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商人之成员
明代商人多系继承祖业。《李秀卿义结黄贞女》（《明》，即《喻世明言》，下同)云：“那客人答道：小生姓李名英，字秀卿，从幼跟她父亲出外经纪，因父亲年老，受不得风霜辛苦，因此把本钱与小生，在此行贩。”又黄老实将女儿假充男子，自思：“我如今只说是张家外甥，带出来学做生理，使人不疑。”可见父子舅甥相继，是为常态。幼辈在十余岁时，即伴行学习经商。
《杨八老越国奇逢》称杨“祖上原在闽广为商”，所以杨往漳州商贩，是为继承祖业。《闲云庵阮三偿冤债》(《明》)叙宋朝事，但仍称“他哥哥阮大，与父亲专在两京商贩”。亦系父子同行。《蒋兴哥重会珍珠衫》(《明》)称“原来罗家也是走广东的，蒋家只走得一代，罗家倒走过三代了。那边客商牙行，都与罗家世代相识。”
但商人子孙并非必须经商。《范巨卿鸡黍生死交》（《明》)以东汉为背景，但称范氏“世本商贾，幼亡父母，有妻小，近弃商贾，来洛阳应举。”弃商而以举业入仕，实为明代富商子孙之常情Ping-ti Ho，The Ladder of Success in Imperial China(New York，1962).Ho，“The Salt Merchants of Yangchou,”Harvard Journal of Asiatic Studies，17(1954)。即前述杨八老重理祖业时，亦系因功名不利，所以才废学从商。他曾对妻李氏云：“我年近三旬，读书不就，家道消乏。”可见如读书科举事业成功，将必抛弃商业。在相似情形下，《旌阳宫铁树镇妖》(《通》，即《警世通言》，下同)篇中，慎郎自称：“金陵人氏，自幼颇通经典，不意名途淹滞，莫能上达，今作南北经商之客耳。”
从此观之，小地主及自耕农之改业为商者，必所在多有。《桂员外途穷忏悔》(《通》)叙元朝事。其中桂富五称：“某祖遗有屋一所，田百亩，自耕自食，尽可糊口。不幸惑于人言，谓农夫利薄，商贩利厚，将薄产抵借李平章府中本银三百两，贩纱赴燕京。岂料运蹇时乖，连走几遍，本利俱耗。”
反之，如经商成功，或由其他机缘获致资金，其人通常将一部资金购置田产，而成为商人兼地主。经营典当业者，尤多采取此兼业。《宋小官团圆破毡笠》(《通》)，宋金致富之后，“就在南京仪凤门内买了一个大宅……门前开张典铺，又置买田庄数处，家僮数十房，包管事者数千人。”其辞似嫌夸大，但其经营当铺，又兼为地主，则甚合实情。《徐老仆义愤成家》(《恒》，即《醒世恒言》，下同)叙述一忠仆，因主人孤幼，遂决心为主人重振家业。但其资金积至二千两时，即计算道：“我一个孤身老儿，带着许多财物，不是耍处。倘有跌失，前功尽弃，况年近岁逼，家中必然悬望，不如回去商议，买些田产做了根本，将余下的再出来运算。”也是农商兼业。其重点是商人获利速而资金不安全，农业则反是。司马迁在西汉时即称：“以末致财，用本守之。”《史记·货殖列传》，当时称工商为末业，农耕为本业。其间一千七百年，基本观点不变，因商人始终缺乏民法及公司法之保障，其社会地位低，旅行时又不安全，而贸易时又多带冒险性，此当在下文详述。在商人成员之观点言之，则成功之商人，常有改业之趋势，中国之资本主义不能发达，此实为重要因素，因商业资本，常转变为田产，而脱离商业16世纪无锡巨商邹望身故之后，二子阋墙招恤，亲朋分党，断送衙门，“想贻未读书之故”；另一商人华麟祥，则“捆载而归，训二子读书”，亦为商人改业之例证。详傅衣凌《明清时代商人及商业资本》(北京，1956)，页25……
官僚地主以其剩余资金放债，实仕农商不分。明代习俗，仍尊重其官僚地位。《滕大尹鬼断家私》(《明》)一篇中，称有倪太守者，退休之后，“凡收租放债之事，件件关心”。但此人衣饰，仍是“纱帽皂靴，红袍金带”，保持其官僚身份。其实明朝朝贵，利用官员声望，渔猎商利者，所在多有。16世纪末叶，宣大山西总督王崇古之弟，及翰林学士张四维之父，在私人生活为姻兄弟，均为大盐商，专利河东《明史》，卷219及222；又寺田隆信《山西商人の研究》(京都，1972)，页278~279。寺田并提及两家并与大学士马自强家联姻，而马弟自修，亦为商人。，为藉仕宦权势自肥之显例，《三言》尚未提及此类显官巨商。又倪太守之流，其活动范围为高利贷，亦非纯粹商人资本。因高利贷有如典当业，通常盘剥穷蹙之借贷者，借款用于窘迫间之消耗，利润又多为放款者辗转购置田产，对促进商业，绝鲜功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