就好像暴雨前蹲在树下看蚂蚁搬家的孩子，天真且残忍。
再去看那片泪眼婆娑，只一瞬，隐隐传出不和谐的气息。
不知是什么时候，郝萌已止住哭声，慢慢地抬起头，却不敢抬眼。泪痕在面颊上拖出一道道蜿蜒的轨迹，把她本就不甚娇好的相貌，勾勒出一个成熟的轮廓——一种与她年龄不符的狡黠与世故。
与此同时，彬垂首莞尔。无数若隐若现的疑问仿佛暗香疏影，静悄悄地弥漫在房间里。我豁然惊觉，面部肌肉不受控制地抽搐起来，话到嘴边，却说不出口。
“理论上，这是个‘不可能’的案子。”
所谓的“不可能”，就是根据郝萌的证言，郝建波当晚根本不可能有时间去掘坑埋尸。
除非……一如周若鸿般老练的警察，却取证失手——也就是说，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五号晚，六点半到九点半之间，郝建波并没有回家。
我愕然，无言地望向那张充满稚气，却又在七年前击败了所有探员的面孔。
生存的本能，也许无关年龄。但那一年，郝萌才几岁？
相比较，我苦心诣造的伪证，真是小巫见大。
彬早已了然于胸，却只是旁观不语。我绝望地看着他，仿佛看到了一个百无聊赖的孩子，举着装满人性碎片的万花筒，慵倦地冷眼下瞰，反复把玩各种简单变幻的丑陋图案。
我突然感到一种无以名状的悲伤。
第三章 橱鬼
1
在被停职的将近三个月里，我一不拿工资，二没有证件，却实实在在地当了回全勤义工，这直接缘自老白做出的人事调动：我被贬成探员；曹伐恢复了副队长的职位；某副支队长因“枪库门”事件主动申请调职，领导也没委派别人，只是叫刘强临时代领东部队。
私下里，不少同事，包括刘强，都跟我说：“老白是把这拨儿弟兄留给你的，要没打人这事，你早就提了副支，名正言顺地当上东部队一把了。”
话听着是挺安慰的，可我自己清楚，作为一个“犯过错误”的民警，想实现从探员到副支的三级跳，几乎是痴人说梦。
毛病出在老白的安排上——刘强的能力固然没问题，但一人兼任两个地区队的领导，累得他血压一路飚升不说，结案率却朝相反的方向持续跌落。
不出俩礼拜，刘支叫我出来吃饭，大倒苦水后一把搂住我的肩膀：“兄弟，你得帮哥哥一把。特别你原来带的那帮人，曹伐根本支唤不动……照这么下去，别说月评、季评了，年度评比俩队肯定都是末位。这第一、第二可是倒数的啊，你让哥哥这脸还往哪儿搁？”
我正闲得发慌，应得非常痛快，不过由于没复职，要案命案办不了，只能干点儿“扫街”的活儿——刑警并不是只抓杀人犯，日常工作中，盗窃、抢劫、涉黑、贩毒一类的散碎案子才占了大头。
我归队后，弟兄们自然高兴得很，甚至连曹伐也一反常态地笑脸相迎，仿佛被沉的不是我而是他。据说一开始还有人向领导打小报告，不过老白每次听完后，“嗯”了一声就没下文了。
为了不辜负同事们的支持和领导的失明，我没日没夜地带着东部队疯狂扫荡辖区内的犯罪分子。不是趴在绿化带的灌木丛里蹲守，就是黑灯瞎火串胡同摸排……一名抢劫嫌疑人在被抓后甚至哭丧着脸问我：
“大哥，最近是不是‘严打’啊？”
至于我无法参与的那些案子：王纤萍的案子沉了；长信大厦奸杀案再没找到其他嫌疑人；后来小月河的那起命案也一直没破；航天桥附近死的拾荒者尸检确认非他杀。更要命的是，十一月底，中关村医院一名大夫在睡梦中被人入室割喉；十二月中旬，穿着一身皮衣的三陪小姐方婉琳午夜横穿知春里小区公园，陈尸半路。经比较评估，支队怀疑辖区内有人连环作案，传闻市局正逐渐关注。
元旦过后没两天，白局就亲自向我证实了这一“关注”。
“头儿，新年好……”被突然传唤到局长办公室令我多少有些不安，“您找我？”
老白指了下沙发：“停职比在职还勤谨，你就是贱！”
“嘿嘿！”虽说上来就被喷了一脸狗血，可领导肯骂我，是个好兆头。
“上季度的命案一起没破，知道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