十九
有人说过：性，从繁殖走向娱乐，是一种进步。但那大约只是动物的进步，说明此一门类族群兴旺已不愁绝种。若其再从娱乐走向艺术，那才能算是人的进步吧。
是艺术就要说话，不能摸摸索索地寻个乐子就完事。性的艺术，更是以一种非凡的语言在倾诉，在表达，在祈祷心灵深处的美景。或者，其实是这美景之非凡，使凡俗的肉身禀领了神采。当然，那美景如果仍然是物质的，你不妨就浑身珠光宝气地去行你的事吧，但那美景若是心灵的团聚，一切饰物就都多余，一切物界的标牌就仍是丑陋的遮蔽，是心灵隔离的后遗症。心灵团聚的时刻，你只要上帝给你的那份财富就够了：你有限的身形，和你破形而出的爱愿。你颤抖着，试着用你赤裸的身形去表达吧，那是一个雕塑家最纯正的材料，是诗人最本质的语言，是哲学最终的真理，是神的期待。不要害怕羞耻，也别相信淫荡，爱的领域里压根儿就没它们的汤喝。任何奇诡的性的言词，一旦成为爱的表达，那便是魔鬼归顺了上帝的时刻……谴责者是因为自己尘缘未断。
什么是纯洁？我们不因肉身而不洁。我们不因有情而不洁。我不相信无情者可以爱。我倒常因为看见一些虚伪的标牌，媚态的包装和放大的凛然，而看见淫荡。淫荡不是别的，是把上帝寄存于人的财富挪作它用。
二十
但是，喂！这一位铁生，你不是在把爱和爱情混为一谈吧？你不是在把它们混淆之后，着意地夸大男女私情吧？
问我吗？我看不是。
而且谁也别吓唬人，别想再用人类之爱、民族之爱或者祖国之爱一类的大词汇去湮灭通常所说的爱情。那样的时代，史铁生和我都经历过。是那样的时代把爱情贬为“男女私情”的。是那样的时代，使爱情一词沾染了贬意，使她无辜地背上了狭隘、猥琐一类的坏名声。套用一下陀思妥耶夫斯基的那句话吧：不能用贬低个人的爱愿来确认人类之爱的崇高。
完全没有不敬仰人类之爱（或曰：博爱）的意思，个人的爱情正在其中，也用不着混为一谈。如果个人的爱情可以被一个什么东西所贬低、所禁迷，那个东西就太可能无限地发育起来，终于有一天它什么事都敢干。此一铁生果然愚顽，他竟敢对一首旷古大作心存疑问——“生命诚可贵，爱情价更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疑问在于这后一抛。这一抛之后，自由到底还剩下什么？但愿所抛之物不是指爱情的权利或心中的爱愿，只是指一位具体的恋人，一桩预期的婚姻。但就算这样，我想也最好能有一种悲绝的心情，而不单是豪迈。不要抛得太流畅。应该有时间去想想那个被抛者的心情，当然，如果他（她）也同样豪迈，那算我多事。其实我对豪迈从来心存敬意，也相信个人有时侯是要做出牺牲的。不过，这应该是当事人自己的选择，如果他宁愿不那么豪迈，他应该有理由怯懦。可是，“怯懦”一词已经又是圈套，它和“男女私情”一样，已经预设了贬抑或否定，而这贬抑和否定之下，自由已经丢失了理由（这大约就是话语霸权吧）。于是乎，自由岂不就成了一场魔术——放进去的是鸽子，飞出来的是老鹰？
二十一
这一个愚顽的人，常在暮色将临时独坐呆问：爱情既是这般美好，何以倒要赞誉它的止步于1对1？为什么它不能推广为1对2、对3、对4……以至于n对n，所有的人对所有的人？这时候我就围绕他，像四周的黑暗一样提醒他：对了，这就是理想，但别忘了现实。
现实是：心灵的隔离。
现实是人吃了善恶树上的果实，因而偏离了上帝之爱的角度，只去看重人的社会价值，肉身功能（力量、智商、漂亮、潇洒），以及物质的拥有。若非这样的现实，爱情本不必特特地受到赞美。倘博爱像空气一样均匀深厚，为什么要独独地赞美它的一部分呢？但这样的现实并未如愿消散，所以爱情脱颖而出，担负起爱的理想。它奋力地拓开一片晴空，一方净土，无论成败它相信它是一种必要的存在，一种象征，一路先锋。它以其在，表明了亘古的期愿不容废弃。
博爱是理想，而爱情，是这理想可期实现的部分。因此，爱情便有了超出其本身的意义，它就像上帝为广博之爱保留的火种，像在现实的强大包围下一个谛听神喻的时机，上帝以此危险性最小的1对1在引导着心灵的敞开，暗示人们：如果这仍不能使你们卸去心灵的铠甲，你们就只配永恒的惩罚。
那个愚顽的人甚至告诉我，他听出其中肯定这样的意思：这般美好的爱愿，没理由永远止步于1对1。——我不得不对他，以及对愚顽，刮目相看。
二十二
所以，残疾人（以及所有的残缺的人），怎能听任爱情权利的丢失？怎能让爱愿躲进荒漠？怎能用囚禁来解救囚禁，用无言来应答无言？
诚实的人你说话吧。用不着多么高深的理论来证明，让诚实直接说话就够了，在坦诚的言说之中爱自会呈现，被剥夺的权利就会回来。爱情，并不在伸手可得或不可得的地方，是期盼使它诞生，是言说使它存在，是信心使它不死，它完全可能是现实但它根本是理想呵，它在前面，它是未来。所以，说吧，并且重视这个说吧，如果白昼的语言已经枯朽，就用黑夜的梦语，用诗的性灵。
这很不现实，是吗？但无爱的现实你以为怎么样？
二十三
最近我看到过一篇文章，标题竟是：“生命的惟一要求是活着”。这话让我想了好久，怎么也不能同意。死着的东西不可以谓之生命，生命当然活着，活着而要求活着，等于是说活着就够了，不必有什么要求。倘有要求，“生命”就必大于“活着”，活着也就不是生命的惟一。
如果“活着”是指“活下去”的意思，那可是要特别地加以说明。“活着”和“活下去”不见得是一码事。“活着”而要发“活下去”的决心，料必是有什么使人难于活着的事情发生了。什么呢？显然不只是空气、水和营养之类的问题，因为在这么“生命”显然也不是指老鼠等等。比如说爱情和自由，没有，肯定还能活下去吗？当然，老鼠能，所以它只是“活着”，并不发“活下去”的决心，并不以为活着还有什么再需要强调的事。当生命二字指示为人的时候，要求就多了，岂止活着就够？说理想、追求都是身外之物——这个身，必只是生理之身，但生理之身是不写作的，没有理想和追求，也看不出何为身外之物。一旦看出身外与身内，生命就不单单是活着了。
而爱，作为理想，本来就不止于现实，甚至具有反抗现实的意味，正如诗，有诗人说过：“诗是对生活的匡正。”
（我想，那篇文章的作者必是疏忽了“惟一”和“第一”的不同。若说生命的第一要求是活着，这话我看就没有疑问。）
二十四
但是反抗，并不简单，不是靠一份情绪和勇敢就够。弄不好，反抗是很强劲而且坚定了，但怨愤不仅咬伤自己，还吓跑了别人。
比如常听见这样的话：我们残疾人如何如何，他们健全人是不可能理解的。要是说“他们不曾理解”，这话虽不周全，但明确是在呼唤理解。真要是“不可能理解”，你说它干吗？说给谁听？说给“不可能理解”的人听，你傻啦？那么就是说给自己听。依史铁生和我的经验看，不断地这样说给自己听，用自我委屈酿制自我感动，那不会有别的结果，那只能是自我囚禁、自我戕害，并且让“不可能理解”的人眼睁睁地看着一个自虐者自虐而束手无策。
再比如，还经常会碰见这样的句式：我们残疾人是最（）的，因此我们残疾人其实是最（）的。第一个括号里，多半可以填上“艰难”和“坚强”，第二个括号里通常是“优秀”或与之相近的词。我的意思是，就算这是实情，话也最好让别人说。这不是狡猾。别人说更可能是尊重与理解，自己一说就变味——“最”都是你的，别人只有“次”。况且，你又对别人的艰难与优秀了解多少呢？
最令人不安的是，这样的话出自残疾人之口，竟会赢得掌声。这掌声值得仔细地听，那里面一定没有“看在残疾的份上”这句潜台词吗？要是一个健全人这样说，你觉得怎样？你会不会说这是自闭，自恋？可我们并不是要反抗别人呀，恰恰是反抗心灵的禁闭与隔离。
二十五
那掌声表达了提前的宽宥，提前到你以残疾的身份准备发言但还未发言的时候。甚至是提前的防御，生怕你脆弱的心以没有掌声为由继续繁衍“他们不可能理解”式的怨恨。但这其实是提前的轻蔑——你真能超越残疾，和大家平等地对话吗？糟糕的是，你不仅没能让这偏见遭受挫折，反给它提供了证据，没能动摇它反倒坚定着它。当人们对残疾愈发小心翼翼时，你的反抗早已自投罗网。
这样的反抗使残疾扩散，从生理扩散到心理，从物界扩散进精神。这类病证的机理相当复杂，但可以给它一个简单的名称：残疾情结。这情结不单残疾人可以有，别的地方，人间的其他领域，也有。马丁·路德·金说：“切莫用仇恨的苦酒来缓解热望自由的干渴。”我想他也是指的这类情结。以往的压迫、歧视、屈辱，所造成的最大遗害就是怨恨的蔓延，就是这“残疾情结”的蓄积，蓄积到湮灭理性，看异己者全是敌人，以致左突右冲反使那罗网越收越紧。被压迫者，被歧视或被忽视的人，以及一切领域中弱势的一方，都不妨警惕一下这“残疾情结”的暗算，放弃自卑，同时放弃怨恨；其实这两点必然是同时放弃的，因为曾经，它们也是一齐出生的。
二十六
中国足球的所谓“恐韩症”，未必是恐惧韩国，而是恐惧再输给韩国，未必是恐惧韩国足球的实力，而是恐惧区区韩国若干年来（其足球）竟一直压着我们，恐惧这样的历史竟不结束，以及本世纪内难道还不能结束吗？这恐惧，已不单是足球的恐惧，简直成了民族和国家的心病。要我说，其实，是这心病造成和加重了足球的恐惧，或者是它们俩互相吓唬以致恶性循环。本来嘛，足球就是足球，哪堪如此重负！世界上那么多民族、国家，体育上必各具短长，输赢寻常事，哪至于就严重到了辜负人民和祖国？倘民族或祖国的神经竟这般敏感和脆弱，倒值得想一想，其中是否蓄积着“残疾情结”？
有位著名的教练曾在电视上说：我们踢足球，就是为了打败外国队！这样的目标与体育精神有着怎样的差距姑且不论，单这样的心理，决心（如赛前所宣称）就难免变成担心（如赛后所发现）。决心基于自信，尤其是相信自己有超越和完善自己的能力，把每一次比赛都看成这样的机会。（顺便说一句，我喜欢申花队“更进一步”的口号，不喜欢国安队的“永远争第一”。至少，“更进一步”没法弄虚作假，“争第一”的手段可是很多。）担心呢，原因就复杂，但肯定已经离开了对自己的把握；把握住自己，这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吗？输了也可以是更进一步。要是把人民的厚望、祖国的荣誉，乃至历来的高傲和高傲不曾实现所留下的委屈一股脑儿都交给足球，谁心里也没底，不担心才怪。
说句公道话，教练和球员们的负担是太重了，重到不是他们可以承受的也不是他们应该承受的，别再说什么“爱国主义和政治思想抓得不够”，这么多年，每一次失败都像重演，每一次教训都像复制，每一次电视台上沉痛的检讨都仿佛录像重播，莫非只有赢球那天才算政治思想抓够了？能不能从下一次来个彻底甚至过头的改变？比如说，不必期望下一次就能赢，只盼下一次能输它个漂亮！漂亮到底，对，明明已经出局也还是抱住漂亮不撒手！体育，原是要在模拟的困境中展现坚强、美丽的精神。爱国——毫无疑问，毫无疑问到用不着“主义”来加封，有吃饭主义吗？我不信有哪位教练或球员不爱祖国。但美丽的精神不更是荣誉？胆战心惊地去摸一把彩的心情，倒是把祖国轻看。
二十七
作家陈村说过：让中国人心里不平衡的事情有两件，一是世界杯总不能入围，二是诺贝尔文学奖总不能到手，这两件事弄得球迷和文人都有点魔魔道道。关于后一项，真的不大好再说什么了，要么是酸，要么是苦，甚至于辣，敬仰与渴望、菲薄与讥嘲也都表达过了，剩下的似乎只有闷闷不乐。
说一件真事：五六淑女闲聊，偶尔说起某一女大学生做了“三陪小姐”，不免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百哪！”——嗤之以鼻。“一晚上挣好几千的也有！”——还是嗤之以鼻。有一位说：“要是一晚上给你几十万呢？”这一回大家都沉默了一会儿，然后相视大笑。这刹那间的沉默颇具深意——潜意识总是诚实的。那么，做一次类推的设想：五六作家，说起各种文学奖，一致的意见是：艺术不是为了谁来拍拍你的后脑勺儿。此一奖——摇头。彼一奖——撇嘴。诺贝尔奖呢？——我总想，是不是也会有那么一瞬间的沉默以及随后的大笑？
几位淑女沉默之后的大笑令人敬佩。她们承认了几十万元的诱惑，承认自己有过哪怕是几秒钟的动摇，然后以大笑驱逐了诱惑，轻松坦然地确认了以往的信念。若非如此，沉默就可能隐隐地延长，延长至魔魔道道，酸甜苦辣就都要来了。
很难有绝对公正的评奖这谁都知道，何不实实在在把诺贝尔奖看作是几位瑞典老人对文学——包括中国文学——的关怀和好意？瑞典我去过一次，印象是：离中国真远呀。
二十八
残疾人中想写作的特别多。这是有道理的，残疾人与写作天生有缘，写作，多是因为看见了人间的残缺，残疾人可谓是“近水楼台”。但还有一个原因不能躲闪：他们企望以此来得到社会承认，一方面是“价值实现”，还有更具体的作用，即改善自己的处境。这是事实。这没什么不好意思。他们和众人一道来到人间，却没有很多出路，上大学不能，进工厂不能，自学外语吗？又没人聘你当翻译，连爱情也对你一副冷面孔，而这恰好就帮你积累起万千感慨，感慨之余看见纸和笔都现成，他不写作谁写作？你又不是木头。以史铁生为例，我说过，他绝不是一个甘于寂寞的人。我记得他曾在某一条少为人知的小巷深处，一家街道工厂里，一边做工一边做过多少好梦，我知道是什么样的梦使他屡屡决心不死，是什么样的美景在前面引诱他，在后面推动他……总之，那个残疾的年轻人以为终有大功告成的一天，那时，生命就可以大步流星如入无人之境，他决心赌一把，就像歌中唱的：我以青春赌明天。话当然并不说得这么直接，赌——多难听，但其实那歌词写得很坦率，只可惜今天竟自信到这么流行。赌的心情，其实是很孱弱、很担惊受怕的，就像足球的从决心变成担心，它很容易离开写作的根本与自信，把自己变成别人，以自己的眼睛去放映别人的眼色，以自己的心魂去攀登别人的思想，用自己的脚去走别人的步。残疾，其最危险的一面，就是太渴望被社会承认了，乃至太渴望被世界承认了，渴望之下又走进残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