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对彭澄说了护士长对她的信任，她无所谓地一笑，“她怎么不信任信任她自己呢？噢，自己分配自己陪轻伤员散步去。谁不想陪伤员散步？可以趁机到处转转，看看风景，走出营区都不算违纪——还能减肥！”
她是那样地想出去看看，她来后还什么地方都没有去过，我决定想法满足她的这个愿望。我跟领导说我一个女同志单独出行不方便，如果可能，请安排一个女同志一块。领导问：“没问题。说，要谁？”我说：“彭澄。”
那天傍晚，我去阵地采访回来——我晚上住医疗所，白天出去——彭澄鸟儿一般向我飞来，跑到跟前一句话不说，张开两臂抱住了我，一张脸就埋在了我的肩上。我不太习惯这种同性间身体上的密切接触，使使劲，推开了她，她把脸别在一边不肯正面对我。
“嗨嗨嗨！怎么啦？”
她迅速在脸上擦了一下，“韩琳姐我有一种预感——”
“什么预感？”
“改变我命运的时刻来到了！”
我顿时感到了压力，同时也产生了怀疑，我这样做究竟对还是不对？
在一个没有太阳的晴天里，我们来到了三连。这种天气我也只在云南的大山里见过。没有太阳，却是严格意义上的晴：湛蓝湛蓝的天空明澈高远找不到一丝丝云，山绿水绿地绿满目皆绿鲜绿鲜绿，纯粹、浓密、耀眼。三连连指设在一个天然石缝里，穿过窄而昏暗的通道，就有一个相对宽敞平坦的空地，空地中间摆几个子弹箱，上面蒙块军绿塑料布，就是连部的会议桌兼餐桌了。桌子中间有一盏煤油灯，明亮的灯花在玻璃罩中跳动。连长去哨所了，指导员接待的我们。指导员快三十岁了，已有干部、老兵称他为“老爷子”了。彭澄跟在我的身边，大睁着两眼看东看西，有时看得着了迷竟会呆呆站住，像个跟妈妈来到从未到过的地方游玩的孩子。指导员向我介绍着连队的情况，眼睛却时时向彭澄那里投去像是不经意的一瞥。彭澄的年轻可爱，她的好奇单纯，她毫不掩饰的敬意，最能激发出男人们的男子汉气概。概况介绍完毕时指导员主动提出带我们去十六号高地看看。“连部这里没什么看头。”他说。彭澄欢呼雀跃。指导员别过脸去，极力掩饰起眼里的笑意，几秒钟后，转过脸来，已然满脸满眼的严肃。“戴上钢盔。”他说，谁也不看地说。但马上就有战士跑去给我们拿来了两顶钢盔，一个素质很好的连队。
前面两个拿着冲锋枪的战士开路，后面指导员殿后，我们一行五人向十六号高地出发。地上湿漉漉的，地表被雾浸湿了，下面的山地依然坚硬，因而格外滑，稍不小心就是一个趔趄。我们人手一根拐杖，几步一滑地向山上蹭。山中有一条被踩出来的小路，身边，头顶，遍是藤蔓枝叶纠缠不清的亚热带植物，我们遵嘱不去碰它们；要滑倒时，尽力身体前倾不向两边去，山上到处都是地雷。静下来用眼睛搜索都可以看到：也是绿色，扁圆形，大小如烧饼。彭澄比我先看到，回过头来指给我，神情相当紧张，但不失镇定。我让她一定记住指导员嘱咐的上山要领，她点点头，转身跟着前面的战士继续向上爬。这时二号军裤在她腿上都显得短了，每一次向上攀爬时腿的后蹬，裤脚与袜之间都会露出一截白皙的小腿。
十六号高地本是这场边界冲突中的一个热点，今天却热闹非凡，八一电影厂来了个摄制组正在拍摄，士兵们围在一边嘻嘻哈哈地看，树下面甚至还拴着两只后方慰问来的没舍得杀的鸡，人笑鸡叫，一片祥和。这时对峙双方两国外交似已取得了某种进展，于是，作为“外交的延伸”——军队的军事活动，也随之暂停。加上春节是双方共有的节日，大家便都遵守了和平的默契。
摄影师拿着把镐头对准一个钢盔猛砸，别人要帮忙他不让，大概是怕达不到他脑子里的设想。彭澄小声问我：“他要干吗？”“做旧。”我说，并进一步解释，“他可能想拍战斗实物，这钢盔太新啦。”一个士兵插道：“早知道有用我们就留下了，那玩艺儿太多了，钢盔、枪、枪管都打弯了，都让军工给运走了。”士兵们早就注意到我们了，或说，注意到彭澄了，只是一直没好意思、没机会同我们搭讪。
摄影师开始拍摄，对准一些破钢盔、炸烂了的工事、秃了顶的半焦树木左拍右拍。彭澄看得目不转睛，自跟我出来以后，她就是这副表情，看什么都目不转睛，黑眼睛瞪得溜圆，似要把看到的一切都通过眼睛吃进胃里再通通地消化吸收掉。那样子简直就像饿狼觅食，又像是海绵吸水，干透了的海绵，地。
摄影师拍完了实物，开始拍人，对着一张纸片看看，叫道：“谁是张天富？”
士兵们纷纷扭头，找，嘴里胡乱叫着张天富的名字。没有张天富。一个士兵转身向山洞跑去，那里是他们阵地上的宿舍。片刻后，从洞里带出来一个个子小小的战士。他的个子实在太小，目测不如我高，顶多一米六，刚出现在我视野里的一刹那令我的心怦然跳动：这不姜士安吗？个子，肤色，脸上那略有些腼腆的神情……当然同时知道他不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时姜士安已高出我大半头了，穿着四个兜的衣服，是干部了，营干，不仅不再腼腆，而是相当地自信从容了。
张天富的事迹是，独自一人在一个距敌方只有六米的哨位上坚守了七个月零五天。那个哨位是一个小石缝，小到只能容得下一个个子在一米六○以下并且要单薄的人。张天富符合这些要求，就被派了上去。他今年二十岁，十八岁当兵，第三年兵的老兵了。如果两年多的部队生活仍没能让他长高的话，他可能就是长不高了，这点他不如姜士安幸运。摄影师安排他坐到了摄影机前，自带的马达转起来了，上千瓦的大灯亮起来了，张天富被灯晃得眯起了眼睛，两手放在两膝盖上，像是正在听课。摄影师对着他不断下一些很具体的命令：“别眯眼！……说话。……随便说什么，现在不录声音。……笑一笑。稍微笑大一点——太大了！……”张天富忠实执行着摄影师的每一道命令，却没能力使摄影师满意。摄影师也看出了这点，关了灯，沉思片刻后左右环顾，相中了彭澄，招手叫她坐到张天富的对面，把彭澄吓得连连摇头。
“不行不行我不行，我从来没有拍过电影！”
“放心，不拍你。”摄影师很实在，“你就负责跟他聊天，愿聊什么聊什么，目的只一个，让他松弛。”
大灯再次亮了起来，周围一下子安静了。明亮灯光下的彭澄美丽得无可挑剔——唯有年轻才能经得住这样明亮的挑剔——头发、眼睛、皮肤，直至脖子，细腻，光滑，熠熠生辉。彭澄如入无人之境。一旦明确了自己的任务就不再紧张，对付士兵那是她的强项。她一手支在膝上托着下巴，微微含笑看着张天富，像一个好脾气的大姐姐。
“小张，多大了？”
“二十。”
“我比你大多了，你得叫我姐。”
于是小张心甘情愿地，或者说十分高兴地，叫了一声：“姐。”
彭澄点点头。“听说你一个人在一个哨位上待了七个月零五天，真的一直是一个人吗？”
“是呀。送给养的军工每次来只能把东西放在另一个地方，我趁天黑的时候去取，他们不能过来。”
“那不闷死人了？”
“是呀。电话不能打，广播也不能听，离敌人太近了，很闷的，精神上也很紧张。每过一天我就在本子上画一道杠，算日子。八月十五那天，指导员上来了，那天正好下大雨，比较安全。安全也不能走得太近，但是指导员还是想办法让我看到了他。我就知道连里还记着我，心里头好过多了。”
“听说下阵地后，从连部到休整点七十公里，你喊了一路，喊哑了嗓子？”
一个士兵插道：“开始我们都以为他疯了。”
小张不好意思地笑笑：“七个多月没说话了嘛。”
彭澄问：“都喊了些什么？”
“瞎喊。”
“什么嘛！”
小张想了想，又不好意思地笑了：“也没什么特别的。爹，娘，我又活啦，毛主席万岁，还有就是唱了歌。”
“什么歌？”
“‘大雁听过我的歌，小河亲过我的脸’——好多，想到什么唱什么。”
“还有哪！”这次说话的是小张的战友。
“没有啦！”
“有！你还喊：‘嗨——希特勒！’”
所有人都笑了，笑得小张脸都紫了。摄影师满意极了，转动着摄影机镜头忙个不停，拍了这个拍那个。完后对彭澄说：
“谢谢你，小姑娘！我把你也拍进去了，回去等着看电影吧。”彭澄一听又紧张了，一只手摸着自己的脸蛋，嘴里边一个劲地“哎呀”。摄影师道：“放心放心，镜头里看你更漂亮！”呱！呱！呱！士兵们出人意外地鼓起掌来，大约因为摄影师说出了他们想说而不敢说的心里话。这下子轮到彭澄脸红了，一向在士兵面前伶牙俐齿，这回，哑了。
中午饭我们在十六号阵地吃的，战士们把两只活鸡都给我们杀了，还开了一大堆罐头，开了酒，春节期间部队允许喝少量红酒。但是指导员喝多了，开始是话多，到后来索性哭起来了，哭着哭着，突然，意料不到的事情发生了：他一头扑在坐他左侧的彭澄腿上，两手紧紧地抱住了她的腰，头就拱在了她的怀里，同时嘴里呜呜噜噜：“我们很不容易啊！谁也不知道，我们有多不容易！”
事情来得太过突然，所有人都呆住，彭澄也呆住，面孔由红到白，苍白。片刻之后才有两个人在震惊中清醒，站起身，走过去，把他们的指导员从彭澄身上架起来，一边对指导员更是对我们道：“指导员你喝多了，走走，去睡会儿！”连拖带拽把他弄进了洞里。
我们下山，指导员就留下了，由来时的两个战士同我们一道，再加上八一电影厂的人。刚走下阵地不久摄影师就骂开了：“我操！这也叫政工干部，整个一个流氓！回头找他们领导，告丫的！”
彭澄没吭，脸色依然苍白。后面传来急促的脚步，同时，还有急促的喊声：
“姐！姐——”是小张。彭澄站住等他，目光温和友爱。小张却不敢看她了，看着一边的树，说：“姐，别跟领导说！指导员他喝多了！指导员他心里难受！他家属要跟他离婚，他孩子才两岁。他其实是好人，特别好！”
“你放心，我不会。又不是小孩子了，这点儿事还理解不了吗？”
“姐！……对不起。”
彭澄摇头笑笑，像一个真正的姐姐伸手拍拍小张的脸颊：“我走了？”
小张的眼圈红了。
从此我对彭澄格外地另眼相看，她立刻就感觉到了，对我越发依恋，有时会猛不丁地冒出一句：“韩琳姐，你要真是我的姐姐该多好啊！”
彭澄的父亲也是军人，也离休了，也去世了。比我更不幸的是，她的母亲也去世了。同时，她既无姐姐也无妹妹，只有一个比她年长九岁的哥哥。
大年初三的时候，彭澄的哥哥来看她了。按说这里不允许探亲，她哥哥是省委下属部门的干部，正好省里组织春节慰问团，她哥哥就借工作之便，代表本部门随团来了。那天我下部队了，彭澄把电话一直打到了我所在的那个哨所，让我“务必马上回来！”就这样，我见到了她的哥哥。
漆黑的板寸头，平淡的五官，中上等个，长腿，正是“雷锋”！我目瞪口呆。比起我的意外和吃惊，他要从容得多，甚至给我一种感觉，一切早在他的意料之中，或说，安排之中。他向我伸出了手，说：
“你好韩琳，我是彭湛。”
从哨所采访回来，在汽车驶上通往医疗所的小路时，我就已看到了等在路口的彭澄和同她在一起的这个穿便服的男子了，非常醒目。在云南边防，穿便服比穿军装醒目。但我没认出他来，直到下车，因为想不到。我机械地握住他的手张口结舌：
“你不是那个、那个——”
“对，我是。”
我脱口而出：“我还欠你钱呢！”
他笑了：“没错！”
彭澄也笑，说：“哥你不是专门来要钱的吧！”
听口气她好像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这时彭湛问我：
“你的脚怎么样了？”
“没有骨折。”
“那天有人去车站接你吗？”
“有。谢谢！”
彭澄站一边一言不发，晃着她短发蓬松的脑袋，笑眯眯地看看这个又看看那个，这时我便断定，她肯定什么都知道，怎么回事？
这天是云南边防一个难得的晴好天气，像我和彭澄去三连那天的天气一样，没有雾，天空明澈高远湛蓝。彭澄请求：“咱们去外面走走！”我们在外面走，沿着傍山的小路，到处是浓绿和大山吐出的清鲜，三人成列，彭澄居中，一手挽我，一手挽她的哥哥。
彭澄说：“今天天气真好！”
我说：“真好！”
彭澄说：“可惜没有太阳。”
没话说时人们便会谈“天”，意识到这点我觉得有点好笑，正寻思着找些有意思的话来说，彭湛开口了，接着我们刚才的话题，他道：“——太阳出国了。”
我和彭澄笑了。他看我们一眼，又道：“去了美国。”
我们大笑，他继续说：“留学。”又一顿，“——自费。”
我笑得气都喘不过来了，彭澄则干脆捂着肚子蹲在了地上。事后，彭澄生怕我不明白还特地向我指出：“我哥这人挺幽默是不是？他其实特有才！要不是婚姻问题没处理好，早出来了。”
彭湛结过婚，现在是单身。据彭澄介绍，她哥哥的前妻是服装商场的售货员，又虚荣，又俗气，还懒。“整个儿就是个小市民，没文化！我哥本来一直挺好的，二十三岁就是副连长了。”我的判断没错，果然他是当过兵的。“一结婚，全完了。我爸从前一直指望着他这个儿子子承父业当少将的，结果刚当到中尉就转了业，到地方这么多年来，也没什么长进。都说一个女人就是一所学校，我看我哥就是在‘她’那个学校里给待坏了。当然我哥也有问题，意志力薄弱。”对于他们最终分手的原因，彭澄概括说：“他们从根上就不是一路人！”我说这样一无是处的一个人你哥当初为什么还要同她？彭澄说：“我哥说她漂亮。”我说：“她漂亮吗？”彭澄说：“一般。”
医疗所节日聚餐，彭湛作为彭澄的亲属出席，席间落落大方不卑不亢，跟女孩子们谈笑风生，跟男人们大碗喝酒，诙谐幽默豪爽热情，把在场男士们比得没了颜色，令女孩子们满眼满脸放光，其中尤以彭澄为甚，随着她哥哥的每一个不俗表现拍手跺脚大笑大叫，有时都有点儿过了，有点儿“领笑”“领叫”的嫌疑了。我当然不会那样幼稚，已过了轻易被谁蛊惑的年龄。后来大伙让我唱歌，不唱不好，这种场合。唱又不能，我内向。这时他站了起来，说是愿代表我们两个后方来的人，在春节之际，为远离家乡亲人战斗在云南前线的同志们献上一曲。选的歌出人意料又恰到好处，苏联歌曲《灯光》。
“有位年轻的姑娘，送战士去打仗，他们黑夜里告别，在那台阶上……”
头一句既出，偌大的房间一下子静了下来，此时此境此曲，再加上感情充沛有着相当水准的演唱，令人动容。好几个女孩儿泪光闪闪想必是已进入了角色。隔着诸多餐桌人头以及饭菜香烟的氤氲我遥望着他，心想，他与他的妹妹倒真的有些相像。
那天晚饭后彭澄值班，请我陪她哥哥“出去走走”。这是我们俩第一次单独相处，因为他一直表现得热情洒脱妙语连珠所以我轻松上路，却不料那天走出好远他都没有说话，我因没思想准备也没有话说，静默中只能听到两人的脚步声，令人紧张不安还有些尴尬。我想，得说话，否则，一对孤男寡女这样默默地走下去没事也有事了。环顾四周，天上正下大雾，不失为一个话题，于是咳了一声准备开口，他却早我半拍先开口了，说的是：
“你的脚怎么样了？”接着就笑了，自我解嘲地道，“‘没有骨折’。”
我也笑了。同时心里不无感动，暗忖：难道像他这样的人也会紧张会不安吗？这时听他又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