主人出门赴宴，翰园的晚餐也推迟了。看着轿子走远了，倚阑一分钟也不敢耽误，匆匆走上楼去，易君恕正等着她。
倚阑打开dad的房门，直奔写字台上的公文包而去……
遍览了第二轮谈判记录和林若翰起草的双方协议，易君恕的脸上已经全无血色，嘴唇在颤抖。他过高地估计了两广总督谭钟麟和广东候补道工存善，两天前燃起的希望之火顿时被一盆冷水扑灭！
“完了！”他冰冷的手重重地打在写字台上。
3月16日，王存善与骆克、林若翰以及总测量官和双方勘察工程人员乘船前往大鹏湾，由沙头角登陆，勘定了自深圳河源到沙头角紧西大鹏湾的界限，沿线树立木质界桩，中方一侧以汉文书写：“大清新安县界”，英方一侧以英文书写：“Anglo-Chinese
Boundary，1898”。之所以不用立桩的实际年份1899而写为“1898”，是因为自1898年7月1日起，《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就已经生效，精明的骆克决不会忽视这一点。王存善提出应刊立石质界碑，以示郑重，骆克未予同意，而主张沿袭九龙界限街的先例，全线树立栅栏，且待日后再行办理，而实际上他却另有打算，并不认为今天树立的木桩就可以约束英方今后的行动。
3月18日，新租借地北部陆界勘界结束。
3月19日，即光绪二十五年二月初八日，骆克与王存善在香港辅政司署签订《香港英新租界合同》：
北界始于大鹏湾英国东经线一百一十四度三十分潮涨能到处，由陆地沿岸直至所立木桩，接近沙头角即土名桐芜墟之西，再入内地不远，至一窄道，左界潮水平线，右界田地，东立一木桩，此道全归英界，任两国人民往来。
由此道至桐芜墟斜角处，又立一木桩，直至目下涸干之宽河，以河底之中线为界线，河左岸上地方归中国界，河右岸上地方归英界。
沿河底之线，直至迟口村之大道，又立一木桩于该河与大道接壤处，此道全归英界，任两国人民往来。此道上至一崎岖山径，横跨该河，复重跨该河，折返该河，水面不拘归英、归华，两国人民均可享用。此道经过山峡约较海平面高五百英尺，为沙头角、深圳村分界之线，此处复立一木桩，此道由山峡起，即为英界之界线，归英国管辖，仍准两国人民往来。此道下至山峡右边，道左有一水路，达至迟肚村，在山峡之麓，此道跨一水线，较前略大，水由梧桐山流出，约距百码，复跨该水路，右经迳肚村抵深圳河，约距遥旺村一英里之四分之一，及至此处，此道归入英界，仍准两国人民往来。
由梧桐山流出水路之水，两国农人均可享用。复立木桩于此道尽处，作为界线。沿深圳河北岸下至深圳湾界线之南，河地均归英界，其东、西、南三面界线，均如专约所载。
大屿山岛全归界内。大鹏、深圳两湾之水，亦归租界之内。
至此，新安县与香港新租借地的边界由一纸《合同》规定，深圳河成为“中、英界河”，由此以南的大片土地，以及深圳河、深圳湾和大鹏湾的全部水域划归了英国。其中“潮涨能到处”一语，模糊宽泛，为英方留下了随意解释、越界侵权的借口，遗患无穷，此是后话。
《合同》中只字未提新租借地的“租”金。
在签字之前，王存善曾经小心翼翼地向骆克探询：“该地既为租借性质，那么，贵国应付多少租金？”
出租方问价于承租方，这已是亘古未有的奇事，惟在《镜花缘》中的“君子国”才可能发生。却不料对方的答复更是奇中之奇。
“我不知道，我不能解决这个问题！”骆克干脆说，并且向王存善反问，“俄国租借旅大、德国租借胶州湾，向贵国偿付租金了吗？”
“……”王存善语塞。他心知肚明：俄之于旅大、德之于胶澳，名之曰“租”，实之为抢，何曾向中国付过一个铜板？既然如此，再把同一问题向大英帝国提出，真是太不识相了！
骆克笑了：“我想，在这一问题上，充满友好感情的英国也会像其他国家那样同中国共事，令中国感到满意！”
王存善遂怏怏作罢，在《合同》上签字画押。事后，从总理衙门到两广总督，竟也无人追究“租金”一事。对此，英国驻华公使窦纳乐阁下作出了十分精辟的解释：“毫无疑问，他们害怕被人谴责为出卖国土。”
窦纳乐担任驻华公使不过三年，已经把大清国的官场琢磨透了。
《香港英新租界合同》签订之后，这位大英帝国的功臣有些累了，返回英国度假，由巴克斯·艾伦赛署理驻华公使。
总理衙门和英国署理公使关于《香港英新租界合同》未尽事宜的谈判继续进行。
香港总督办公室的灯光彻夜不熄，北京一伦敦一香港之间雪片似的电报堆在卜力爵士的面前。
清晨，秘书手持一份电报，走进办公室，按灭了校形吊灯的开关。玫瑰红色的曙光已经射进窗内，映在墙上的那幅巨大的地图上。总督卜力和辅政司骆克各自仰坐在靠背椅上，发出一高一低的鼾声二重奏。他们面前的茶几上，摆着两只空了的咖啡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