罢免礼部六堂官的惊人之举，震动了全国，士民争相上书，言路大开。都察院和各部衙门每天各有数十摺进呈，某些奏摺长达数十页。言路壅塞得太久了，民怨积压得太多了，士绅百姓有万语千言，要向皇帝诉说！中国历朝历代，对奏章的格式限制最严，若不慎有一笔之误，便获“欺君之罪”，而今那些下僚寒士，哪里懂得这些规矩？只顾随意写来，格式杂沓不一，更有山野农夫渔民，寄来二尺长条，称“皇上”不知抬头，遇避讳不知缺笔，皇帝也只是笑笑而已，并不动怒。外省有一腐儒，竟斗胆上书责难皇帝“变乱祖宗之法”，枢臣主张严惩，皇帝却说：“方开言路之时，不宜谴责，恐塞言路，亦容宽之。”皇帝每天闻鸡而起，日暮不息，成千上万份奏摺尚不能尽览，由新任军机处四章京谭嗣同、刘光第、杨锐、林旭代为披阅。年轻的皇帝思贤若渴，把焦灼的目光投向他的臣民，孜孜以求良谋善策，挽救危难中的国家。
在浩如烟海的奏摺之中，有两份引起了他特别的注意。
一份来自顺天府举人易君恕。对大清天子来说，易君恕是个名不见经传的小人物，但他的奏摺却讲的是国政大端。目睹那连篇俊逸挺秀的小楷，咀嚼那满怀悲愤、激荡肺腑的话语，皇帝被深深地触动了，今年夏天挥泪来批《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的情景又浮现在眼前。香港是光绪皇帝的一块心病。当年道光爷“深以弃香港为耻”的遗诏至今言犹在耳，那么他呢？他这个不肖子孙比祖先走得更远，不但割让了比香港大得多的台湾，而且租让了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还有广东新安县那片土地，也被英国以“展拓界址”为名划归了香港，租约一签就是九十九年，是租让期最久的一块租借地！九十九年是个多么漫长的期限，二十八岁的光绪皇帝穷其天年也不可能看到将国土收回的那一天，那么，当他告别人世之时，将给子孙后代留下怎样的遗诏呢？大清开国圣祖留下的是广阔的疆土和国家的尊严，而他留下的却是破碎的江山和民族的耻辱，仅仅“深以为耻”一句话能够洗刷他深重的罪孽吗？不，他死后也不得瞑目，将长久地被后世子孙和臣民怨恨、诅咒！剧烈的痛楚使皇帝震颤，仿佛躯体四肢被割裂，五脏六腑被撕碎！
皇帝反复将易君恕的奏摺看了两遍，英国推迟接管新租借地的信息使他怦然心动，和上书的那个同龄人一样，年轻的皇帝心中升腾起一个强烈的愿望：借此时机，与英夷重开谈判，推翻屈辱的条约，收回新安县！他拈起朱笔，在奏摺的上端批道：“著总理衙门照会英使……”
刚刚写了这几个字，手腕猛地一抖，又停住了。他突然想到，今年西历8月6日，中国公使罗丰禄已经在伦敦和英国首相兼外交大臣索尔兹伯里互换《展拓香港界址专条》，并且申明此《专条》已从7月1日生效，再也没有谈判的余地，要想推翻成约已经根本不可能了！英国政府和驻华公使窦纳乐是好惹的吗7如果中国就此再和英国交涉，只能被人家无情地嘲弄：你们早干吗呢？是啊，李鸿章、许应骙、张荫桓与窦纳乐谈判长达两个月之久，步步退让，何曾向英夷力争国权？满朝文武又何曾挺身而出、捍卫国士？你们都早干嘛呢？！如果在签约之前皇帝能听到这个布衣书生易君恕的声音，也许还来得及……不，李鸿章背后有皇太后作主，早已抱定了以和戎求苟安的宗旨，连大清国的天子也没有回天之力，割让台湾和租让旅大、胶州湾、威海卫、广州湾的条约不都是皇帝朱批御准的吗？李鸿章酿成的苦酒逼迫着他喝下去，已经多少次了！
一盆冷水当头泼下，一腔怒火从心头升起！大清国的外交大权掌握在这种人手里，外侮接连不断，国家何谈自强、自立？自甲午丧师、乙未议和，皇帝已经对李鸿章忍耐了多年，现在忍无可忍了！他既然可以罢免礼部六名堂官，难道就不能罢免一个李鸿章吗？
屈辱、悲愤凝聚于笔端，皇帝把刚才所写的半句话勾去，重新写下御批：“著李鸿章毋庸在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行走。钦此！”
作出了这项决定，皇帝长长地舒了一口气，他觉得自己这才像个皇帝了。
另一份奏摺来自英国牧师林若翰。皇帝虽不曾见过此人，但对这个名字并不算陌生，曾经听到过关于这位“鬼子大人”的传闻，也曾经读过他的专著《甲午战纪；，印象之中留有相当的好感。皇帝痛恨列强对中国的巧取豪夺，却并非仇视所有的洋人。英、法、德、俄、日东西各强国都曾给中国带来灾难和耻辱，但“知己知彼，百战不殆”，列强何以能够强大？英国的“工业革命”、俄国的“大彼得变政”、日本的“明治维新”……这些成功的经验都值得中国借鉴，正如林若翰在这份奏摺中所说：学问无论中西，以实用者为取。何况林若翰这个洋人又有特别之处，他既不是英国政府官员，又不是军事将领，只是一位以宗教为职业的牧师，一位对中国有着浓厚兴趣的学者，有道是“远来的和尚会念经”，若这位“洋和尚”念得好则听，念得不好，不听也就罢了。
林若翰的奏摺，是由康有为作了精心修改，然后才代为递呈给皇帝的。尽管修改后的摺子已经削弱了林若翰的某些锋芒，加进了康有为自己的主张，仍然涉及了大多的禁忌。光绪皇帝阅过之后，没有批复，仅仅“留中”，把其中有用的东西化为自己的主张，予以推行。他颁布了一系列诏令：开办学堂、报馆、译书局；京师设矿务铁路总局、农工商总局，沿江沿海开办商会、商务局，提倡实业，振兴商务，奖励新著作新发明；裁减绿营，实行征兵，筹造兵轮，兴建枪炮厂，以洋操、洋枪练兵，出洋采办军火，选派宗室王公和学生出国“游学”，令驻外使臣博考各国律例……这已经是尽最大努力在各行各业全面推广西法。
使他犹豫不能决断的，是林若翰关于聘用洋人的建议。皇帝认为，工、矿、企业聘用洋人技师是完全可以的，正可以“师夷之长技”，但洋人不可入朝做官。虽然大清国也有“客卿”，像总税务司赫德就是英国人，把持中国海关至今已经三十七年，今年正月英使窦纳乐又以“英国在华贸易既已超过他国”，“英商纳税几达外国所纳全数十分之八”为由，迫使中国继续聘用赫德为总税务司，欲罢不能。赫德之例不可循，如果搞得朝廷枢臣华洋参半，后患无穷，国将不国。因此，他悄悄地采用了林若翰建议的切实可行之处，却把其中的关键之笔抹掉了。至于在皇帝身旁可不可以设外国顾问，他打算看一看再说。现在，来华访问的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已到天津，这位卸任的东洋政治家此行的目的，据说一为考察中国的维新变法，二为自己寻求再显身手的机会，意欲改换门庭，投靠大清皇帝，建功立业。光绪皇帝不敢轻信，但准备见一见伊藤博文，听听他对维新变法的见解。还有那位执著上摺的英国传教士林若翰，也不妨一见，或许他本人正是想谋求顾问之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