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
几年后，我被我自己的话不幸言中。
父亲走得非常突然。
那天夜里，我一夜没睡，在医院靠海边那间单身宿舍里整整写了一夜。那是我第一个中篇小说，以父亲为原型。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也是以父亲为原型，写了一个从戎一生的老军人面临离休时的心态。小说发表后姐姐来信说：“你的小说对爸爸是一个极大的鼓舞和安慰。”
父亲一生仕途不顺，开头还好，不到四十岁时第一次授衔，就是两杠四星，大校。那会儿，为了父亲我多自豪啊。同时，内心深处又那样热烈地希望父亲能“再升一升”，再升一升就是少将，将军，我崇拜将军！对一个生在军营长在军营的小孩子来说，军衔就是她用来衡量父辈成就和荣誉的唯一可见的标志。但是父亲再也没升，“文革”开始后，一切都偏离了原先可能的轨道。先是被降职，后来复职，去了军区辖区内最穷的一个地方任军分区司令。父亲是乘一辆北京吉普去赴的任，途经我们部队驻地，头一天我乘船出岛等候他们。北京吉普风尘仆仆开来，在我面前停住，车上母亲和父亲一起。在我的记忆中，母亲永远和父亲一起，不管父亲是升是降，是去繁华都市还是穷乡僻壤。那次我和父母在一起待了半个小时，说的什么都忘记了，不能忘记的是他们当时的状态和神情。父亲满脸长途跋涉的尘土，仍遮不住由里向外渗透着的一种光辉，沉静，坚定，激奋，昂扬。母亲脸上的神情就是父亲心情的镜子，或是父亲心情的一种比较通俗的诠释：笑眯眯的。决不会单单因为官复原职，从大军区机关、正规军平调到地方部队，算什么官复原职？但那终究是一方相对独立的领域，他终究是要去那方领域里当一把手，就好比农民渴望自己的一块土地，一个军官，渴望的不就是一个指挥权吗？尽管那里穷，偏僻，他不在乎！我想可能就是在那一刻，我隐约懂得了一点父亲，懂得了一点男人。但是，父亲的仕途到此为止，几年后，他被免去司令员职务，为该军分区的顾问，顾问即离休的缓期执行，父亲面临着人生的重大转折。那段日子，是我们家最阴暗的一段日子，父亲被降职时都不曾有过。母亲和我们姐妹之间的通信往来中，充满了担心忧虑。我在写我的第一个短篇小说时，把这一切写了进去：
可是，明显消瘦的爸爸并不因此多吃一点。每次晚饭后他总是默默站在院子里，仰望着天空飘浮的云彩。阵风掀起他灰白了的头发，他一动不动，显得那样苍老孤独。以前，妈妈总嫌他不知着家，现在，他在家的时间实在太多了；以前，家里的客人往来不断，尤其到节假日，简直让人心烦，电话也总是跟着爸爸追，睡觉都不得安宁。现在，家里实在太静了，因为已没有什么事再需要他，生命的主要部分已经结束了。尽管爸爸从没有在我们面前抱怨过一句，但从他日见衰老的脸上来看，这样下去，简直要他的命。
写这个东西的时候我二十多岁，不论年龄性别还是阅历，都无法准确揣摸出一个经历坎坷、五十多岁男人的切实心境，我只能白描；到不能白描时，作者非得出来说话时，在小说的结尾处，我给小说中的主人公安排了一个出路，让他写回忆录。小说发表后不久，父亲就离休了。一次我回家探亲，就说爸爸你真的可以写回忆录嘛，要不，我来做你的助手？记得当时父亲笑了，没说话；我固执地要他说。他说：写回忆录，是需要一定职务的。心“嗵”地在胸腔里一跳，震得耳朵里一阵轰轰，我不敢再看父亲。这个事实我是知道的呀，这不是规定，是规律，规律比规定更无情更不可抗拒：谁会对一个默默无闻的普通人的回忆录感兴趣呢？你自己觉着风风雨雨曲折坎坷可人家要看的是经历了那一切之后的成就，看那面插上了顶峰的胜利旗帜，所谓名将名人明星。以前我们从来不跟父亲谈论这些，回避，像好心的家人回避跟病人谈论他不可治愈的疾病。而今，父亲自己坦然说出。面对父亲我检视自己：对于小说中的父亲，我安排他写回忆录凭的是想当然是不假思索是一种偷懒；对于小说外的父亲，我得承认，我这样说纯是为了安慰，带着年轻人的粗疏和不负责任。就是那一次，我对我自己和父亲开始了以前所没有过的剖析和审视，或者可以这样说，我对父亲的关心观察了解，恰恰是从他的要离休开始。也许这只是一种巧合，是因为恰恰在他离休的时候，我长大了。
我把那次以及以后的许多经历感受，统统写进了夜里刚刚完成的中篇小说里。在这部小说的结尾处我让主人公对他的女儿说：“我想过了，离休后，看能不能为你做一点什么。比如找一些你需要的资料，提供一些你需要的生活。”但这再不是凭着想当然和不假思索了，生活中的父亲真的就是这样对我说的，他甚至在干休所我们家那幢二层小楼楼上——父亲离休前被调为副军职，也算是一种补偿——专为我留出了一间房子。他以平静达观的心态，完成了这个重大的人生交替过程。我怀着天真真挚的情感，怀着与父亲交流的渴望，怀着得到父亲欣赏的期待，怀着给予父亲安慰和满足的热切，夜以继日，改完了这部长达六七万字的书稿，打算写完后亲自带回家，再让父亲看——初稿他已看过——再提意见，直到他满意为止。起床号响时我刚好写下了最后一个句号，身心无比轻松地脱下棉大衣准备出操，夜里起风了，屋里很冷。刚下楼听到有人叫我，说教导员让我马上去科里他的办公室。我感到奇怪，一路上做了无数的猜测，但对即将到来的，竟是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告诉我，早晨，医院接到上面的电话，我的父亲于昨日晚上在军区总院去世，死于心脏骤停。父亲住院我是知道的，臀部疖肿引起轻微发烧。在跟妈妈通话时我还就此开过玩笑，说凭爸爸这样的年龄能因一个疖子发烧，说明他机体反应能力很好，很年轻——为什么会一点预感没有？
教导员通知我的时候我没有哭，我不信，我一定要亲眼见到才信，可是没有船出岛，头天夜里海上就起了大风。我给家里打电话，中间经过了无数总机，电话是妹妹接的，声音很小。
我喊：“爸爸怎么了？”
她说：“爸爸……没有了。”
我要回家！我要回家看爸爸！我要最后摸一摸爸爸的头发，爸爸的脑门，爸爸柔软爽滑的大手……可是没有船出岛。各船艇在接到大风警报后就躲到了安全地带不再出航。十级大风刮了两天两夜，阴云低罩，海面墨黑，一排排巨浪咆啸拔起顶天立地如面目可怖的黑色怪兽。太阳没有了，月亮没有了，星星没有了，爸爸没有了！大风之后是大涌，大涌两天才停，从岛里乘船乘汽车乘火车日夜兼程到家还要两天，于是，六天。六天里亲爱的爸爸早已化作青云飘然飞去，去了一个为女儿所不知的远方永生不得相见——想死我了想死我了想死我了……
……
我返回部队，乘一艘军用登陆艇进岛。
正是秋季，傍晚，海上最好的季节，最好的时刻。来自八方捕捞对虾的渔船云集码头，各自开始生火做饭，支支炊烟笔直上升，上升着融化于无形，变作了海上的氤氲；海水平滑如镜，映照出天空的脸，大红大金大蓝大紫，色彩浓重无羁奇异诡谲，美得令人心碎。从前我们常在这个时候结伴来到码头，在各个渔船上跳进跳出跟渔民们讨价还价。不要鱼，不要虾，只要螃蟹。鱼和虾水产收购，渔民们卖给我们时就不会便宜多少。螃蟹水产不要，冰冻了没人敢吃，活着运出去当时没这个条件。水产不收购的渔民们就会卖得便宜，最便宜时我曾跟他们讲价讲到螃蟹七分钱一斤。回到宿舍，点上小煤油炉，将螃蟹用脸盆煮，上面扣一只脸盆做盖。随着水温上升，螃蟹将脸盆抓得咔咔作响，需要人将上面的脸盆紧紧按住。煮好了，就着盆吃，另一只盆吐皮儿用，两三个人一晚上就能吃出一脸盆的皮儿。
那时候的我父母双全，幸福得像个傻子。
“是韩护士吧？”我回头，一个士兵，看着面熟，大概是在我们科住过院的病号。我对他笑笑，不知姓什么，就不叫。“韩护士干什么去了？”
“探家。”
“家里都好吧？”
“好。”
“小韩！”又有人叫。是曲干事，宣传处的头号笔杆子，戴一副白边眼镜，脖子奇长，按身高应该穿一号军装，实际上才穿三号就刚刚好。“小韩，最近又有什么大作？”
9
“哪有。没有。”
“给你提供个素材？”
接着他便说了起来，是一个有关领导的讽刺笑话，还没说完自己率先笑成了一团。此类笑话我听过无数，这是其中比较拙劣的一个。但我也跟着笑，拼命笑，笑得直咳，大笑中恍惚听到又有人叫我，心里禁不住一阵厌烦。我想一个人待会儿，不想见人不想说话，我累了。可惜我们医院是岛上唯一的医院，认识我们的人必然多我必须接受折磨。但这回这人对我的称呼跟别人不同，既不是“韩护士”也不是“小韩”，他叫我：韩琳。
是姜士安。站在离我不远处的船舷边。一认出是他，泪水夺眶涌出。我从护训队分回岛里医院时他已调走了，这是我们分手后的第一次见面。我迎着他走去，泪水在脸上狂奔。他向我伸出了双臂，倏然间，又缩了回去，两只手因不能作为而不停地摩擦，发出刷刷的声响。
“韩琳，怎么啦？……韩琳，你别哭啊！……说，怎么啦？别哭，别哭啊！”他连连发问，担忧，焦虑，焦灼。
我深深吸口气正待说时，一个人从我身后闪了出来，冲他叫了声“姜营长”，姜士安回叫那人“高参谋”。高参谋道：“前天打电话找你，你们营文书说你回家了，老婆生孩子，男孩儿女孩儿？”
“有男有女。”
“双棒儿？”
“双棒儿。”
他有孩子了？他结婚了！就是说，他不再是一个人了他有他自己的家了他已不再是我的同类！奔腾不止的泪水刹那间止住迅速干涸。他和高参谋说话。我掉头看船后的大海。大海被船身犁开了一个巨大的锐角，雪白的浪花在船边翻卷，跳跃，时而飞溅上甲板，刷，从甲板上流过，复返归大海，带着无数的泡沫。
高参谋终于走开，姜士安得以转脸向我，没容他开口我便问他：“你结婚了？”
“啊。”他看着我的脸，急急道，“这事我告诉过你呀，一开始的时候。”
“一开始的时候是什么时候？”
“你在护训队的时候，我给你写过信，那年的五一节。”
“噢，对。”我点点头，冲他笑笑。然后不论他怎么问我刚才怎么了，我都不说，直到我下船，直到那船载着他继续向大海深处驶去……
晚上，我从床底下拉出了我用来盛信的纸盒子，找到了他说的那封信，褚黄色的信封，盖着三角形的军邮戳。我把信抽出，打开来，看，一字一字。在信的最后他说：“我爷爷给我定了个对象，家里没有女人照顾，不方便。他让我回家看看，如都同意，就结婚，就可以让女方来家里住了。不回去是说不过去的，但我不想同意这事，不知你有什么意见，请速回信。”
我慢慢地把信合上，装好，收起，怀着一种“永别了”的心情。
门外响起了嘭嘭的敲门声，邻居家男人回来了，我以为他在家就把门给插上了。女邻居故意抻了好一会儿后才去开门，这时我就知道我完了，至少前半夜别想睡了，每次夜半敲门声都是吵架的前奏曲。他们吵架不关房门，敞开了吵；往好里宽里想，人家是拿我不当外人儿。
“说是去一会儿去一会儿，你那‘一会儿’到底是多长？”
“那你让我在家干吗，陪你看电视剧？”
“陪我看电视剧又怎么了？咱俩谈恋爱的时候——”
“恋爱是恋爱，要不就不会有恋爱、结婚这些不同的词儿……”
“明白了。结了婚麻将就比老婆重要。”
“操！这日子真他妈不能过了！”
“你才知道？离婚——拿钱来吧！”
“凭什么？！”
“你在外面玩儿个鸡还得给钱呢是吧？”
“你是鸡吗你要承认你是鸡我就给钱！”
我躺在热成一团的夜暗里静静地听着我的邻居高一声低一声地吵，那段日子，我经常思考的一个问题就是，造物主能让人把眼睛闭上为什么就不能让人把耳朵闭上呢？
每次我都是这样忍，从不抗议从不说。既过日子就得吵架，人家并不过分。况且他们也是无奈，他们心里烦我的程度，肯定不亚于我烦他们。否则，女邻居怎会那样积极地为我张罗对象？就像我一个好心的娘家人，生怕我老在了家里。她给我找的对象不管别的方面怎么千差万别，有一点相同，都有房儿，一结婚就能立马把我接了走。看着她这样操心忙碌我心里很是不忍，很想跟她说你即使把我嫁出去了单位也不一定就把这房子给你，你跟别人合住一套房子的主要障碍并不在我。终是没说：人家口口声声可是说为我着想，我根据什么就能说别人是为了自己了呢？两家关系已然紧张得只剩下了这一层窗户纸儿遮着，真捅破了，还得在一个房顶下圈着，整天抬头不见低头见，那日子才真是他妈的不能过了。
不结婚真的是不行了，为自己，为他人，都不能再拖下去了。
脑子里慢慢又浮出了那套两室一厅的独门居室。若真的能拥有这样一套房子，就算拥有了家的一半了。那套房子的主人，那个男人，就是女邻居给介绍的，是北京军区的一个参谋，有权力调动车。那年头能认识一个能调动车的人是非常实惠的事，女邻居家的双缸洗衣机，就是那人找车帮着拉回来的。他唯一的缺陷是离过婚，可是，照女邻居话里话外透露出的意思，这缺陷对于一般人来说是缺陷，但对于我这样的大龄女青年来说，得算旗鼓相当半斤八两了。这很有些伤害我原本就很脆弱的自尊心，于是我说，我没兴趣，闻此女邻居一下子急了。
“面都没见呢怎么就没兴趣？！”
“大致你都说了……”
“具体还没说呢！那人特爱学习，烟酒糖茶一律不沾，唯一的爱好是看书，我去过他家，一张床上半铺书，跟毛主席似的！”
“看书不是目的……”我咕噜着。我熟悉的父辈在他这个岁数大都已做到了军区二级部部长以上。但我没说，怕自己显得庸俗。
“但总是优点！”
不一定。二十岁时是优点，四十岁时依然只有这个优点那就是缺点了，一切都有条件。“爱看书”在年轻人那里是一张可能兑换的支票，在中年人那里，就应当是已然兑换完毕的现金，如果一个人到了老年还是一事无成，纵然学富十车不也跟废物一样吗？
第一次见面是在公园，女邻居陪着去的，是一个黄昏，太阳已移至西天呈现出垂暮前的全红，风儿返过了劲来，一阵比一阵欢实，摇动起公园门口的竹丛，阵阵清爽。我的心情好了一些。天气一好我的心情就好。心情好，做决定时就会豁达、宽厚。在女邻居扭着脖子东张西望的时候，我心里就想，差不多就行了，婚姻之事不可不认真，但也不可过于认真。
“嗨——”
就在这时身边女邻居发出一声突兀的高叫，吓我一跳，下意识循着她旗帜般高扬的手臂看去，迎着夕阳，一个中等身材的陌生中年男子向我们跑步过来，绿军裤，白上衣，双手端在腰间，两腮帮子上的肉卡着跑动时的步点儿，有节奏地一颤一颤……我赶紧把脸别向一边，从心底责备自己：怎么一看就是别人的缺点一看就是缺点？切切记住韩琳，你也不是一个美人儿！
那天，我和他在公园里走了三十分钟，表现得非常耐心、配合、驯顺。分手前，他主动约定了下次见面的时间。初战告捷。
下次见面，他开着公家的车来接的我，接我去参观他的家。
他的家是我平凡理想中的天堂。卧室、客厅、卫生间、厨房、专职专房，令人顿生无限遐想。他去采购时我没去，一个人留在了家里，在各个房间里走来走去，走进走出，时时，就倚着某间房的房门站住了，双臂抱在胸前，久久地沉思：这屋子朝南，窗子阔大阳光灿烂，写字台就放在窗下吧。早晨，吃完早餐——早餐也绝不凑合，既然有着设备齐全的专门厨房，要熬粥，煎鸡蛋，还要有各种的小菜——吃完早餐，泡上一杯茶，把稿纸在光线充足的写字台上摊开。没有同居一处邻居家的电视声，开门关门声，吵吵嚷嚷声，楼道里永远不断的电话铃声和吆喝声，有的，只是我的钢笔尖在稿纸上走动的声音，沙沙沙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