翁同龢猛然被触动。身为四朝元老、两代帝师，翁同龢曾与光绪皇帝在毓庆宫师生相伴达二十年之久，直至汉书房被慈禧皇太后撤销之后，皇上仍然常常召见他，促膝独对，推心置腹，无所不谈，这种特殊地位早就遭人妒嫉，翁同龢本人又何尝没有远祸全身之虑？但是，当今国家危急存亡之秋，皇上的信任和依恋又是一位以身许国的老臣所无可推辞的，”他只有将自身的安危置之度外，拚将一把老骨头，辅佐皇上成就变法救国大业。面前的这位李鸿章，是和他较量多年的政敌。自甲午之后，李鸿章声望一落千丈，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的职位也被剥夺，靠了皇太后的关照，安排在总理衙门大臣上行走，顾全了他的面子，漫长的仕途已是强弩之末。谁知他在总署任上仍是走当年的“洋务”老路，极尽屈节丧权之能事，令翁同龢所不齿！本来，皇上今天召见李鸿章，翁同龢不必在场，因为皇“上在收到《专条》稿本和黏附地图之后，要他一起察看、分析，他才留了下来。且在一旁静观吧，他想，不打算插嘴。现在，李鸿章竟主动地点到了他，也许是要先发制人，堵住他的嘴巴？
“皇上，”翁同龢不得不说话了，向光绪皇帝躬身道：“李中堂听说属实。据臣所知，这地图确系英夷所绘，《专条》稿本也是由英夷起草。”
李鸿章听他这么说，心里暗想：翁常熟果然被我堵住了嘴，说的是实话。
“嗯？”光绪皇帝不悦地转脸望着翁同龢，“两国谈判，本应各自陈述己见，怎么能一切听命于对方？我总理衙门设你们诸位大臣还有何用？”
李鸿章低头不语。看来，他已经成功地将皇帝的不满转移给了包括翁同龢在内的整个总理衙门，自己身上的责任就轻得多了，那就让翁同龢去对付吧！
“皇上，”翁同龢继续说，“此事由李中堂主办，臣不便插手。英夷所提出拓界方案，李中堂仅仅提出保留九龙寨城和城外道路、码头而已，其余各款，一概应允了。”
李鸿章心里“咯噔”一声。这真像洋人玩儿的足球把戏，他刚刚把球踢给翁同龢，对方却飞起一脚，又踢回来了！好你个翁常熟，厉害啊！
“李鸿章！”光绪皇帝的怒气果然又转移过来，“你的骨头怎么如此之软？洋人指到哪里，国土就割到哪里，大鹏湾、深圳湾都是我海防要塞，你竟轻易予人，此线以南的大片国土，也全部割让，仅仅保留小小的九龙寨城和码头、道路，又有何用？”
“皇上，”李鸿章硬着头皮，仰起脸来，“窦纳乐所提要求，臣等并未全部应允，再三予以驳斥，据理力争，才得到这个结果，已属来之不易。臣以为，租借土地，毕竟与永久割让有所不同，允议暂租，尚可操纵自我。况且，我方得以保留九龙城及原旧码头，以便文武官员驻扎，兵商各船往来停泊，以及他日建造铁路之根据……”
“胡说！”光绪皇帝怒喝道，“租借与永久割让不同，就可以轻易将国土出租吗？你好大方，租期长达九十九年，人生也不过百年！你老而将死，九十九年之后早已化归尘土，就连你的玄孙也未必能见到租约期满，不怕后人咒骂你卖国吗？”
李鸿章最怕的就是“卖国”二字，惶恐地垂下了头，不敢仰视。
光绪皇帝继续说：“鼠目寸光，因小失大！大鹏、深圳两湾若租与英夷，他们必然构筑炮台，停泊战舰，驻扎重兵，雄踞东南，虎视大陆，为我大清之患！九龙寨城四面被围，如汪洋之中一座孤岛，进不能进，退无可退，纵使‘城中驻扎官员各司其职’，还有何用？朕久欲修筑一条广九铁路，以利东南交通、商贸、民生，而你们却仅以‘临时商办’一语轻轻带过，修路之权，等于自动放弃！如此等等，利权丧尽，你还沾沾自喜‘尚可操纵自我’，朕问你，将如何操纵？还有何可供‘操纵’？纯属痴人说梦，一派胡言！”
“皇上圣明！”李鸿章垂首唯唯，“臣等愚不可及！”
“朕不要这等误国之臣，也不做亡国之君！”光绪皇帝愤然把《专条》约稿和地图掷于脚下，“朕不准此约！拿去，扔在英夷窦纳乐脸上，告诉他：我大清国变法图强，自立于天下，再不容外夷宰割了！”
李鸿章惊呆了。他虽然早就担心《专条》在皇上这里难免受阻，但没有想到皇上会发这么大的脾气，把《专条》彻底推翻！受了洋人的气之后又受皇上的气，还要他回过头再去得罪洋人，这太难了！他的眼前浮现出窦纳乐骄横威严的面孔，那个官阶比他低得多、年纪比他轻得多的红毛洋鬼，只因为背后有个强大的大英帝国撑腰，踏进中国的总理衙门如入无人之境，对总理大臣颐指气使就像吩咐手下的奴隶，李鸿章有多大的胆子敢和他翻脸？
“皇……皇上！”李鸿章膝行几步，战战兢兢地捡起地上的《专条》和地图，却并没有起来，惶恐地望着光绪皇帝，“‘普天之下，莫非王土’，臣不过是给皇上守家护院的一条走狗。皇上不准租地，臣决不敢租；皇上不准签约，臣决不敢签……”
“那就无须饶舌了，”光绪皇帝不耐烦地挥了挥手，“下去吧！”
“皇上！”跪在地上的李鸿章却仍然没有走，他手里捧着《专条》和地图，十分为难地说，“皇上命臣拿去扔在英国公使的脸上，这……”
“你不敢？”光绪皇帝鄙夷地扫了他一眼，转过脸去，“那就由翁师傅去办这件事！”
“皇上！”翁同龢一愣，忙躬身道，“臣食皇家俸禄，蒙圣上恩宠，为国排难，万死不辞！不过，与英使谈判香港展拓界址一事，臣却难以从命！”
“怎么？”光绪皇帝恼火地看着一向无比依赖的翁师傅，想不到他也有抗旨违令的时候，“翁师傅也怕洋人吗？”
“皇上，”翁同龢说，“臣身为天朝臣子，公理在手，浩气在身，何惧洋人！可是，臣也有所怕……”
“你怕什么？”光绪皇帝疑惑地问道。
“恕臣直言，”翁同龢说，“臣怕的是自己人不能同舟共济，若要办成一件事，处处掣肘，横生枝节，难以放手去做，往往虎头蛇尾，善始而不得善终。”
“嗯，”光绪皇帝若有所悟，“你不妨讲得详细一些。”
“是！”翁同龢继续说，“即以今年春天德国租借胶州湾为例。德国背后有俄国支持，态度极其强横，志在必得，德皇御弟威廉二世甚至扬言：‘如中国阻挠我事，以老拳挥之！’日本公使矢野文雄也极力怂恿将胶州湾‘暂租与德’以解围。这些洋人来势汹汹，臣并无所惧，在谈判中奋力与争，曾拍案而起，当面大骂德国公使：‘如此则无可商，以后不必找我！’可是，臣的愚忠，臣的奋争，却被恭亲王和李中堂指斥为‘徒劳无益’，‘有碍和局’，‘贻误时机’，总理衙门诸位大臣一致同意将胶州湾租与德国，而最后恭亲王却又奏请皇上，命臣与李中堂同去与德国公使画押！如果不是皇上诏令，臣宁死也不肯画押，那是臣的耻辱，亲手把山东全省的利权让与腥膻洋鬼，做了民族罪人！皇上，这种违心的事，臣做了一次，已经感到永世不得洗刷耻辱，决不肯再做第二次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