，1976标点本)。而尤以“税粮”一项，称“其取于内郡者，曰丁税，曰地税，此仿唐之租庸调也。取于江南者曰秋税，曰夏税，此仿唐之两税也。”文见册8，卷93，页2357。Herbert Franz Schurmann，Economic Structure of the Yuan Dynasty(Cambridge,Mass,1956)对于元代财政缕述周详。元朝的南北分制，遗留的影响，至明代未止。日本学者山根幸夫曾对明代华北的情形，做过一段研究，其特征显为明代遗物。。
1368年朱明王朝成立，这在唐宋帝国发展背景上看来，实系“大跃退”。唐宋是外向的，明朝是内向的。唐宋是“竞争性”的，明朝是“非竞争性”的。朱元璋曾谓：“宋神宗用王安石理财，小人竞进，天下骚然，此可为戒。”又谕户部，称汉朝的桑弘羊、唐朝的杨炎都是坏人。他的经济眼光可以下面这段“圣谕”概括：“我国家赋税，已有定制，撙节用度，自有余饶，减省徭役，使农不废耕，女不废织，厚本抑末，使游惰皆尽力田亩，则为者疾而食者寡，自然家给人足”《明实录·太祖实录》(台北，1962影印本)，页2141，2681~2682。(卷135洪武十四年正月丁未条及卷177洪武十九年三月戊午条)。
这种传统保守的经济观念，也由实际的政策使之具体化。朱元璋借“胡惟庸案”、“蓝玉案”、“郭桓案”及“空印案”，大量打击官僚缙绅、巨家大族，以至如《明史·刑法志》所云：“民中人之家，大抵皆破。”1397年户部报告，全国有田土七百亩以上者只一万四千三百四十一户，其全部名单都可以送呈“御览”《明实录·太祖实录》，页3643。(卷252洪武三十年四月癸巳条)。。商贾之家则不得穿绸纱。全国居民不许下海。政府所用一部吏员，以及衙门里的斗级皂隶都系民间差役，即器皿弓箭、文具纸张也系无代价向里甲征来。行兵役之“卫所”，则系向元朝制度仿效造成。一方面禁止民间以金银交易，一面不去铸钱，只好滥发纸币。唐宋政府人员参与物资的制造与转运，明朝的户部则是一个庞大的会计机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