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听见火车来了；我熟悉火车的轰鸣声。火车在驶出诺斯科特站后便会加速，风驰电掣地拐个弯，接着又渐渐减速，车声也从“轰隆隆”变成“呜噜噜”，有时还会夹杂尖利的刹车声——那是火车在离我家几百码开外的一盏信号灯前停下来。桌上的咖啡已经凉了，但我感觉懒洋洋又暖融融，实在懒得起身再去弄一杯。有时我甚至懒得遥望驶过的火车，只用耳朵听。清晨坐在此处，闭着眼，阳光在我的眼帘上洒下暖意，一时间仿若插翅遨游四海：也许是在西班牙南部的某个沙滩，也许是在意大利的五乡地——那里有五彩的漂亮房屋，一列列火车载着旅客来来往往。说不定我又回到了霍克汉姆，耳边回荡着海鸥的啼鸣，嘴里尝到咸味，一列幽灵火车从半英里外那截锈迹斑斑的铁轨上呼啸而过。
今天火车没有停，慢悠悠地驶过去了。我可以听见车轮碾过发出的“咣咣”声，几乎可以感觉到阵阵震颤。我无法望见车上乘客的面孔，我知道他们只是些搭车前往尤斯顿站的上班族，但我大可以做做白日梦，梦想一场异国之旅。在心底深处，我总是一次次回到霍克汉姆。真奇怪，如此良辰，我却情意绵绵地回想那个地方，但事实正是如此。卷过绿野的风，笼罩着沙丘的万里碧空，摇摇欲坠的破屋里老鼠四窜，充斥着蜡烛、灰尘和音乐——此刻那一切对我来说已恍若旧梦。
我感觉自己的心跳得实在有点儿快。
我听见楼梯上响起他的脚步声，他高声喊着我的名字。
“你想再来杯咖啡吗，梅根宝贝？”
迷咒顿时失效，我再没有半点儿睡意。
晚上
微风送来阵阵凉爽，马提尼里掺的伏特加却又让我浑身发热。我在室外露台上等斯科特回家，今天我要让他带我去肯利路那家意大利馆子吃晚餐，我们已经好久好久没有出门了。
今天进展不大，我本来打算申请圣马丁学院的纺织品课程——我也确实着手申请了，但在楼下忙申请时，我听见了一名女子的尖叫声，叫得那么刺耳，我还以为有人想要她的命呢。我一溜烟奔到屋外花园里，却没有看见半个人影。
可我还听得见她的叫声，让人毛骨悚然，像把凌厉的尖刀，十分凄厉，十分绝望。“你在干什么？你想对她下什么毒手？把她给我，把她给我。”那嘶喊似乎一直在耳边回荡，但也可能只响了几秒钟。
我又一溜烟上楼奔上露台，这下终于可以看个清楚了：透过树丛望去，在隔着几座花园的地方，栅栏旁边有两名女子，其中一个正在哭号（也许她们两个人都在哭号），还有个孩子哇哇大哭。我琢磨着去报警，但风波似乎已经平息。刚才哭闹的女子跑进了屋，怀里抱着宝宝；另一个则留在室外。她向房子奔去，路上跌了一跤又爬起来绕着花园转悠。莫名其妙。鬼才知道出了什么事呢，不过对我来说，这已经算是几周来最刺激的遭遇了。
目前我再也无须打理画廊，感觉有点儿闲得慌。我很怀念画廊岁月，怀念跟艺术家们清谈，甚至怀念跟无趣的辣妈们过招——她们会来画廊闲逛，手中端着“星巴克”咖啡，目瞪口呆地望着画作，不屑地对朋友说：“小杰茜在幼儿园画的画都比这破烂儿强多啦。”
有时我寻思着找找昔日的故人，但又转念一想，如何跟他们细谈眼下的生活呢？他们只怕认不出这个住在郊区、幸福满满的已婚妇人梅根吧。无论如何，我不能冒险回顾过去——回头向来不是一件好事。等过完夏天吧，到时候再找份工作。真不该白白荒废这漫长的夏日，实在丢人。我会找到事做的，要么在本地，要么在别处，我知道我会。
2012年8月14日，星期二
早上
我站在自己的衣橱前，第一百次直勾勾瞪着一堆漂亮衣服。对一个新锐小画廊的经理来说，眼前的衣橱堪称完美，但里面没有一件跟“保姆”沾得上边。天哪，单单“保姆”二字就足以让我作呕。我穿上牛仔裤和T恤，把头发胡乱往后理了理。连妆都不用化：打扮得漂漂亮亮整天跟个宝宝耗在一起，有意思吗？
我愤愤地奔下楼，想找茬儿吵一架。斯科特正在厨房里冲咖啡，他转身对我露出微笑，我顿时感觉拨云见日，噘着的嘴不禁露出了笑意。他递给我一杯咖啡，吻了吻我。
怎么能怪斯科特呢，这明明是我的主意嘛，是我自告奋勇为同一条街的邻居照看孩子。我本来觉得也许会很有意思，说真的，当时一定是脑子有问题——又好奇又憋闷又无聊，神经兮兮的。我想探个究竟。上次听见那女人在花园嘶喊之后，我就冒出了这么个念头，想弄清楚究竟出了什么事。当然，不是人家来求我的。那怎么可能，对吧？
斯科特给我打气；我提出要去帮忙照看宝宝时，他简直开心坏了。他觉得跟宝宝待在一起会让我母爱爆棚，其实情况截然相反。每次踏出她家的家门，我便会一口气跑回家，迫不及待地脱光衣服钻进卫生间淋浴，把身上的宝宝味道洗掉。我向往曾在画廊度过的时光——精心梳妆，打理发型，跟成年人聊聊艺术、电影，或者干脆不发一言。不发一言也比跟安娜聊天强。天哪，她真是闷死人！你以为她会时不时提提自己吧，可惜她嘴里说的全是“宝宝”：宝宝穿得够暖和吗？是不是太暖和了？宝宝喝了多少奶？而且安娜无时无刻不守在一旁，很多时候我觉得自己颇为多余。我的职责是在安娜休息时照顾孩子，让她好歹歇歇。可她歇得下来吗？她还紧张得很，显得有点儿诡异。我总发觉她坐立不安，一惊一乍的。火车经过她就打个寒噤，电话铃响也会吓一大跳。“宝宝太容易受伤了，对吧？”这是安娜的原话，我倒也还认同。
我出了家门，拖着沉重的步伐沿布伦海姆路去五十码开外的安娜家。今天开门的不是她，是她的丈夫汤姆，他身穿正装正要出门。正装打扮的汤姆显得颇为英俊，但比不上斯科特英俊，毕竟汤姆身材矮些，脸色苍白些，如果凑近仔细端详的话，眼睛还眯得太细了些，但也挺不错。他对我展颜露出他那“汤姆·克鲁斯”式的招牌笑容，接着消失了踪迹，屋里只剩下我、安娜和宝宝。
2012年8月16日，星期四
下午
我甩手不干了！
一下子感觉舒畅了许多，仿佛一切皆有可能。我自由了！
我坐在露台上，等着下雨。头顶是阴沉的天空，燕子蹁跹掠过，空气又闷又湿。斯科特大约再过一小时就会到家，我不能不告诉他。他会气个一两分钟，不过我会哄好他。再说我不会整天在家闲坐，我已经订好计划了。我可以去上一门摄影课，不然去街市租个摊位卖珠宝，还可以学学厨艺。
曾经有位老师告诉我，我深谙“自我重塑”之道。当时我不解其意，还以为他信口开河，但心底挺喜欢这种说法。逃家少女、情人、妻子、女招待、画廊经理、保姆，其间还有几重其他身份——明天我又要变成什么人呢？
刚才我并非一心要撂挑子，只是忍不住脱口而出。我们坐在餐桌旁边，安娜怀里抱着宝宝，汤姆回家来取东西，所以他也在，正喝着一杯咖啡。我待在那儿一点儿意义也没有，似乎很可笑。更糟的是，我感觉极不舒服，仿佛自己是个“电灯泡”。
“我找到了另一份工作，”我脱口而出，“所以不能再帮你们看孩子了。”安娜闻言瞥我一眼——她不信，我觉得。她只说：“噢，真遗憾哪。”我听得出那话很违心。她显得如释重负，甚至没问我找到了一份什么工作，这倒让人松口气，因为我还没有琢磨出像样的说法。
汤姆倒是显得有点儿吃惊，说了句“我们会想念你的”，但那也是骗人的。
唯一真正会失望的人是斯科特，所以我必须想好怎么哄他。也许我该告诉他，汤姆在打我的主意，这事就结了。
2012年9月20日，星期四
早上
清晨7点刚过，室外寒气袭人，但景色如此美丽，一座座碧绿而凉爽的花园连绵不绝，正等着万丈金光从铁轨旁缓缓升起，再次唤醒万物。我已经醒了好几个小时，睡不着。我失眠好几天了。真讨厌，失眠比什么都可恨，只能躺在那儿思绪翻涌。我全身发痒；我想剃个光头。
我想逃；想要驾敞篷车兜兜风，敞开车篷；想要驱车去海边，哪里的海边都好；想要在沙滩漫步。当初我跟哥哥原本打算来趟公路旅行。没错，本跟我是这么打算的。好吧，其实是本的主意，他就是个爱做梦的人嘛。我们计划骑摩托车从巴黎奔赴蔚蓝海岸，不然就在美国沿着太平洋海岸一路往南，从西雅图直奔洛杉矶。我们要循着切·格瓦拉的足迹，从布宜诺斯艾利斯前往加拉加斯。如果真的跟本一起去旅行了，我就不会沦落至此，不知道下一步该怎么走。也有可能，如果真的跟本一起去旅行了，我的处境会跟现在一模一样，但却感觉心满意足。不过当然啦，我没去成公路旅行，因为本连巴黎也没去成，他连剑桥都从来没有去过。他死在A10大道上，头颅被一辆拖车的车轮蹍得粉碎。
我没有一天不思念本，对哥哥的思念无人能及。他是我生命中无法填补的空缺，恰在灵魂中央；或许一切由他而始。我说不清楚，我甚至说不清这一切究竟是源于本，还是源于之后发生的事，源于由此发生的事。我只知道前一秒我还好好的，生活美满、应有尽有，下一秒我就迫不及待地再次想逃，乱成一团糟。
所以我要去看心理医生啦！可能有点儿诡异，但也可能很有趣。我一直觉得，当个天主教徒也许颇有意思，可以去忏悔，卸下肩头的重担，还有人告诉你说你已经得到了宽恕，前尘罪孽一笔勾销。
不过当然了，目前情形有所不同。我有点儿紧张，最近一直失眠，斯科特催着我去看医生。我告诉他，跟熟人谈这种事就已经很不容易了；我几乎都无法开口跟你谈呢。他却说，关键就在这里：你对陌生人可以畅所欲言。可惜事实并非如此，怎么能“畅所欲言”呢？可怜的斯科特，压根儿蒙在鼓里。他爱我至深，不禁让我心底隐隐作痛。我不知道他怎么能做到，反正我就会被我自己逼疯。
但我必须做点儿实事，看医生至少像是件实事。我的那些计划，摄影课啦学厨艺啦，总感觉有点儿空洞，仿佛我只是在游戏人生，而不是脚踏实地过日子。我要找些躲不开的要务，不容置疑的事情。我不能只当个主妇；我办不到。我不明白怎么会有人办得到，身为主妇简直无事可做，只能等，等待男人回家爱你。要么去过那种日子，要么就找点儿事情做，好歹分分神。
晚上
我一直在等。约好的时间是半小时前，但眼下我还坐在候诊室里翻看《时尚》杂志，满脑子琢磨着要不要拍拍屁股起身出门。我知道医生看诊会超时，可谁知道心理医师也一样。都怪电影害我认定三十分钟诊疗时间一到，心理医师就会把你轰出门——看来，好莱坞电影指的并不是由英国国民健康保险指派的医师。
我刚要告诉前台说我已经等了很久，现在就要告辞，医师办公室的门却开了。一名异常高挑、清瘦的男子出现在眼前，看上去满脸歉意，向我伸出手。
“希普韦尔太太，很抱歉让您久等。”他说。我只是微微一笑，说了声“没关系”。此刻我忽然觉得一切定会顺利，因为我只跟他待了片刻工夫，却已经感觉松了口气。也许是因为他的声音，低沉温柔，略带口音（这一点我倒是猜到了，因为心理医师名叫卡马尔·阿卜迪克）。我猜他一定年过而立，不过在令人难以置信的深蜜色肌肤的衬托下，他显得非常年轻。他的手指纤长优雅；我想象得出这双手如何搁在我身上，我几乎可以感觉到它触碰我的肌肤。
我们没有谈任何大不了的事，这次诊疗不过是让双方认识一下：他问我出了什么问题，我告诉他如何惊恐发作、如何失眠、晚上如何毫无睡意地躺在床上，害怕得无法入睡。他让我详细说说这一点，但我还没有准备好；他问我是否吸毒、酗酒，我告诉他这段时间我犯的是别的戒，这时我迎上了他的目光，我觉得他明白我的意思。随后我感觉自己应该认真些，于是我告诉他画廊关了门，我整天闲着，不知何去何从，花太多时间胡思乱想。他不怎么说话，只是偶尔引导几句，但我想听他开口讲话，于是即将告辞时，我问他是从哪里来的。
“梅德斯通。”他说，“在肯特，但几年前我就搬到科里了。”他明知自己答非所问，却对我狡黠地咧嘴一笑。
回家时斯科特在等我。他塞了杯饮料到我手中，让我把事情经过告诉他。我说，还行。他问起那位心理医师：让人满意吗，人好不好？“还行吧。”我又说了一遍，因为我不希望自己听上去热情满满。斯科特问我，跟医生是否谈到了本——斯科特觉得这一切都跟本有关。也许他是对的，也许他比我想象中更加了解我。
2012年9月25日，星期二
早上
今天我醒得很早，但确实睡了几个小时，总比上周强。起床时我几乎觉得神清气爽，于是没有去露台闲坐，而是决定出门逛逛。
恍然不觉中，这段时间我一直不爱见人，似乎只去逛商店、上普拉提课、见心理医师，偶尔去塔拉家一趟，其余时间都待在家里，也难怪我焦躁不安。
我走出家门向右拐，再向左拐弯来到肯利路，经过一家酒吧——“玫瑰”酒吧。过去我们常去那里，我不记得为什么后来不去了。我一向不太喜欢“玫瑰”酒吧，那里年近不惑的夫妻太多，喝得也太多，一个个四下猎艳，试探自己是不是够胆大。也许这就是我们不再去那家酒吧的原因，因为我不舒服。我经过酒吧，经过商店，我并不想走太多路，不过是逛逛舒展筋骨。早起出门可真好，学校还没有开始上课，通勤的人们还没有开始出没，街道空空荡荡、干干净净，充满了可能性。我又左拐走到小运动场上，那是附近一带聊以充作绿地的地方。运动场上人迹寥寥，但过不了几个小时，这里就会挤满蹒跚学步的孩子以及妈妈和帮工。练普拉提的女生恐怕有一半会到这里来，从头到脚穿一身“Sweaty Betty”品牌，一个个争先恐后地拉筋，做了美甲的双手握着“星巴克”咖啡。
我经过公园，走向罗斯伯里大街。如果在这儿拐个弯，会经过我的画廊（好吧，以前是我的画廊，现在则是一扇空荡荡的橱窗），但我不想选这条路，因为还是有点儿伤感。我曾经如此努力地经营，可惜画廊生不逢时：在郊区，在当前经济形势下，大家才不需要艺术呢。于是我右转经过“乐购”便利店，又经过另一家酒吧向家走去。我开始心里打鼓，生怕撞见沃森一家人，因为跟他们见面总是很尴尬：显而易见，我没有什么新工作，只是不愿意继续在他们家帮忙，所以信口瞎诌了一通。
更确切地说，跟安娜见面会很尴尬。汤姆不会理我，但安娜似乎很记仇。显然，她觉得我才当了短短一阵子保姆就甩手走人，要么是因为她，要么是因为她的宝宝。其实一点儿也不关宝宝的事，尽管她家宝宝成天哭哭啼啼，确实很不讨人喜欢。事情要复杂得多，但我确实没办法跟她解释。不管怎么样，这也是我一直躲着不见人的原因之一，因为我不愿意遇见沃森一家，我心底隐隐有点儿希望他们搬走。我知道安娜并不乐意住在这一带：她恨死了那栋房子，恨死了跟汤姆前妻的旧物日夜相处，恨死了那些火车。
我在街角停下脚步，瞥了一眼地下通道。那种阴冷潮湿的味道总让我头皮发麻，想象着翻开一块石头下面会有什么宝贝：青苔、虫子和泥土。这让我想起儿时在花园里玩耍，跟哥哥一起去池塘旁边找青蛙。我继续往前走。前方安然无事，不见汤姆和安娜的踪迹。说实话，我那颗期待狗血闹剧的心还隐隐有些失落呢。
晚上
斯科特打电话说他要加班，这消息可不太合我的意。我已经战战兢兢一整天了，他得回家哄我冷静下来，可现在他还要过几小时才能回来，我的脑子里思绪翻涌，等待我的只怕又是一个不眠之夜。
总不能一味闲坐着呆望火车吧，我实在太六神无主，一颗心咚咚直跳，仿佛拼命挣脱囚笼的鸟儿。我穿上人字拖下了楼，出门迈上布伦海姆路。时值7点半左右，人们三三两两地下班回家。周围空无一人，但听得见孩子们在大声叫嚷，他们正趁着最后一抹夕阳在后院里玩闹，直到被家人叫进屋吃晚餐。
我向火车站走去，在23号房前面停留了片刻，犹豫着该不该摁门铃。该说些什么呢？我家的糖用光了？只是想聊聊？23号房的百叶窗半掩着，但我并未望见屋里有人。
我又继续向街角走去，不及细想便进了地下通道。火车从头顶呼啸而过时，我几乎正在通道中央，感觉棒极了：简直就像一场地震，你能感觉到热血涌遍全身。我低下头，发现地上有件东西——一条紫色的发带，松垮垮的，已经很旧。也许是某个跑步的家伙扔下的，但它莫名其妙让我起了一身鸡皮疙瘩，我只想尽快离开那里，回到阳光之下。
在回家的路上，他驾车从我身边经过，我们的眼神交汇了片刻，他对我微微一笑。